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的“有为而治”哲学思想
与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及其社会价值观
文配山 文信光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二次开场（第二个环节）是儒家与道家人之争，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道家的代表作人物杨朱、老子、庄子。在对待自然、社会的态度、观点、立场上，儒家的哲学思想是主张“有为而治”；道家的哲学思想是主张“无为而治”。
首先来说儒家的“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何谓“有为”？按字义解释，即“做什么”与“怎么做”的意思。儒家代表文士（或叫“儒士”），是代表士的上层与代表士的未来。先秦儒家的“有为而治”哲学思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春秋时期，代表人物为孔子；第二阶段为战国时期，代表人物为孟子。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孔子。考查历史，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始祖），尊称“至圣”、“先师”，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论语》一书是以曾参为主的孔子门弟运用语录体散文形式，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的对话。全书内容以伦理、教育为主，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艺等诸多方面。就其哲学思想而论，孔子主张“有为而治”。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仁德方面。孔子在《论语·颜渊第十二》里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在这两句对话中，孔子的回答很干脆，所谓“仁”，就是“爱人”。按哲学范畴加以解释，“仁”的深刻含义包括两部份：爱人与爱已。从狭义讲，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亲，止于至善。从广义讲，也就是从社会深层面讲，强调的是对本人的关怀与尊重，从而形成理想和善的人际关系，构建和睦邻居及乃至和谐大社会。可见，“仁”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孔子在《论语·里仁第四》里又写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在本章里，孔子强调“仁德”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只有与仁德的人作邻居，才是好邻居，也才是有明智的人。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最佳选择。
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里还写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本章里，孔子强调以仁德治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以仁德治国，就会天下归心，人民顺从，国家安宁，社会和谐。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行之有效的药方。
第二，在礼孝方面。孔子在《论语·颜回第十二》里写道：“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两段话中，孔子一方面强调礼制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严格指出礼制的四个要求。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行为规范。
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里写道：“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本章里，孔子明确指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要做学问，首先要从修德入手，而“孝悌”是道德修养的根本，因此先要从孝顺父母、尊敬兄长做起，然后由敬爱自己的亲人推而广之去敬爱别人的亲人。这些都做到之后，退而其次才谈得上做学问。否则，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掌握的知识越丰富，会的技能越多，只能对他人、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毫无益处。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强调以孝为先治国齐家的重要性。
第三，在文化教育方面。孔子在《论语·学而第一》里写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本章里，孔子明确地指出，学习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显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当真正学到了知识，掌握了知识，并且有所用，获得大家的认可和尊重，那么学习自然成了一件快乐的事情。与此同时，孔子还提示人们，能与有共同理想和目标的朋友在一起探讨和研究学问，共同进步，自然是一件很乐意的事情。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文化教育大智慧与知识源泉。
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里又写道：“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在这段话中，孔子肯定并鼓励人现在的进步，不纠缠人过去的错误。这是孔子有教无类的一种典型例子。当然，还有大款子贡、贵族子弟等。正因为孔子有教无类，在他的私学里面，所有的学生出身不同，所以会导致他们的立场不同，会导致他们的利益诉求的不同，于是他们都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上，表达自己不同的利益诉求，从而就形成了“百家争鸣”。可见，孔子是开创百家争鸣时代的人、是“有为而治”哲学思想创始人（始祖）。
孔子在《论语·述而第七》里还写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本章里，孔子明确指出，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是他教育学生的重要内容。其中的“文”与“行”是手段，“忠”与“信”是目的。而要达到“忠”与“信”这个目的，孔子在内容上作了明确、具体的安排，那就是《诗》、《书》、《易》、《礼》、《春秋》的“大六艺”。“大六艺”是与“小六艺”相对而言的。所谓“小六艺”是指官学教的“礼、乐、射、御、书、数”。两者的区别在于：“小六艺”是“小学”，是培训专门技术的，是培养专业人才的，是培养工具的，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培养“器”；而“大六艺”是“大学”，是培养价值判断力的，是培养人格的，是不把人当工具培养，而是把人当人培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把人培养成立身于“道”并能灵活运用“道”的人。这样的人，当然就能事君事父，就是一个对家国有用的人，就是一个“忠”、“信”完美的大人。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培养人才所设制的具体内容，是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文化底线。
