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倩
在读书的问题上，有些“过来人”很不老实。简单说来，无非就是显摆自己读书早、起点高，先知先觉。但对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真正先知先觉的人，寥寥无几；不主动去胡作非为，稍微明白点事理的，已算是牛人。
我认真读书，是从大四开始的。照此算来，已有三年时候。三年来，从头到尾一气读完的，大致有三百多本；我自己买的书，虽无统计，但我估计，应该有近千本。单从数量上看，算不上多。但对我这个穷学生而言，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我身边的，只是我藏书的一部分。从大四开始，每年六月学生毕业时，我都要卖掉一些书；大部分是读过的，还有一些太差的。另有一小半图书，因为没地方放，陆续寄回老家，为此花掉的银子，亦有数百元。
前些日子，有朋友建议，说我应给自己的藏书，编写一个简单的书目。并举例说，某书商曾为自己经手的书编制目录，不想日后竟成目录学经典。我藏书无多，加之读书时间紧，因此一直没做此事。今日突发奇想，觉得写一个简单的买书日志，记录一些基本的信息，日后读来，恐怕还有些意思。买书日志，因此开始。
晚饭后，散步至北大门旧书店，刚好有一批书到。尽管只有二十元钱，但还是买书二册，计十元：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和美国学者阿伦·李帕特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二本书的译者，特别在“译后记”中强调了他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我对社会学不甚了了。但从目前了解的一点信息看，国内社会学界在方法论方面，尚处于很落后的阶段；能熟练运用数理方法进行有效研究的，太少。曾与朋友谈及此事，结果引来一通批评；习人文学科的，不少人似对数学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仇恨。我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因某一种研究方法有其明显的缺陷，就拒绝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态度，那最终只能取消所有的学术研究，因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完美的）；或者因为想偷懒，因此而不惜为一种更陈旧的方法提供某些似是而非的辩护。那都不是求知的态度。
说到此处，忍不住想谈一下“学科之争”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当年的康德，就曾专门为哲学与神学之争的问题，写过大块文章。大学内部，学科之争是一桩无论如何都没法消除的事实。其中既有学理之争，亦有利益之争；但在一个不健康的学术环境中，更多利益之争。单从学理层面看，学科之间的争论与对话，对各自的发展并非无益。有时甚至还有好处。想一想，只有一两个专业的大学，还能成其为大学吗？但从我有限的了解看，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学者因为自身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而对其他学科持一种肤浅的敌视态度。人都有知识盲点，甚至某些创造性的学者，较之其他一般学者而言，盲点更多。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为自己的无知提供辩护。因为这不仅关乎自身的学术发展，更会对自己的学生产生影响；而由此造成的缺陷，对学术研究而言，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最近一两年，与朋友谈论较多的，是如何对待考据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考据当然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对某些学者而言，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他只选择在考据方面下功夫，当然值得尊敬。但是，如果有人说除了考据，其他都是狗屁的话，我就很难认同了。治学方面，你有自己的理路，这当然很好；但这并不能为你蔑视他人的劳动成果提供任何理据。尽管专业有别，但在人文领域内从事诸如历史、文学等经验性研究的学者，考据的功夫，应是一种基本的训练。但有考据功夫的，亦大可不必为此而自傲；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求真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晚于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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