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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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刻画风格,不难得出其人物有类型化倾向。李洁非在《小说学引论》中分析类型化人物应具有如下特征:1.类型人物有固定的性格、才干、行为方式;2.特定类型的人物即使在不同的作品中,也都有明显的相似性;3.类型人物在作品中经历基本相似;4.读者容易识别并估计到人物的处境及结局。提到市民读者对文本简单书写的选择原因之一就是人物类型化,作者之所以要将人物类化,除迎合读者的阅读能力以及欣赏水平以外,他自身也由于被现实生活所迫,需要批量化的创作文本。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说自己曾同时创作六部小说,这种产量可谓惊人,六部作品里的主要人物,保守累计也不下百人,试想如果每部作品里的不同人物性格各有千秋,再加之故事情节也不尽相同,单是理清人物思路这项工程就足以令人咋舌。将人物类型化这一创作风格,也是张恨水在卷帙浩繁的创作中寻到的一条捷径。在他的社会言情小说的代表作里,人物形象有多种类型,关于市民的形象是作品中所占篇幅最多也是刻画最成功之处。他笔下的市民形象大概可以分为四种类型:1.多情才子,2.薄命红颜,3.侠义之士,4.财迷老者。

(一)多情才子

张恨水自幼深受传统的才子佳人思想的熏陶,基本上他每部作品里都有才子这类人物。《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落霞孤鹜》中的江秋鹜,《北雁南飞》中的小秋,和作品中相对应的女主人公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高,富有文化知识,且经济状况也差强人意,但是他们丝毫没有贵族气息,他们性格朴实真诚,品质高尚,是所谓的“平民公子”。例如樊家树,他作为富家子弟,具备传统的文化道德,更重要的是他身上有着可贵的平民意识,乐善好施,在故事中基本上充当的是拯救者的角色。即使是《夜深沉》中的丁二和,《艺术之宫》中的万子明,《美人恩》中的洪士毅等人物,他们尽管称不上是才子,生活也同样是贫困,但却都具有难能可贵的优点,这些人物是才子主题在张恨水小说中延续和转化的产物。

《金粉世家》中的冷清秋,虽然是位女子,但是她也可以称得上是“女杨杏园”,在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才华美德丝毫不逊于张恨水其他作品中的任何一位男才子,但是之所以大部分作品中的多情才子都是男性,是因为他们还要承担拯救者的角色。在男权社会里,男性的社会责任感在男权意识指导之下基本都处于自我张扬的状态之中,男性尤其是知识分子,往往都将自身定位于担当社会、文化、历史、进步发展的责任层面上,具体于生活细微中,即是处处要表现出道德楷模的形象。受古典小说的影响,人们对青年男性拯救女子的思维定势基本上是英雄救美,所以在张恨水的这些作品中,基本上这些多情才子都肩负着救美的故事使命。如樊家树出资救助沈凤喜,并让她上学;江秋鹜搭救落霞;丁二和抢救杨月容并帮她脱离虎口;万子明多次雪中送炭解救秀儿父女的温饱;洪士毅帮助常小南脱离了靠捡煤核的生活。

张恨水的小说是言情小说,所以故事情节不止于是救助,关键是这些多情才子们和他们搭救的女孩子们发生的感情故事,加之张恨水笔下的女子们虽然处境困窘,但是个个聪明可爱,年轻貌美,所以言情就变得更顺理成章,并且他们努力去保护这份感情,对爱人表现得非常宽容、大度,即使爱人变了心,他们仍能坚持如一的独守爱情,此时他们的多情就更让读者感动。如当樊家树认定了要与沈凤喜结为伴侣,即便沈凤喜已失身于刘将军,他还表示对此不计较并说:“只要丈夫真爱他的妻子,妻子真爱她的丈夫,身体上受了侮辱,却与彼此的爱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精神上的,不是在形式上。”

在这番话中读者不难读出他思想中的进步意识,但更能打动读者的是这位平民大少爷对爱情的执著。其他人物如丁二和、万子明、洪士毅等人虽然都是一些普通的劳动者,他们和女主人公都有着相似的困境,然而也同样具有自然率真的性格,浑朴的人情、乐观健康和勇敢执著的生活信念,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都毫无保障的处境中,还能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作者对这种类型的人物充满了赞美与同情,同时也把自己的人格理想投射到他们身上,让读者们看到市民身上凝聚着那种重名节、讲情义的美好品质。

