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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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刘先银题写书名:春秋繁露

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名人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李斯者,大秦灭亡的罪魁祸首,秦始皇时期,他是大秦过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始皇充分信任他。作为秦王朝重要奠基人,李斯功德圆满深得秦始皇信任,为何最终背叛主人功亏一篑,还是源于私心;扶苏与他道不同不为谋,不篡改遗诏难保功名;李斯高估了胡亥,小看了赵高,大丈夫死于小人。

公元1905年清朝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秦朝丞相李斯已经被夷三族。商鞅、张仪、李斯。历史真正名人,他们要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名声,他们要的是把自己的真才实学发扬光大,平生所学有用武之地,遇贵人给他舞台让他施展才华,造福百姓,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可有些历史名人只是为了金钱,青史留名留下千古骂名,子孙后代跟着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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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银题写书名:浮云飘飘

富莫富于常知足,贵莫贵于能脱俗,贫莫贫于无见识,贱莫贱于无骨力。我看到这个世界被悲伤的阴影笼罩,被苦难的烈焰灼烧。我想找出问题的症结,但环顾四周,却找不到答案。我去书中探求,依然没有答案。而后我回归内心,在那里不仅找到了一切的症结,还了解到一切苦难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继而我看向更深处,终于寻得了答案。我发现了一条法则——觉悟之法则;发现了一种生活——恪守这条法则的生活;还发现了唯一的真理——有关如何掌控自己的头脑,如何获取平静、顺服的心灵的真理。

没有比知足常乐更富足的了,没有比脱离庸俗更高贵的了,没有比缺乏知识更贫穷的了,没有比丧失骨气更低贱的了。于是我梦想着写这样一些书,来帮助世间的男男女女,无论他们贫贱还是富有,学识渊博还是目不识丁,世故庸俗还是超凡入圣,都可以通过这些书,习得在内心寻求一切成功、幸福、成就和真理的觉醒。实践真理,心怀真理,你将所向披靡:因为真理从不含糊,真理恒久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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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银题写书名:一念之慈,万物皆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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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银题写书名:学,学而时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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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银题写书名:浮云飘飘

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刘先银题写书名:《史记·报任安书》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刘先银题写书名:浮云飘飘

每一个人的人生结局都不同,或轻于鸿毛,泯人众人,浑浑噩噩一生,好似从未出现过;或重于泰山,忧天下人之忧,名垂青史,好似从未离开过。但也有一种人,他们的死如同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黯然离世,却留给后人无限的警示。

战国名人韩非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死很特别,让自己的同窗李斯背负了骂名。但事实上,李斯本不该因为韩非子的死,而背负数千年的谴责。

关于韩非之死,《史记》中有相关记载,起因是秦王嬴政看了韩非的作品后,将其视为知音,甚至发出了“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的感慨。为了约见韩非,秦王嬴政甚至不惜大动干戈,派兵攻打韩国,以此逼迫韩王。

韩王一向对韩非不满意,从未启用他,因为秦王苦苦相逼,不得已之下被迫启用韩非,以韩非为韩国使者入秦,面见秦王。

秦王虽然欣赏韩非的才华,韩非却并未在秦国得到重用,反而因为李斯等人的陷害,被毒死于狱中。也正是因为这段记载,导致李斯背负因嫉妒韩非才华,不顾同窗之谊,暗施毒手,害死韩非的骂名。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固然可信,但司马迁善于春秋笔法也是公认的,即便是《史记》中的部分记载,也需要与其他史料互相印证,方可窥得历史真相。对于《史记》的这段记载,钱穆先生在《李斯韩非考》中就曾对这段史料提出过质疑“天下寧有愛好其國一公子之書,因遂急攻其國者?”

显然,钱穆对于秦王为了约见韩非而对韩国动兵之事并不相信。钱穆先生的质疑其实不无道理,有关秦王在这一年对韩国用兵的记载,即便是在《史记》的其他部分,包括《秦始皇本紀》和《六國年表》在内,都未见秦国在这一年对韩国发起战争的记载。

如此一来,就要从其他可靠的史料中寻找答案,而《韩非子·存韩》自然就成为绕不过的史料了。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窥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

在《存韩》篇之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李斯向秦王献计,称秦国大兵压境,可以逼迫韩国和齐国就范。这是李斯给出的一个“恫吓之策”,按照这个计策,就可以兵不血刃的讹诈韩国好处。而这个“好处”,自然也包含逼迫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

这也就能够解释得通,为何在很多史料中都无法查到这一年秦国出兵伐韩的记载,因为当时秦国大军压境,却并没有对韩国发起进攻,只是以这样的办法对韩国进行恫吓。那么,即便韩国受到胁迫,又如何能够领会到派韩非为使入秦的意图呢?

