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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新儒家对传统中国政治肯定得太少
作者：曾亦、方旭东
来源：原载于 澎湃新闻
时间：甲午年腊月初八
西历2015年1月27日
【编者按】
澎湃新闻（）近日发布了对台湾“中央研究院”学者李明辉的访谈。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弟子，他就台湾社会中保留的儒家传统以及两岸的政治儒学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访谈一经发表，短短三天内引发大陆儒家学者乃至其他关心儒家人士的广泛热议。澎湃新闻此前已发布干春松、白彤东、李存山三位大陆学者对李明辉一文的回应，再此继续推出一波，以期引发更为深入的思想交锋。
曾亦（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刚读到澎湃新闻采访李明辉先生的文章时，正在深圳开一个儒家议题的会议。而李明辉先生刚好也在，我当时就把访谈转发了，并和在场的一些儒家学者一起与李先生交流了看法。
我读完访谈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觉得台湾学者对大陆儒家这几年的发展和努力实在缺乏了解。李明辉先生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港台新儒家学者，他的学术也素来为我所尊敬。不过，我对他在访谈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倾向，实在颇不以为然。并且，李先生心目中的大陆新儒家，仅仅局限于蒋庆等人，而他对蒋庆的了解，也不够全面。我想，李先生如果仅以此为前提而展开对大陆新儒家的论述，无疑是很成问题的。
老实说，大陆学者对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了解，远甚于港台新儒家对大陆新儒家的了解。当然，这也很自然。因为不论在年龄上，还是在学术地位上，他们都是前辈。就我本人来说，原是研究宋明理学中的湖湘学派，而我当初所以做这个题目，多少受了牟宗三推尊程明道—胡五峰一系学术的影响。基于这个缘故，我后来转到经学方面的研究，并对熊十力、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进行批评，算是“入室操戈”之举，当然是有发言权的。
并且，李明辉先生执着于蒋庆对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的区分，故强调张君劢、徐复观、牟宗三等新儒家的思想里，其实也有不少政治的论述，并认为政治与心性不可截然二分，因此，蒋庆区分两种儒学，反而是自我狭隘了。这种看法非常有代表性，即便在今天许多大陆儒家学者里，都有类似的论调。
其实，我们不妨换个名词来看问题，即把政治与心性这两种儒学看成汉唐儒学与宋明儒学，或者是经学与道学。那么，当我们可以站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这种区分，以及宋人对汉唐人的批评、清人对宋明人的批评，再回过头来大陆儒家对港台儒家的批评，就不难理解大陆新儒家的立场了。那么，什么是大陆儒家的立场呢？我觉得主要有三点：
其一，如果说港台儒家的经典依据主要是“四书”的话，那么，大陆儒家的经典依据则主要是“五经”，至少趋势是如此。正如当年宋儒一味贬低“五经”的重要性，那么，我们今天重新反思“五经”的重要性，并将“四书”重新纳入“五经”时，这不仅是回应宋儒当年颇嫌武断的责难，而且也批评港台儒家追随宋儒的偏狭。我想，大陆新儒家这种态度，完全是正当的，有着足够充分的理由。
其二，经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西方舶来的哲学，至于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完全按照西方的哲学范式，选取中国学术中最接近西方形而上学的那部分，即宋明理学，并将之改造成合乎西方哲学范式的中国哲学。
然而，不难看到，适合这部分哲学研究对象的那些人物和著述，按照中国古代的图书分类，不过相当于“子学”，其地位远不如“经学”，对古代社会的影响力也远不如“经学”。如果只是为了迎合西方的哲学研究范式，而专注于“子学”部分，显然，这不仅偏离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中最重要的那部分，而且，也无助于了解中国传统思想与学术的精神。我认为，只有回到“经学”，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思想与学术，才可能真正了解我们的传统以及我们走了几千年的中国道路。
其三，现代新儒家有一个价值的出发点，即“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因此，新儒家虽然试图珍重和继承传统思想的某些部分，但这只不过是“抽象继承”，与中国古代的制度无关，其最终目标还是要投入西方世界的怀抱，即认为只有西方价值才是普世价值，西方世界才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对中国思想的部分肯定，不过是从中找到西方价值的某种胚胎而已。
但是，大陆新儒家的立场则不同，不仅立足于中国几千年道路来思考自身的价值，而且，还试图超出“抽象继承”的层面，而进行更为充分的“具体继承”，也就是在制度层面继承传统的道路。显然，港台新儒家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从他们在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的宣言》中看得很清楚，里面不仅批评了当时大陆的政治体制，而且还批评了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可见，他们对传统中国肯定得太少了，大多不过限于道德心性方面的内容，而对于古人在政治、法律、社会方面的构建，实在缺乏应有的尊重。