第四，在奋斗目标方面。孔子在《论语·颜渊第十二》里写道：“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本章里，孔子强调一个国家诉讼的事件根本不发生，这个国家就是和谐、文明的国家，也就是太平盛世。这是孔子的最高理想。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孔子用三种方法来实现他的“无讼”主张：一、具体的案件，尽量用调解法解决，而不用诉诸法律；二、统治者不要官逼民反；三、对人民进行道德教化，使其不犯罪；四、反对用严刑峻法镇压人民。这是孔子“有为而治”思想的奋斗目标必用的有效方法。
孔子在《论语·颜渊第二十》里又写道：“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在这段中，孔子特别强调做君王的治国理政，绝不能乱杀老百姓，要为老百姓造福，老百姓就会归心天下。这样的君王就是品德高尚的君王；这样的国家就是和谐、文明的国家。这种幸福的国家，孔子把它描绘为“德若天地，化若四时，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这是孔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崇高奋斗目标与伟大理想。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孟子。考查历史，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国（今东邹县）人，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子师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得到孔子学说的真传，是儒家学派最优秀的继承者之一。面对百家争鸣，天下征战的局面，他仿效孔子传道授业，周游列国，游说诸侯，阐述“仁政”主张。晚年他醉心于著书立说，曾为《诗经》、《尚书》作序，为儒家学派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孟子》一书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齐力编纂而成。全书体例与《论语》相同，采用对话体的论文形式，论述了孟子与诸弟子的“疑难问答”以及孟子本人的政治主张、哲学理论，教育纲领等。孟子站在“士”的立场，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表了以“仁义”为主导思想的学说，希望他们能够“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从而“治国平天下”。全部学说内容包括“性善”、“道尧舜”、“民贵君轻”，颂扬“汤武”，反对“桀纣”，强调“仁政”，反对战争，排摈“杨墨”，批评陈仲、许行，公孙衍、张仪等等。其核心思想是“民本”、“仁政”。其中“仁政”的思想是对孔子“仁爱”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孟子认为民众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最早期民本思想的代表。另外，他强调君子在用人和杀人时，应该尊重“国人”的意见，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就其哲学思想而论，孟子同孔子一样，主张“有为而治”。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仁义方面。孟子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里写道：“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以存幸也。……事君无义，进退无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强调仁义治国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圣人用尽心思去治理国家，接着又用仁政，他的仁爱就盖天下”。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上第一章》又写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对大王明确指出“何必讲利，只要有仁义就够了”的话语，充分证明了治国齐家必须先义而后利的正确性与仁义的重要性。治国必须先义而后利的正确性。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通途，是治国齐家的绝对真理。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第五章》还写道：“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在这段节选中，孟子提出施行仁政的具体内容、有效措施及其作用。明确指出，施行仁政的人是无敌于天下的。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战略意义。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下第一章》里再写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在这段节选中，孟子从实践中对道义总结出来的作用及其重大意义，明确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伟大真理。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策略方针。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第四章》里再写道：“仁则荣，不仁则辱。今恶辱而居不仁，是犹恶湿而居下也。如恶之，莫如贵德而尊上，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强调施行仁政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施行仁政则国家安富贵尊荣。否则，就会招致屈辱。而不想招致屈辱，就要看重道德，尊重士人，使贤能者有职有权。国家无事时，及时修明政治，这样不但不招致屈辱，而且也会受到大国的敬畏。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必然选择。
第二，在勇为方面。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第二章》里写道：“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五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一个衡行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在这段节选中，孟子强调大勇的重要性。指出周文王因为用大勇整顿自己的军队，阻挡敌人的军队，扩展周对天下的恩惠，酬答老百姓，所以天下得到安定。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重要举措与必胜之道。
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里又写道：“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在这段节选中，孟子科学地论证“正义”、“意志”与“气”的辩证关系。明确而深刻地指出，意志是气的统帅，而气用正义培养就能充满天地之间。气是很多合于正义的行为逐渐累积，就能培养出浩然之气。这是孟子“有为而治”哲学思想的科学唯物辩证法与心理战。
其次，接下来谈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何谓“无为”？按字义解释，即“不要做”的意思。道家是隐士的代表，道家思想是隐士的哲学。先秦道家分为三个阶段，各有一个代表人物。杨朱代表第一阶段，老子代表第二阶段，庄子代表第三阶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依次分述如下：