《史记》中所记载的“嬴政看了韩非所写文章后,对韩非十分仰慕”的说法,大概就是在秦国大军压境之后散布出去的,韩王听闻消息以后,自然就能够领会意图,这才是韩王在此时起用了此前一直不肯用的韩非的真正原因。

发东郡之卒,窥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秦国的这种做法,其实并不新鲜,早在长平之战时,范雎就曾用类似的手段,骗赵国起用了赵括,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元前234年,在秦王嬴政和李斯的推动下,韩非终于以韩国使者的身份入秦。秦王与韩非见面以后,在一番交流过后,韩非的才学得到了秦王的认可,但秦王却并未立即重用韩非。

《资治通鉴》记载,正因为这片刻的延误,李斯得知了秦王嬴政对韩非的赏识,所以他对韩非起了嫉妒之心,因为担心韩非未来动摇自己在秦国的位置,所以在秦王面前出言陷害韩非入狱。

李斯与秦王交谈时,称韩非是韩国公子,始终不会全心全意为秦国所用,为了避免留下后患,应该将韩非除掉。对于李斯的建议,秦王嬴政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李斯这才把毒药送给韩非,逼他自尽,并不允许韩非面见秦王。

王以为然,下吏治非。

——《资治通鉴》

李斯和韩非是同窗,他们都是同时期的顶尖人才,却又不尽相同。李斯是实干派,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从务实的角度出发。韩非则更偏向于理论派,却并非空谈家,他是有真才实学之人,更可以称之为“法家”集大成者。

如果韩非这样的人才能够真心投靠秦国,为秦王嬴政效力,对于秦国而言绝对是如虎添翼。况且,为了促成韩非入秦,秦王和李斯是花了心思的,

难道真的因为李斯几句话,就让秦王嬴政改变了主意,同意李斯杀韩非了吗?

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秦王嬴政乃千古一帝,自继承王位以来,到最终一统天下,始终表现出超凡的能力。尤其是在招贤纳士方面,

秦王嬴政虚怀若谷,能容人所不能容。当时许多在秦国效力的人才,都不是秦人,这都得益于秦王嬴政的胸怀。其他人暂且不谈,为秦国修建郑国渠的郑国,同样是来自韩国,甚至还是一位韩国派来的“间谍”,他入秦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韩国实施“疲秦之计”。秦王嬴政识破郑国的真正意图后,并未处死郑国,反而继续信任郑国,这才成就了郑国渠,使关中沃野千里。

那么,秦王嬴政为何容不下韩非呢?

因为韩非的身份乃韩国公子,与郑国的身份截然不同,他虽然一直未受韩王起用,却依然心系韩国,此心难改。为了替韩国拖延时间,韩非向秦王献策时,提出了“灭赵存韩”之策。秦国东扩已成必然之势,秦国之志乃一统天下,而非称霸天下,又岂能独存韩国?而且,韩国的地理位置乃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关键所在,若弃韩伐赵,实属不智之举。之所以这样说,并非空谈,纵观此前山东诸国五次联合攻秦,韩国没有一次缺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韩国处于山东诸国大军攻秦的咽喉要道,韩国没有不出兵参与的理由。相反,秦军若想攻灭山东诸国,掌控韩国疆土,实乃重中之重。

韩非是何等人才,又岂能不知如此道理?但他身为韩国公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入秦后苦劝秦王伐赵存韩,还谎称韩国始终臣服于秦国,无非是盼望着为韩国争取些时间。

秦王何等聪明,自然不会被这样的话所哄骗,两人交谈时虽然并未说破,秦王却也通过此事明白了韩非的心意,正如李斯所言,他终究是不会一心投靠秦国,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的始终是韩国。正因为如此,秦王虽然对韩非十分仰慕,却在见面以后并未立刻重用韩非。也正是在此期间,李斯向秦王进言,提出要除掉韩非,以免放虎归山,成为后患。秦王这才同意了李斯的提议,才有了后来李斯以毒逼韩非自尽的情况出现。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新法得到多年的执行,严苛的律法在秦国早已深入骨髓。若李斯未得秦王嬴政同意,又怎敢私自入狱毒杀韩非?

