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元璋来说，李善长是雪中送炭式的人物。
朱升和刘基刘伯温则不是，特别是刘伯温不仅仅是锦上添花式的人物，若再加上他属于“元朝忠臣的原罪”，势必在朱氏红巾起义军中属于弱势者。每当斗争之时，在元朝他选择避难，在明朝同样如此。但最终，刘伯温没有躲开，到底是谁杀了他，只有动手的人恐怕才能清楚。
人首先要活着，这个是基础，除此以外都是白扯
没有李善长，朱元璋从小变大的可能性都没有，还遑论什么推翻元朝、建立大明。有人会说，他活着是靠武将。但武将只管打仗，怎么打、如何打、打完了如何善后等等，则需要文臣智囊去考虑。
刘福通、陈友谅论实力和对元朝的打击力度，都比朱元璋要强大。手下能征惯战的武将也不少，为何他们最终或者败于元朝和自己人多面夹击，或者败于朱元璋？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李善长的“效法高祖”政策。
那是1354年，朱元璋1354年年初，朱元璋率领亲信中亲信“二十四将”离开“是非窝子”濠州前往定远、南下滁州。
在前往滁州的路上，李善长投军。
按照史料的说法，这时的朱元璋手下有两万多人，其实，真实的实力用八个字就可以评价“乌合之众、草莽之夫”。别看人多，就凭当时的战斗力如果遇到元朝正规军四五千人，有一位勇猛将领率领，我还真不相信朱元璋能是对手。
为什么？就源于此时的他们比“强盗有些纪律而已”。
离开是非窝子，代表朱元璋有大智慧！濠州那帮“领导”根本算不上“能干事儿”的人。
自古至今，如果领导不能干事儿，作为下属必须要尽快建立自己的班子儿，否则只会跟着领导一起败亡，在这点上说，朱元璋非常有智慧。
但以朱元璋的家境、乞讨经历看，朱重八的心理能够有什么“知识”我是不信的，他有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情商”，因为家境凄苦、总受气，他的那股“人上人的心理驱动的看人、看事”眼观很独到。
而这时，李善长的“效法高祖”如醍醐灌顶般，让他清楚了许多。
想要成大事儿，必须懂历史，朱元璋当时能懂什么历史呢
人们经常说“历史有什么用？”，其实，历史的最大作用是给活着的人明确未来发展方向、如何做人做事、在什么环境下生活得会好些。当然，懂历史未必会按照历史给出的路去活去做。那么，如果你愿意呢？你选择历史上的人，借鉴他的做法、弥补他在历史中的错误，那么，其结果肯定比历史偶像要好。
李世民曾说“三镜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其实，历史也可以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只要你把正衣冠的真实含义理解就行，那不是真的“正衣冠”而是一种“给人的形象感”。
对于这一点，朱元璋就非常不错。面对元朝打破“中原百姓已经形成趋势的儒家生活、儒家思想秩序”的情况，朱元璋在建国后便开始进行“儒家日常生活运动”。
朱元璋从法律到习俗，从人们的起名字、行走坐卧、穿衣打招呼等全面角度，按照儒家的“等级秩序”进行规范，甚至左手拿着糖右手拿着刀逼迫你按照“他的生活规范”去生活，这就是“正衣冠”。表面上看这没什么了不起的，实际影响却比较大，因为它通过言传身教、不断地细水长流的浸染等级制度。
李善长远高于朱升的九字王霸之道
李善长提出的“效法高祖”是一个笼统的战略，朱元璋当时的知识储备恐怕只有一点他很明确“装怂、整顿军纪”。后者则不用说汉高祖刘邦，以朱元璋当时的知识储备也会懂得内容实质。
1357年，朱元璋已经“初具龙形”或者说从泥鳅变成大蛇后，朱升给了他九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对于这九个字许多人都过高地给予了评价，认为朱元璋的成功靠的就是这个战略。但是，这九个字仍然逃不脱“装怂”二字，其实质内容比“效法高祖”差远了。
“效法高祖”四个字不仅包括九字真言的实质，还说了整顿军纪、注重民生等很多内容。只不过朱升的“九字王霸之道”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刘邦成功的“最主要”或者说关键因素。
虽然九字箴言很重要，但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并没有说，比如说“刘邦重要三杰”“约法三章”这些作为，难道对刘邦的成功作用不大吗？
“九字王霸之道”可以保证朱元璋成功。
张士诚难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也按照“九字王霸之道”的做法去做的吗？朱元璋如果没有“人才聚揽”、刘邦的“暗中积蓄力量”的作为，“九字王霸之道”也没用。
朱元璋对李善长是念旧情的
李善长、刘伯温谁是功臣第一？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是不同的
灭元第一功臣很像项羽，只因杀一儒而让朱元璋得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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