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杨朱。考查历史，杨朱没有留下著作，他的生平也没人知道，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即春秋与战国时期之间。杨朱的主张说来简单，只有四个字：一毛不拔。杨朱这一主张有两个版本，一个见于《孟子·尽心上》，说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另一个见于《韩非子·显学》，说是“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一毛不拔的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不管哪个版本，哪一句话，杨朱胆敢公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道理。他的主张能够风行天下，也自然有他的道理。
其实，杨朱留下的不只“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这一句话，查史料记载，还有第二句话“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而且这两句话是连在一起的，全文是“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至矣”。什么意思？就是说，牺牲个人来满足社会（损一毫利天下），不对；牺牲社会来满足个人（悉天下奉一身），也不对。社会和个人是对等的，谁也不能损害谁。只有个人和社会都不受损，都不牺牲，才是“两全其美”，才是“天下大治”。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表达。
实际上，杨朱不但主张“一毛不拔”，同时还主张“天下为公”。他也不反对天下大治，更不反对天下太平。只不过在他看来，这不能靠牺牲个人来实现。因为所谓“天下大利”，正是“无数个人小利”的总和，这就叫“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因此，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也才叫大治，这就叫“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这就是典型的道家了，即“无为无不为”，或者说“不利而无不利”。所有人都不损自己，那就没人受损害；所有人都不做牺牲，那就没人做牺牲。一个既没人受损害，又不需要有人做牺牲的社会，岂非太平盛世？这从现实观看是对的，但从发展观看是不对的。杨朱的这种道家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是“雏形”的哲学思想。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老子。考查历史，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聃，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被后世称为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即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消然隐退，不知所终。
在长期的隐居中，老子以隐士的身份，发表言论，著书立说，保存下来的巨著有《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该书著作的年代，是奠基于春秋末年，定型于战国初年。全书共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份，八十一章，约五千字，集中体现了老子的哲学系统，即由论宇宙而论人生，再由论人生而论政治。他的整个哲学思想中“道”是最高范畴，也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含有朴素的辩证思想，其社会政治观则集中体现为“无为而治”。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人与天地、自然的辩证关系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里写道：“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段话中，老子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博大精深地阐述人与天地的密切关系。明确指出，宇宙的四大关系是有自然法则（或有自然规律）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不能违反谁。如果违反了，就会犯错误，也就不能生存，更不能生生不息。尤其人只有取法于自然规律，才能得于生存，生生不息。这是老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第二，在治国理政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八章》里写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有静，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在这段话中，老子首先用水性来比喻有高尚品德者的人格，认为他们的品格像水那样，一是柔、二是停留在卑下的地方、三是滋润万物而不与争。最完善的人格也应该是有这种心态与行为，不但做有利于众人的事情而不与争，而且还愿意去众人不愿去的卑下的地方，愿意做人不愿做的事情。他可以忍辱负重，任劳任怨，能尽其所其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而不会与别人争功争名争利。这是老子“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无为而治”重要哲学思想。
第三，在为民立德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八章》里写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在本章里，老子明确指出，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凡是符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反之，就是失德。道与德不可分离，但又有区别。因为德有上下之分，上德完全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世间的体现，道是客观规律，而德是指人类认识并按客观规律办事。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就是德。更深层次地说，老子的上德则是无以为、无为，它不脱离客观的自然规律，施政者没有功利的意图，不单凭主观意愿办事，这样做的结果当然是“无为而无不为”，即把道的精神充分体现在人间，所以又是有德。然而下德是有以为的无为，但却抱着功利的目的，凭着主观意志办事。与此同时，老子把政治分成两个类型、五个层次。两个类型，即无为和有为。道和德属于无为的类型；仁、义、礼属于有为的类型。五个层次，是道、德、仁、义、礼。这五个层次中、德和仁是最高标准，但德只是指上德，不是下德。“失道而后失德”，这是在无为的类型内部说的，失道则沦为下德，那就与上仁相差无几了。“失德而后仁”，这是指离开了无为的类型才有了仁。仁已经是有为、为之了。所以“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就是在有为的范围内所显示出来的不同层次。最后，老子劝告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即按忠信行事，不执行浇薄的礼。这是老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对政治与德行规范的要求。
