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2日，袁隆平院士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时隔一年，一尊以袁隆平为原型的雕塑作品《三千斤》将于2022年5月22日敬立于大汉集团湖湘劳模工匠馆中。
雕塑作者刘小武是一个习惯用泥巴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不同于大多数雕塑家，他喜欢塑造「伟大而平凡」的形象。「塑造人性，感应神性」，是刘小武最想通过泥巴去倾述的东西，也是他认为「雕塑家的使命感」所在。
刘小武说，「如果你的雕塑作品不能探讨刹那与永恒的关系，直面雕塑时，耳边没有时代呼啸而过的车轮声，它凭何能够一直矗立在这里，抵御无尽时间的冲刷？」
前几日，我在劳模工匠馆中找到了正在安装雕塑的刘小武，不同于上次见面，他已经脱离创作期的焦虑，整个人呈现一种松弛、坦然的状态。采访中，关于袁隆平雕塑作品与他身为创作者的坚持，他更多把话题落在了「我」应该怎么做、还能做什么上。
以下是刘小武的讲述：
文｜陈伟夫
图｜始素传播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祖辈师长曾经告诉过我，在大庆的泥浆池里，每个人都是王进喜。
后来，在我给袁隆平墓上摆上一束鲜花的时候，我告诉我的孩子，在大江南北的试验田里，每个人都是袁隆平。
伟人的神性就是这样一种无比平凡的东西，那些变成光的人，其实和我们平平凡凡的祖辈父辈没有任何区别。
你也可以变成光，任何人都可以变成光，这就是我创作《三千斤》的初衷。
「三千斤」是动词，而非名词，就如罗丹的《思想者》一样，「思想」也是作为动词使用，如果作为名词来运用，此雕塑从构图到表现将是另外的形象。
开始做《三千斤》小稿前，我必须回答自己一个问题，袁隆平是谁？袁隆平不是谁？在他的肉体消逝于世的刹那，「袁隆平」这三个字已被升华为大众认知的「社会符号」与「精神坐标」。
因此，袁隆平留存于世的任何痕迹中都贯穿着他的精神与使命，这是我作为创作者需要找到的第一个点。我对袁隆平的认知是「主体」，「袁隆平」本身是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我在作品中重点思考的问题。
创作之初，我收集和翻阅了大量有关袁隆平的照片和影像资料，有青年的、中年的和晚年的。但分析照片与影像资料并不够，袁隆平身上有可认知但不可言诉的「神性」，如创作者不能与其精神上产生通感与共鸣，所创造出的雕塑就会停留在「肖似」或「物理扫描」的层面。
在翻阅资料时，2020年袁隆平向党和人民报告其水稻试验田突破3000斤时的一张照片触动了我。照片中，袁隆平已是90高龄，极瘦，岁月爬满他的躯体，在上面留下纵横沟壑。他嘴唇紧抿，身体微探，目光如炬射向前方，枯瘦的左手伸出三根手指，仿佛在对党和人民说，「亩产3000斤！中国人以后不会再挨饿了。」
图片来源于网络
刹那间，我有一种隔着照片，与袁隆平对视的感觉。这一刻，我的精神跨越时空，触摸到了他「神性」的一角。我想，就是它了。
我开始以此照片为蓝本创作草图，但我只能取其形，却不能取其神，因为相机的拍摄中存在光线畸变，我还需要有无数的照片相互矫正，再加上文字及其他资料的补充，才能趋向真正浑厚生命的形体。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乡下田间，去回忆丰收的感觉，去感受泥与身体的关系，慢慢的，袁隆平在我心中的形与神、「人性」与「神性」愈发清晰。
我想，袁隆平此刻的躯体极度虚弱，但他的精神必定是刚毅、喜悦、自信、富有力量感的。并且，这样一尊立在大汉金桥国际的主题展馆——湖湘劳模工匠馆中的雕塑，具有丰富的社会价值与人文内涵，它既是在此供万世景仰的历史符号，更是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客体承载物。
在形象分析层面，袁隆平沧桑的皮肤、笔挺的鼻梁、宽广的额头、坚毅的唇廓等，都是作品必须抓住的形象要素。袁老不惧风雨，喜欢游泳、打气排球，常年在田间地头奔走，因此，他的形象一定是健壮而有风霜侵蚀痕迹的。
最终，我将袁隆平青年与中年时期的形象综合思考，找出不同时期的共性特征，决定塑造一尊富含岁月感与力量感的袁隆平艺术形象。
我认为，人体的肌肉组织在未充盈时只能叫「肉」，是软皮且无力的，只有在充盈时、散发力量时候才能叫「肌」。因此，我在袁隆平身体前倾，手指伸出的动态中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在这个点上，他处于肉体最为紧绷、精神极度浓烈的时刻。
我们在观察雕塑时隔绝着空气，雕塑为单色，由多个动态组合平衡，如果不加强形体的张力与空间感，无法表达袁隆平这种脊梁般人物的生命力。
因此，我强化了作品中头、颈、胸的空间关系，形成刚毅的动态扭转，微躬的身躯怀揣稻穗，粗大有力的左手做出有深刻中华文明内涵的三的姿态。
雕塑面部的塑造，我力求在粗与细之间偏粗，在方与圆之间偏方，在软与硬之间偏硬。
一般人做雕塑只将鼻头做一个高点，而我将此雕塑的鼻头做成两个高点，就像田间耕地的老黄牛。袁隆平面部表情坚定，嘴唇微抿上扬，凸显出他向国家与人民交出历史性的三千斤答卷时，那种自信与喜悦交织的充盈状态。
袁隆平的头部，从额头体块到颧骨体块再过渡到脖子的体块，看似只有三大体块的互相叠加与穿插关系，实则充斥着泥土与血肉气息，仔细看可以发现，水稻种子是从它的形体、它的脸上、它的动态中长出来的，这些细节与雕塑整体构成了平衡对立统一关系。
泥稿放大过程中，我于方寸中反复推敲，历时半年，作品终于趋向于完整。这半年既是我创作的过程，也是我每天以手触其形体，以神触其灵魂的交流对话过程。而这尊作品的可观性、可触性，就在对话间以泥土为介质融入雕塑。
创作期间，我始终处于一种「不确定性」的焦虑与兴奋之中，因为在它被铸成铜像的前一刻，依然存在被修改的可能性。而当《三千斤》由泥稿变为铜像，只被灰尘与空气触摸时，它于我已没有意义。
如果有一天，有人能透过《三千斤》的形体，触摸到我与袁老曾经交流过的痕迹，这可能就是我创作这尊雕塑的最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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