(二)薄命红颜

有才子必有佳人,有英雄必有美女。张恨水这类作品中的女主角在一开场基本上都是处于落难者的地位,她们经济困顿,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困难,生存环境恶劣及文化知识欠缺等构成了她们的“弱”。如沈凤喜、杨月容、李秀儿、常小南等,虽然她们的职业、身份不尽相同,但她们在文本中都有着同样的落难者身份的角色。沈凤喜全家的生活来源仅靠她唱大鼓的微薄收入;常小南以捡煤核为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已经陷入了生存危机;杨月容在故事的一开始就受着师傅的虐待及逃出后无处安身的严峻问题;李秀儿父亲病重,且一日三餐的温饱也毫无保障……,她们的青春美丽和经济危机被作者刻意安排在一起,也暗示了她们红颜薄命的命运,但这也为拯救她们的才子英雄们的到来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契机。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当陷入生活困境的女主人公面临无路可走的时候,她们将会戏剧化的得到一名男子真诚的救助。大鼓女凤喜由富家公子樊家树所助,不但摆脱生活的窘迫状况而且还可以进学校读书;杨月容因为丁二和的马车及时到来,才得以虎口脱险;常小南得到同样贫寒的洪士毅的微薄相助,使生活状态稍微好转;李秀儿幸被万子明帮困,才不至于挨饿。同时她们在心理上也感受到一丝慰藉,生活在危机恐慌中的少女们,得到了男主人公的援助,她们对他们起初是感激,然后是在心理上将他们当作可以依靠的对象,那么产生感情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了。

如果用灰姑娘原型叙事理论来分析这类女主人公,灰姑娘偶遇到自己的王子,从而改变了自身处境。相似的灰姑娘模式,不变的言情,却总能够凭借灰姑娘这个原型的力量使无数读者为之痴迷。这个原型的魅力在于它在流传了几千年的门当户对的观念之下,为人性本能欲望的实现开辟了另外一条通道,这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这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一股解构的力量。

张恨水激活了原型叙事的生命力,是因为他在故事中加入了新的要素。灰姑娘遇到的王子并不完美,他不能给她期望中的幸福。金钱、品质、相貌并没有集于王子一身之上,而是分别在不同人物身上表现出来,拥有高尚品质的人没有钱,有钱的人却没有真诚的爱情,王子能做的只是挖掘出灰姑娘的美,他发现美,却不能拥有。当丑小鸭变成美丽的白天鹅后,她遇到了可以满足她虚荣心的另一个“王子”。她开始在欲望的漩涡中沉浮,在人性的自我斗争中不断堕落,灰姑娘的故事原型在张恨水的笔下已经发生了变异。因为当原型中的王子所应当具有的要素由不同的人物分别承担时,寻觅就已经变成了打捞碎片的过程,捞起的碎片已不能再被随意组合,寻觅也变成了支离破碎。当自身处境逐渐得到改变的灰姑娘,将目光开始从爱护自己的王子转向社会地位显赫、家庭更富有的“王子”时,美好的原型意蕴就已经逝去。

《美人恩》中洪士毅只是一介平民,自己的饭碗刚刚保住,却还坚持去帮常小南,使得她自身的状况得到了改善,自己却常常挨饿,他在常小南的转变中,只是起到了垫脚石的作用,他发现了灰姑娘的美,但却没能力使灰姑娘变成公主,这一转变的任务只能由王孙和陈东海的出现才能完成。洪士毅虽没有白马王子的相貌和经济实力,但却有王子般的真诚品质,他是用真心爱护常小南的,王孙、陈东海拆分了两人,这给灰姑娘的叙事着上了中国式色彩,叙述了灰姑娘遇到王子以后如何的情形。

这又恢复了本节开始提到的红颜与薄命的中国惯性思维,加之中国人因果报应的观念已成为普通市民们寻求心理安慰的方式,女人们爱慕虚荣,选择了嫁给财富、权贵,那么作为背叛者的她们就理应没有好的下场。常小南成为了没有自由的金丝雀,作者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需求也给了她道德上的惩罚,在故事的结局中暗示陈东海怕老婆,那么读者会理所当然地给常小南设想了一个不好的下场。这种薄命的报应在李秀儿和沈凤喜身上更是明显:秀儿的父亲被活活气死,她自己在最后也走投无路,以至疯魔;沈凤喜同样也是,嫁给刘将军好日子没过几天,就被残暴的刘将军打疯;杨月容更是接二连三地被金钱套住去做别人的玩物,最后也是没能给心爱的人表明自己的真心……。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总之,这些红颜女子们在经历了由灰姑娘到公主的戏剧性转变后,又注定了再走回薄命的路途上来。张恨水对其作品中这些“薄命红颜”形象的刻画很到位,几近呼之欲出。她们并不都是完美无缺的,但是不论是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还是对优裕物质生活的追求,这都是人的本性使然,她们的薄命让我们为之叹息,张恨水对这一类形象进行了深刻的人生叙述,在他的文本叙事中也实现了对红颜薄命这一古老叙事的现代传承。张恨水使用了两种逻辑思维来塑造这类形象:首先,生活的逻辑,作者凭借着自己对市民阶层的了解,深刻地揭示出在那个环境中成长的贫家少女,按照她的思想水平作出这样现实的选择丝毫不违背生活逻辑,这样的刻画很有深度。其次,作者又使用了道德逻辑,在小说中对这些选择了金钱的女子们给予了道德的惩处。