第四，在对人度量方面。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六章》里又写道：“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而民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在本章里，老子讲的是不争的政治哲学，也就是“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老子通过大国与小国的关系，指出“大者宜为下”的道理，也指出圣人也要为下。他认为统治者应该处下、居后，这样才能对百姓宽厚、包容。就好像居于下游的江海可以包容百川之水那样，“江海容纳百川”这一成语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是老子用江海来比喻人的处下居后，同时也以江海象征人的包容大度。这是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包容性。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八章》里还写道：“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在本章里，老子专从用兵的意义上讲战略战术的原则。老子要求人们不逞勇，不轻易激怒，避免与人正面冲突，充分发挥人的才智能力，善于利用别人的力量，以不争达到争的目的。老子认为，这是符合于天道的，是古老的原则。老子的这一理论，是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大智慧。
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庄子。考查历史，庄子，名周，战国时期睢阳蒙县（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曾做过蒙城漆园吏，后厌恶仕途，隐居著述。著有《南华经》（又称《庄子》）。书成后，共52篇，后散逸，只剩得33篇，其中内篇7，外篇15，杂篇11。全书以内篇为核心，其中的《齐物论》、《逍遥篇》和《大宗篇》等集中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强调事物的自由化，否认有神的主宰。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看到一切事物都处在“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中。他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在。所有这些，都集中体现在“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之中。这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第一，在寻求自由世界方面。庄子在《南华经·逍遥游》里写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重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在这段节选中，庄子以寓言的表现形式，描写鲲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直上，从尘埃的北海迁飞到天蓝蓝的南海。故事中，老子以“鲲鹏”比喻英雄豪杰等品位最高境界的人，以“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比喻品位最高境界者的英雄气概，以“天之苍苍”比喻美丽、理想、自由自在天地。这是庄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奋斗目标。
第二，在物化方面。庄子在《南华经·齐物论》里写道：“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在这段节选中，庄子通过寓言的故事表明“无所凭依”和物我交合、物我俱化的旨意与阴阳观。这是庄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核心。
第三，在治理天下方面。庄子在《南华经·在宥》里写道：“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尧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乐性；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痒痒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长久者，天下无之。”在这段节选中，庄子鲜明地指出，一切有为之治都会使天下之人“滛其性”而“迁其德”，因此“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就应当“莫若无为”，果断地推出了“无为而治”的主张。这是庄子“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与治国方略。
从以上解读、分析的内容看，儒家“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在阐述奋斗目标与理想时具有异曲同工的文学色彩。儒家把它描写为“德若天地，化若四时，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道家把它描绘为“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生态平衡的世外桃源、自由自在的天地。为了实现此奋斗目标与理想，两者的治国方略与施政策略亦有所不同。儒家“有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侧重于“仁、德、义、礼”，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侧重于“道、德”。这两者的本质区分在于“仁”与“道”。儒家的“仁”，其本义就是“爱人”、“爱人之心”。而怎么爱人？要通过“立德”、“取义”、“行礼”、“育人”来体现。道家的“道”，其本义指的是“自然规律”，而怎么遵循这个自然规律？要通过“立德”、“养性”来体现。高度概括起来，就是“显形”、“抗争”与“隐性”、“不争”之分。“有为而治”适用乱世，“无为而治”适用于盛世。可见，儒家“有为而治”与道家“无为而治”都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治国齐家的最佳“药方”。
毋庸讳言，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价值观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都在潜移默化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与文明。
今天，我国正处在盛世时期，但不稳定的因素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充分发挥儒家“有为而治”哲学思想与道家“无为而治”哲学思想的两副最佳“药方”治国齐家。明确地说，和平时期善于发挥道家的“无为而治”，在内加强自身建设，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打造美丽中国、海洋强国、世界科技强国；在外与邻邦乃至全世界建立友好关系，铺好“一带一路”，使其前景更加灿烂辉煌。万一时逢战事，则善于发挥儒家的“有为而治”，用正义的战争战胜非正义的战争，捍卫国家的安全，建立和谐、文明的社会，最终实现世界大国。
最后，让儒家“有为而治”与道家“无为而治”这两副最佳“药方”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实现振兴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大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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