将此事归咎于李斯嫉贤妒能而痛下杀手,实在是错怪了李斯。李斯这个人,早年间混迹于底层,整日想着的都是如何解决温饱。夙愿是成为一个粮仓的老鼠,可以吃饱肚子。

“食积粟,居大庑之下,无人犬之忧”李斯拜荀子为师后,依然没有丧失独立意识,经常会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李斯深谙国家之道,替秦国付出了很多,对秦国也非常忠心。秦王嬴政活着的时候,他全心全意替秦国着想,只有在胡亥登基,赵高掌权后,李斯才逐渐又转为自保的态度。

李斯毒死韩非时,动机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嫉妒韩非才能,担心韩非取代自己的地位;一种是出于对秦国利益的考虑,避免韩非回国,日后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劲敌。

从李斯替秦王嬴政出谋划策,逼韩非入秦来看,他并非嫉贤妒能之人。只是后来发现韩非没有投靠秦国的意图,秦王嬴政对韩非逐渐失去信心,李斯这才提出要除掉韩非。得到秦王同意后,李斯才对韩非动手。

至于李斯为何不给韩非面见秦王的机会,原因很简单,此事本来就是秦王嬴政授意,若给韩非面见秦王的机会,岂不是令秦王难堪?

彼时,秦王若是赦免韩非,难免会养虎为患;秦王若是亲自下令斩杀韩非,韩非当时还是韩国使者的身份,此举自然会有损秦王嬴政的名声,未来谁还敢来投奔秦国?

至于《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句“王后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就有些给秦王粉饰的嫌疑了,当然这样的记载也符合秦王和李斯共同的谋划,只不过终究是李斯承担了所有。当然,这也是李斯自己的选择,他愿意替秦王、替秦国付出,包括自己的后世名声。

韩非子之死,警示后人要有才有德,更要忠君爱国,即便是在韩国不得韩王起用,在国家危难之际,韩非子依然没有辱没了韩国公子的名声。

一边是富贵无边,还有大力发展自己法家思想的机会;一边是替国效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韩非子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将处死自己的难题,抛给了秦国君臣,令同窗的李斯,背负了本不该他背负的骂名。

丞相李斯:被陷反叛,腰斩前留下10字预言,字字应验。秦始皇嬴政被称之为千古一帝,因为他不仅一统诸侯乱世,更是统一文字、度量衡等诸多标准。

虽然秦始皇在统一的过程当中用了许多残忍的手段,更是在统一之后劳民伤财,但这也无可掩盖他作为始皇帝的光环。正所谓单丝不成线、枯木不成林。秦始皇立下的种种丰功伟绩,不仅是他一人之功,更是因为有许多人辅佐与他,其中就包含了他最为倚重的丞相李斯。

当年丞相李斯在被腰斩之前,曾经留下了10字预言,而这预言在后来果然字字应验。故事还要从头说起。一代权相的崛起。战国时期,天下一片混乱,各个诸侯国之间常因一己私利而发动战争。百姓苦不堪言不说,各国的王族之人还经常仗着自己尊贵的身份鱼肉百姓,这更加让百姓的生活困难非常。

作为平贫苦人家出身的李斯,从小便过着这样的生活。当时社会百家争鸣,要说地位最低下的当然还是农人,而李斯则不满命运的不公,他知道只有饱读学问才能考取一官半职,才能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为此,李斯从小刻苦读书,长大之后终于当上了楚国的一名小官。

虽然楚国在当时的诸国当中,并不算是小国,但是在上层的贵族眼中,李斯这种小官与平民无异,而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李斯,他的仕途之路也很难有着更广袤的空间。

官大一级压死人,更别说与王族相提并论了。李斯在楚国当官时,处处碰壁,不仅来源于上司的欺压,更是来源于王族的特权,因此李斯纵使有心救百姓于水火,但是他却无能为力,所以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受苦。

渐渐地,李斯意识到如若他想为百姓做更多的事,想要有更大的能力,那么他就需要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于是他辞官不做,拜别父母,游历天下,还拜师荀子。

荀子虽然出自儒家,但是在法学上也有不菲的造诣,而李斯则深深地被荀子的法学思想而着迷,跟随荀子进行了一段时间深入地学习。

李斯学有所成之后,便拜别了荀子,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寻找发展空间。

他投到了秦国重臣吕不韦的门下,成为了吕不韦的舍人,之后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地迈入了秦国的朝堂之中大放异彩,逐渐受到了嬴政的重视。