张恨水笔下的这些“薄命红颜”们,不论她们的薄命是出于何种原因,也不论她们的教养程度如何,她们绝大多数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平民女性,无论是清高自尊的冷清秋、李冬青、姚春华、唐二春,还是并不那么清高的爱情背叛者如沈凤喜、常小南、李秀儿,其最终结局无不是以薄命告终。前四位女子显然是张恨水心目中理想的“红颜”,她们身上集中了理想女性从内心到外貌诸多优秀之处,但是她们的命运也依然是坎坷多难,她们高贵的人格操守,高尚的人生理想和过人的才华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发挥,反而被压抑甚至被扼杀在她们艰难的人生道路上。在后四位女性的身上虽然有虚荣、贪图享受、忘恩负义的弱点,但她们也有许多地方值得人们喜爱、怜悯、同情,比如她们青春亮丽、天真烂漫、聪明伶俐,在未被金钱引诱之前的勤劳朴实等优点。但是她们却都无一幸免于红颜薄命这个古老的文学母题之下。

(三)侠义之士

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除了多情才子一类,还有就是市井侠客,由于市民阶层生活稳定平庸,缺少变化和刺激,再加之在城市中居于中下层,就免不了被有钱有势的人欺侮,而侠义之士大都是见义勇为,不畏强暴,所以普通的市民们难免会对这类人物产生幻想,当他们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却没有合法正规的途径去为自己鸣冤,只能幻想着能有侠客来为他们打抱不平,而且在自己内心深处也希望成为这种人。

《啼笑因缘》是张恨水作品中首次出现了侠客形象的小说,他们是关寿峰、关秀姑父女,俩人为人仗义、好打抱不平。当樊家树被绑架时,关寿峰冒险搭救。侠客本来就是传统小说中很常见的形象,作者对关寿峰的描写大致都基于传统的侠客风格:豪迈爽直、古道热肠、富有正义感。而对于关秀姑这个形象,如果撇开“侠女”的身份,其实她就是北京下层社会一个善良多情的年轻姑娘,虽然家境贫寒,但并不爱慕虚荣,大有乃父之风,豪爽正直,同时又婉约多情且不失庄重敦厚。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她这个形象是作者集合了古代小说《儿女英雄传》里的十三妹、现实生活中朴实的贫家姑娘、再加上作者的想象成分糅合到一起,成功的塑造出一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可敬可爱的成功侠女形象。当沈凤喜被军阀刘将军霸占时,关秀姑只身一女子,冒险去做卧底,为的是让家树能见到苦苦相思的凤喜。文中最痛快人心的乃是“山寺除奸”这一段,为樊家树报了横刀夺爱之仇,为凤喜报了虐待成疯之仇,同时也让广大深受其欺压的百姓们拍手称快,他们父女的这种锄强扶弱,传统正义之举,被作者赋予了新的生存方式。关于这一点,就连当时对《啼笑因缘》颇多微词的左派文学批评家夏征农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故事中关寿峰的肝胆照人,救朋友于危难,关秀姑出生入死,为民锄奸,是最能大快人心的场面。

