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意识是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是人类文明社会中每个人所面对的日常情形之一，其背后牵涉着文化传统和观念体系。
性别意识是社会文明状态的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对社会权利的把握，在艺术创作中则影响着艺术家对于故事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
《父母爱情》的人物塑造：从男权文化到女性觉醒，特征鲜明。
男权文化下的人物塑造传统
文化是意识形成的背景，性别意识与整个社会中隐匿的性别文化相关，“男权文化是几千年的文化现实和生存现实”。迄今为止，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形成过男权文化，是一种跨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
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发现男权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汉代的演变。旧石器时代，女性地位尊崇，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经济地位得以提高，男权思想开始出现。
到了商代，统治者为巩固这一成果，采取剥夺女性财产占有权和支配权的措施，按照男权社会的需求形塑女性角色形象和社会功能。汉代，儒学将新的性别观念固定下来，并上升至国家意志，成为统治者维护阶级秩序的思想工具。
由此看来，在性别文化方面，儒家文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男权文化。《礼记》就以“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对两性关系做了文字规定。可见，上到国家，下到家庭，女性地位都无足轻重。她们从肉体到精神都被男性所占有，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即使经过文化运动的洗礼和自治会的呼吁，先进的性别文化逐步确立，但统治两千多年的男权文化依旧存在，形成影响人们思维方式和文化品位的历史惯性。
与此相对，无论年代剧的创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总会不自觉以男性的性别意识指导艺术实践，尤其体现在人物塑造上。
第一强调人物形象的宏大格局。
在男性看来，个体应有宏大的胸怀，自觉做历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因此年代剧在塑造人物时总会于宏大格局中突出人物对于家庭、事业、社会和国家的责任感。首先，剧中的男性角色普遍拥有宏图壮志，期望以己之志宏安邦定国之愿。
《父母爱情》中身为军人的江德福，面对家庭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毅然选择离开新婚妻子、放弃稳定工作，孤身前往偏远海岛，承担守护国家海防之重责。其次，年代剧不仅是男性的奋斗史，也是女性的成长史。
即使是柔弱的母亲形象也被拔高到崇高的地位。这在《父母爱情》中见微知著，中苏边境纷争之际，安杰忍痛支持儿子奔赴战场，纵有千般不舍，也无一次挽留，只愿亲子归还边境安宁、维护国家主权。
在年代剧中还有另一类母亲形象，当家庭或家族遭遇重大变故时，主动接过维持生活的重担，承担复兴家庭或家族的使命。
《父母爱情》中安欣就是这一典范：当丈夫被划为y派，一家人不得不到到黑山岛接受劳动改造时，安欣反而成为家庭的拯救者，凭一己之力照顾年幼的子女，既在面粉厂做工以维持生计，还不断鼓励失意的丈夫重燃希望。
如果没有安杰的乐观坚守，相信政治运动对于这个家庭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年代剧对母亲形象的推崇验证了中华民族的“母性崇拜情结”，但近乎神性的宣扬却不够立体，对女性生命体的关照略显肤浅。
第二缺乏对次要人物的情感关照。
男权文化经常忽略部分对于整体的作用，所以年代剧对与表现主题无关的人物，普遍不着必要的心理和情感关照。
《父母爱情》意在表达守望相助、执着深沉的爱情观，江德福与安杰、江德华与老丁、欧阳懿与安欣等老一辈无疑是传达这一主题的主角，而江亚菲、江卫民、丁四样等子一辈则是衬托这一主题的配角。
虽说主次有别，但导演却将全部精力用以塑造主角，而忽视了对子一辈心理和情感的关照，缺乏对他们性格和行为形成原因的诉说。
比如同样的成长环境，为何江亚菲胆大洒脱，江卫民却怯懦内向？有果无因的性格说明，致使次要人物沦为为故事而故事的工具人，从而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
女性觉醒下的人物塑造突破
在男权文化的历史惯性下，男性话语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女性只是附属于男性的第二性。受“人的觉醒”这一时代命题的感召，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激烈碰撞，女性觉醒逐渐演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次革新。
女性开始“渴求情感独立、职业独立、知识独立，和作为人的选择自由”。为了顺应男女性别生态平衡的必然趋势，年代剧颠覆了男权中心的叙事话语，开始、表现、书写女性的觉醒。这种性别觉醒使创作者拥有了女性的性别意识，极大地改变了年代剧塑造人物的方式。
第一大胆表达人物欲望。
女性觉醒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女性群体对自己的性别产生深刻的认同，视自己为独立人格的自然人，大胆表达个人欲望。这种欲望来自于职业晋升、情感追求、权力占有或价值实现等等，它们都是“她者”对自我的真实言说。
年代剧反叛式的书写动摇了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传统，在电视剧发展史上具有变革意义。《父母爱情》是孔笙创作的具有女性气息的电视剧作品，安杰和王秀娥都对个人欲望进行了大胆表达。
剧中安杰主动寻找工作机会，渴求在两性关系中掌握主导权，跟随姐夫炒股意欲增加家庭收入，自主寻找门路帮助下岗儿子立项创业……无论何种所为，都可见她想要摆脱女性被动接受命运、与男性展开公开较量的欲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王秀娥的形象，出身于农村却并未囿于以夫为纲、逆来顺受的规训。相反当婚姻受到威胁和遭遇无端责难时，却敢于为自己发声、同“不公”据理力争。
其中虽有无理取闹的成分，但强烈地表达出她渴望拥有完美爱情和独立人格尊严的欲望。王秀娥的形象既为影视文本增添了喜剧色彩，也拓展了女性觉醒这一意识的传播广度。
第二变更人物看待事物的性别视角。
突破男性底色的叙事策略，使年代剧创作者开始尝试站在女性的立场看待事物来讲述故事。
《父母爱情》通过王海洋的目光，对婚姻和人生的命题进行了探讨。该剧将婚姻关系的维护归功于情感和爱情的力量，而非伦理与道德的束缚。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高官厚禄、跌宕起伏，而在于平淡中同知心人相向而行、恣意生活。这种看待事物的“感性主义”是女性特有的视角，与男权文化所遵循的“理性主义”全然不同，是对男性掌握话语特权的公开挑战。
王海洋这一人物形象也因其文质彬彬的外形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备受观众喜爱。显而易见，看待事物的全新视角既可使人物卓尔不凡，也可使他们富有智慧，令人物在观众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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