嬴政统一六国期间,李斯曾多次为他出谋划策,更是在扫除各国潜伏在秦国的细作一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勋,秦始皇也因此对他褒赏有加,对他重重提拔。

被陷反叛,惨遭腰斩。在嬴政统一六国之后,李斯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在秦朝的治理方面,也没少为秦始皇出谋划策。

例如说嬴政对于文字的统一方面,就是参考了李斯的建议。其实,无论是在秦朝的统一过程当中还是在秦朝的治理方面,李斯都可以算作是秦始皇的得力助手,而奖罚分明的嬴政也将位高权重的丞相之位交给了李斯。

作为秦朝的功臣,李斯本可以享受取之不尽的荣华富贵,甚至哪怕是在秦始皇死后,他依然可以借着这层身份,在秦朝的朝堂之上,占有者举足轻重的地位。

可悲的是,他在秦始皇死后,伙同赵高等人篡改了嬴政的遗诏,将胡亥列为了皇位的继承人,甚至设计假诏书,令公子扶苏自尽而亡。 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自然是不希望痴迷、传承儒学的扶苏坐上皇位,因为那样的话法家众人,无疑会在秦朝被儒家打压。

他在究竟是以“法”治国,还是以“儒”治国的问题上思索许久之后,还是狠心地同意了赵高的建议。原本李斯以为胡亥不学无术,但是只要听从他的建议,他还是可以辅佐胡亥将秦朝治理的国泰民安的。可令他万万没想到,就在他伙同赵高等人,将扶苏害死不久,由于赵高担心他的位高权重处处掣肘,便联合被他严厉管教的胡亥,以反叛的罪名陷害李斯,将他处于腰斩之刑,并夷三族。

此时的李斯是十分无奈,身为一代法家代表人物,却被冤枉谋反,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耻辱,更加耻辱的是他所被判的腰斩之刑,更是他亲自提议设立的。

纵使他现在满腹委屈,但也无可奈何,毕竟朝堂之上,早已让指鹿为马的赵高建立起了颇为不俗的势力。

面对自己的下场,李斯后悔不已,他反思自己的过去,更是对由赵高“执掌”的大秦帝国,充满了担忧。

在行刑前,李斯曾留下了“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这是李斯对大秦帝国未来的预言。

预言成真。或许是巧合,又或许是李斯对于胡亥、赵高的了解。此后项羽与刘邦在攻克咸阳宫之后,项羽果然一把大火烧毁了阿房宫,曾经的秦王朝国都也变得如麋鹿无数的荒野之中一样,荒凉无比。

人都有私心,李斯站在法家代表人的角度,为法家的兴盛而考虑固然无错,“依法治国”的理念,放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问题出在了李斯等人对于国法的“理解”,也错在了李斯使用了错误的手段,相信了错误的人。 一代名相同样也是一代罪臣。试想如若当时按照秦始皇旨意,由善良的扶苏继承秦朝皇位,再由名相李斯进行辅佐,统一了天下的秦朝,或许也不会二世而亡了。可惜,世上没有如果,李斯最终还是为了他的一己私欲而付出了代价,同时也将他为之付出无数心血的秦朝,亲手葬送了。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以法治国的秦丞相李斯,实践中带有儒家的主张。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李斯毫无疑问是一名法家学者。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人,做过小吏,后入秦求官,是秦朝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和文学家,曾任秦朝丞相。李斯是秦国(朝)主要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深度参与了秦统一六国的整个历程,李斯用他的法家思想为秦统一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法家思想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所以后世对他法家学者的形象印象特别深刻。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由于韩人郑国入秦,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李斯政治主张的实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我们一般印象中的秦丞相李斯,是一个典型的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学者,但是在李斯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却又体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痕迹,那么哪个身份属性更加符合真实的李斯形象呢?李斯既是法家学者,又是儒家学者。

在他刚入秦时,李斯就以帝王之术博得吕不韦的赏识,后又劝说嬴政灭六国,成就霸业,李斯认为秦“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法家霸道思想显露无疑。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他还主张采取金钱贿买和军事进攻两种手段来破坏六国内部,极力对外扩张,这种政治思想很符合嬴政统一六国的心愿,同时这也体现了法家重实力、重功利的实用主义思想。

