宋朝时期,在区域文化形成下,文人士大夫思想有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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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邵经邦在《宏简录·宰辅列传》所说:“周必大原籍河南郑州,跟随其祖辈迁居庐陵,后祖父周诜去世于庐陵,便定居于此。”

“庐陵周氏”是两宋时期典型的借助科举不断兴旺的世家大族。周氏族人多恪守家训,继承家学,其中最富盛名的便是周必大。

宋朝时期,在区域文化形成下,文人士大夫思想有何变化?

宋朝的周必大对故乡江西庐陵,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深受庐陵地区崇儒重礼、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他的《文忠集》中有百余篇提及庐陵。

据史书记载,庐陵府历史上曾有三千余人考取进士,从官方的庠序、学宫,到私人创办的书院、义学,包括庐陵地区重要的祠堂文化,都是庐陵人在重视礼义、强调仁爱的教育实践中,

传承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传统的重要体现。

庐陵文化发源于江西吉安,悠久的文化传统孕育了“庐陵五忠一节”,即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文天祥等经明行修,名流千古的人物。

宋朝时期,在区域文化形成下,文人士大夫思想有何变化?

《宋史·周必大传》中提到周必大一生最敬慕欧阳修、杨邦乂与胡铨三人:“尝建三忠堂于乡,谓欧阳文忠修、杨忠襄邦乂、胡忠简铨,皆庐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为文记之,盖绝笔也。”

庐陵地域文化对周必大的影响具体又可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北宋时期,主要以欧阳修为首的江西学派;

其二便是南宋时期以胡铨、杨万里为代表的江西儒士团体。首先,以欧阳修为首的江西学派与北宋时期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学者从“诚”、“气”、“易”等多个概念出发思考、探讨义理之学的道学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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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选择“舍天道而谈人事”,在理学家沉迷于对“天人关系”、“身心性命”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时,他们立志笃实于研究礼乐刑政,重视将思想理论落实为政治实践。

欧阳修,宋真宗景德四年生于吉州永丰,因而自称“庐陵欧阳修”,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域都颇有建树,为一代大家。

诚如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苏轼所说:

“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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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著有《本论》《朋党论》,对历史、时事都深有见地;又与宋祁合编《新唐书》,著《新五代史》,是继司马迁、班固后的又一史学大家;在诗词创作方面,更是开宋诗婉丽畅快之先河。

纵观欧阳修一生,其仕途并不顺利,而他却依然忠义正直,无论在官场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将“礼”作为修身立命之根本,周必大为他的文章刻书时曾说:“欧阳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而翰墨不传于故乡,非阙典与?”

认为欧阳修在道德、文章方面是百世师表,倾佩之情溢于言表。值得一提的是,《欧阳文忠公集》正是周必大组织一批学者校勘、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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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发展到两宋时期,皇帝与士大夫群体都希望通过规范典礼形制来达到统治、教化民众的目的,因此,无论是由官方钦定,还是民间自发,都根据历代礼制传统,特别是唐代的礼仪制度,并结合社会实际现状修订制作了大量礼仪典范。可以说,制定礼仪典范的过程,是儒家知识分子礼学思想的重要体现。

周必大试图通过记录欧阳修家书中所讨论的北宋年间不以礼称呼职官的现象,来讽刺废弃原有的典礼仪式,而违背法令,

以货泉(即钱币)为礼的现状,呼吁重修旧制,恢复儒礼。

周必大在提倡广建县学时也曾引用欧阳修《本论》中以孔孟之礼抵抗佛老之学冲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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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欧阳修的礼学思想为周必大所继承并活用于其自身的理论之中,后文还将分析周必大所受思想影响在礼学实践中的体现。

其次,周必大还与同乡前辈胡铨交往甚深。胡铨以其直言敢谏留名青史,《省斋文稿》中记载:“中外议论虽汹汹,顾无敢直言陈于上前者,独枢密院编修官胡公铨上书数百言,援大义而伸之”。

当时正是金国来使,然而态度傲慢,藐视南宋当局,朝中众臣乃至全国军民皆义愤填膺,却无一人敢直言,只有胡铨上书高宗,乞斩秦桧、王伦等人,周必大慕其忠义,特以文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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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宋元学案》中记载,周必大、杨万里皆为胡铨学生,据考证这段时间大约在乾道元年至淳熙三年之间,“某窃惟三有乐之君子,俱存为先;四无告之穷民,幼孤为重。自怜薄命,实感格言。岂谓某官以贵下贱,以贤下愚。馈双玉瓶,屈千金诺。更推孔子之忠恕,历叙姬公之太平。”

文章开篇即表达了周必大对蒙受胡铨谆谆教诲的感激之情,又赞扬他不仅有礼贤下士的儒士风范,更有平天下之相才。

在礼乐思想上,周必大称赞胡铨能够依照古训,躬行冠、婚、丧、祭之礼,并且摒弃佛老异端之学,终其一生都不曾停止对“礼”的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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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周必大对胡铨作品的总结,不难看出胡铨在“礼”的问题上有其独到的见解和论著,

周必大自然也受到恩师的影响。

隆兴元年十一月,隆兴北伐失败后,面对朝堂中愈来愈盛的议和之风,孝宗召见胡铨,向他询问有关议和、宣战二者的利弊,是否可以派遣使臣,应该以何种礼仪对待金国等问题,胡铨主战态度坚定,力排众议,认为历来将军只有战死沙场,不曾有惜命投降。

随后向孝宗举例自开国以来,主和政策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权臣所谓的“外和内不忘战”是误国言论,一旦安于一时的和平局面,就会是军队瓦解,再没有与敌国战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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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胡铨更借用先王的法令制度,试图说服孝宗。周必大一方面由衷敬佩胡铨忠勇,另一方面,则继承其重视旧制、沿革古礼的思想。

周必大还曾在为胡铨的侄子胡昌龄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江西多名士,吉为冠。自吉言之,庐陵胡氏为大族,群从百数,多通经工文章,守礼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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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周必大倾慕于胡氏一族通于文章又奉行礼教的治学传统,并深受其影响。

综上所述,以欧阳修为典型代表的庐陵士大夫,在秉持儒家传统,重视礼乐思想的同时,又能恪守礼节、提倡礼教,强调思想必须落实于日用实践,这种事功倾向对周必大的礼学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形成了他在义理阐释的同时,更重视躬行实践的思想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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