我觉得，李明辉先生在这篇访谈中，基本上重复了他那些新儒家前辈的立场，并断言传统思想在制度层面缺乏卓有成效的建树，尤其把矛头直指作为蒋庆思想根柢的公羊学，认为公羊学“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反而不如张君劢、牟宗三的政治论述那样有成效。这样一种说法，不仅是厚诬古人，而且显得有些无知了。且不说公羊学在两汉独尊了三百多年，其对政治、法律、社会的影响可说是遍见于史册；即便到了晚清，由公羊家主导的政治革新，其余波至今犹未息，乃今人所亲历。可见，公羊学之重要性和影响力，既非宋儒能望其项背，更非张、牟等所能梦见的了。
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初览澎湃新闻对李明辉做的访谈，会感到他对“大陆新儒家”的理解未免失之过狭。李说：“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李明辉真是一如既往地放言无忌，也不管那些没有被点名而自认为或被认为是“大陆新儒家”的人会作何感想。近年，大陆媒体好像特别青睐李明辉，在澎湃之前，《南方周末》编辑也对他做了访谈，后以《转化儒家，以立现代民主之基》为题登在《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上。读者若对李明辉观点有兴趣，我建议也去读读那篇访谈，澎湃这篇限于篇幅，很多话没有《开放时代》那篇说得透。
李明辉以蒋庆（捎带上陈明）为代表评论大陆新儒家（李明辉实际上很不以这个名称为然），或许失之片面，但如果同意大陆新儒家的主要贡献在政治儒学，而政治儒学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超出蒋庆的思路（即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那么，就算挂一漏万，也不能说他太不靠谱。其实，要在李明辉的话中找破绽，不是什么难事。不过，让我感兴趣的是他有关儒家新旧的说法。
访谈中，他对蒋庆的批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他断定，蒋庆“是要回到中世纪，而不是建立一个现代社会”，并由此将蒋庆列入旧儒家之列。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李明辉是如何区分新旧儒家的。
他所说的新或旧，不是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带有明显的价值意涵。何谓新？又何谓旧？他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标准：是否认同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李明辉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从下面的话可知，主要是指民主和人权这一类价值：“他们（社群主义）针对自由主义的弊端提出一些批判，但其实还是和自由主义分享相同的价值观，例如民主和人权的价值。”李明辉所说的民主，又是什么呢？主要是指现代宪政民主，其基本原则或基本条件，包括像政党政治、新闻自由、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是其前提）等。
李明辉认为，像牟宗三、徐复观这些港台（尤其是台湾）儒家，对自由主义核心价值是采取肯定态度的，与自由主义无根本矛盾。他深信，台湾的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这两派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台湾建立民主制度”。这种看法无疑有他个人的体会，因为他本人就是赞成自由主义的，不觉得它跟儒家对立，两者他都可以接受。
然而，李明辉也清楚看到了，像蒋庆这样的“大陆新儒家”是反对民主制的。显然，蒋庆所理解的儒家，跟李明辉的理解并不相同。那么，儒家，更准确地说，传统儒家，究竟是像蒋庆理解的那样，还是像李明辉理解的那样？换言之，传统儒家与民主制究竟是相反对的还是相符合的？
在这个地方，李明辉似乎有一点混乱。一方面，他认为，民主制符合儒家的理想。他提到，晚清的王韬、严复、郭嵩焘、薛福成等儒家知识分子到西方游历之后，对西方国家的政制都非常赞叹，认为是三代之治的实现。说明这些儒家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民主政治。而整个现代新儒家，除了钱穆之外，像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都认为儒家的理想在传统君主专制体制里没法充分伸张，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可以真正实现。
另一方面，他又暗示，传统儒家是反对民主制的。他在批评蒋庆时说“蒋庆要复古，他怎么能叫大陆‘新’儒家呢？他的儒家根本不新，很陈旧。”在肯定台湾新儒家时他又说：“因为（台湾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家）双方并无根本矛盾，所以新儒家不是传统儒家”。合而观之，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旧儒家（传统儒家）与自由主义是有矛盾的，与自由主义无矛盾的是新儒家。
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是传统儒家或不是传统儒家，其实有不同的判断：如果认为传统儒家好，那么，说“新儒家不是传统儒家”，对新儒家来说就绝不是一种赞扬；说蒋庆是旧儒家，蒋庆也许会认为是自己的荣幸。
假如双方的分歧大到这个程度，传统儒家本来是什么样，就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所谓鸡同鸭讲，大概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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