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姜姓。

秦统一六国后,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局势,李斯顺应当时历史潮流,提出了法家所倡导的尊君、集权等思想,秦朝随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和皇帝制度等新体制,他本人也坚决反对“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复古潮流,比如在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中,李斯极力主张实行郡县制,他认为这样才能解决诸侯纷争,并集权于中央,最终保证皇权至上、皇帝独尊,这样就迎合了嬴政建立大一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构想,因此法家思想在秦得到了广泛运用。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

除此之外,李斯强调法治和愚民的重要性,例如在以法治国方面,他推崇法家崇法尚刑、轻罪重罚理论,希望通过重罚使民众害怕而不敢犯罪,从而保证统治稳定。他还推动实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文化政策,在社会上宣扬法治理论,提高了法家思想的地位。同时他主张实行“督责之术”,即君主必须要掌握统治术,采取手段来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绝对权威。

以上这些理论都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主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李斯是一个深受法家思想影响的法家学者,法家思想在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李斯也是一名儒家学者。李斯早年拜师于荀子,荀子是战国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是继孔子、孟子之后儒家的又一重要代表人物,但是荀子的思想却与孔孟思想有所不同,荀子发展了传统儒家思想,提出了人性“性恶论”、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等,这反而和法家思想比较接近。当时,李斯曾求学于荀子,因此他继承了荀子思想并发扬光大,但后世更多地是记住了李斯的法家学者身份,其实他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李斯身上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家学者的印记。

首先,李斯曾在楚国做小吏,后来又入仕秦国,这和儒家倡导的“学而优则仕”理念相符合,他自己也说“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虽然通过做官以出人头地是李斯的个人追求,但是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战国时儒家主张国家一统,受此影响,李斯认为“六国皆弱”,当今天下秦国最有可能实现大一统,为了实践自己的政治抱负,最终他选择了入秦为官,在李斯的协助下,嬴政最终一统天下,儒家天下一统的政治理念得以实现。

再者,儒家的“尊君”“忠君”思想也在李斯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努力维护君主权威,通过法家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帮助嬴政加强了君主专制统治,得到了嬴政的赏识,官至丞相。甚至在他身陷囹圄之时,他还把自己比作商纣王时的比干,认为“吾以忠死,宜矣”,儒家“忠君”思想在他身上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李斯还大力推崇儒家的“任人唯贤”思想,当时因为水工郑国“疲秦计划”的阴谋败露,嬴政要驱逐所有六国客卿,在此危急时刻李斯上呈《谏逐客书》,劝嬴政要重用贤才,他指出任人唯贤是秦国不断强盛的重要原因,嬴政最后接受了李斯的建议,收回成命并重用贤才。

同时李斯针对时政敢于劝谏,如力主实行郡县制,劝谏禁私学等,他还曾提出过勤俭节用、减轻赋税主张,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精神。相较于法家思想的凸显,李斯的儒家思想有点隐晦,但儒家思想总是不经意间流露在他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之中,这是毫无疑问的。

为何李斯的政治思想会呈现出法、儒并存的特点呢?

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来寻找原因,我们常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为何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会受到李斯或时人的青睐,这与秦统一前后的时势变化有关。战国时期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随着封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进行,出现了中国思想界繁荣发展的局面——百家争鸣,各派思想得以交流互鉴,儒家和法家思想也互相影响,例如荀子思想就兼具儒、法二者的特点。

首先李斯师承荀子,必然也会受到儒、法两种思想的影响,同时面对着战国剧烈的兼并战争形势,各国都想富国强兵,李斯想追求个人地位并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只要他采用的政治思想能够促进秦强大进而统一六国,那么这种思想属于哪个流派也就无关紧要,故而李斯有法、儒并存的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功利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虽然说在李斯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中,我们看到的李斯更加倾向于是一个法家学者,但是他头脑中的儒家学者精神内核一直存在并发挥着重要影响,这塑造了他法、儒并存的政治身份特点。所以看似相反的事实却并不矛盾,因为李斯既是一个法家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儒家学者,这其实从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深远影响,各学派互相批驳辩难、吸收借鉴,才催生了一批诸如荀子、李斯、韩非子这样的优秀思想家。

李斯的法、儒并存思想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潮流,最终帮助秦完成了统一大业,这也表明儒家和法家在中国思想界取得了重要地位。后世统治者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传统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后世的政治家实际上大都没脱离外儒内法、王道霸道兼用的轨道,李斯不是第一个法、儒思想并存的学者,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

刘先银经典点说《史记》《资治通鉴》战国名人韩非李斯之死,警示后人什么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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