不论是张恨水之前的明清时期、民国初期的武侠小说里武侠人物,还是当代新武侠作品里的武侠人物,基本上个个都是武艺高超,神通广大,且配有魔剑宝刀,招数越出越奇,武功也愈写愈神。张恨水笔下的关氏父女虽然也有武功,但并未被神妖化,他们也很义气,但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救世主,关秀姑山寺锄奸并未被具体描述为惊心动魄、血肉横飞的场面,而只是通过一家报纸的消息把这个场面间接地、简洁地展示给人们。显然这样的情节安排,目的既在于让关秀姑这个侠女形象光彩照人,却又不让她被罩上神光而脱离了真实,所以在这节山寺锄奸之前,就铺排了刘将军如何垂涎关秀姑的年轻貌美,关秀姑设计诓刘将军山寺约会的情节,这就让一介民女怎能将身边被重重手持洋枪士兵保护的刘将军置之死地的故事变得合情合理。其实张恨水对笔下的市井英雄的描写,像关氏父女这样练就一身好武艺的人也并不多,他们大多数只是普通的劳动者,其中甚至不乏鸡鸣狗盗之徒。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秦淮世家》里的小偷王大狗和妓女阿金相助徐亦进救出了被汉奸、黑社会头子迫害的唐小春,他们的义举让我们看到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内心也有着光明正义的一面;《丹凤街》中童老五、杨大个子夫妻俩以及丹凤街上很多菜商、店铺伙计们等一群街坊邻居结伙搭救李秀姐的正义之举,体现出下层社会的“市井之徒”们身上的“有血气、重信义”的品质。实际上,这是作者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一种下层人对正义期盼以及某种幻想性的心理慰求,蕴含了张恨水对市民文化的一种深刻体察和对现实的思考。正是这群再普通不过的市民,却表现出来侠士般的崇高人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做了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比别人多做了什么”。他们只是比普通人多做了一些替天行道之举,为民解恨,同时也让民众读者在这样的人物身上获得扬眉吐气的畅快,因此这一类来自市井的侠义之士,在张恨水小说的人物画廊里理当占有他们应有的一席之地。

(四)财迷老者

中国的市民阶层主要包括小商贩、小业主、个体劳动者、中小知识分子、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及家庭主妇等。除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以外,中国的都市大部分都是伴随着封建社会的长期发展而逐渐形成,因而具有很浓厚的封建传统文化氛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向中国的输入,西方文化开始在对抗中向中国的传统文化渗透,现代城市的经济结构和文化观念发生了变异,逐渐带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色彩,中国市民群众的小商贩、小业主等不可能像欧洲的商人那样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贫民也不同于现代无产阶级。因此,中国的市民阶层广泛且面临着生存困境,所以他们这一阶层形成了注重实利,贪图享受的特点,这些特点在张恨水塑造的财迷老者这一类人物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这一类人物在文本中扮演着对故事情节的助推者角色,他们基本上是女主角的直系或旁系亲属,负责女主角的日常生活,并对她们的命运走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这类人物基本算是让女主角走向被诱惑的堕落之路的原罪,因为他们是女主角可以接触男权社会的纽带和桥梁。他们奉行金钱至上的原则,能敏锐地发现并察觉女主角身边男子的财产及家世情况。对他们的描述在文中所占篇幅并不是很大,但在为数不多的描写中却有闪光之处,虽然类型化,但也极富特色。为了得到物质的利益而丧失人格,在女主人公感情出现迷离、摇摆时,他们不但不能通过正义的劝诫并指导她们迷途知返,相反为了满足自己的物欲,他们推着女主人公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在市民文学的文本中,金钱是主脑,它支配着这个世界成为创作的动力和作品要表现的题旨。在文本中,它是故事结构的枢纽与支撑点,是人物命运走向的牵引之神和人物性格转变的驱动力,这类财迷老者在作品中说白了就是金钱欲望的化身。张恨水作为市民通俗文学的作者,他同样也遵循了以市场经济意识作为导向的创作商业化原则。他曾直言:“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如何才能“图利”?这就势必要表现市民的生活,并吸引市民读者的目光,而尚金在市民文化价值观中处于主脑地位,因此,它也成为了支配市民文学文本的精魂,“财迷老者”首当其冲地担负起了表现对物欲追求的类化形象。

首先,他们的出场很自然,因为每个女主角都有一个家庭背景,他们作为家庭里的成员出现在文本中并不突兀;其次他们的语言富有特色,极有功利性,作者对他们的语言布局很少,寥寥几句话就能表现出他们的想法。《美人恩》中常小南的母亲见到洪士毅便评价说:“穿灰布大褂的人,能做好事?这话我简直不相信!”《欢喜冤家》中朱氏说:“她唱戏是谁让她学唱的,现在成了名角儿了,别说我是她妈妈了,就算我是个放债的,现在我也应当收回本息了”。她将自己比成放债的,形象生动地显现出她的贪婪。他们见钱眼开,见风使舵,《丹凤街》中秀姐的舅舅是个想钱想疯了的人,为了能得到钱,他将尊严、身份全抛到一边,为了能有钱享受,不顾自己外甥女的死活,不顾自己亲妹子的心痛,阴险狡诈地与对方联挖了一口陷阱,并亲手将她们推进去,逼迫秀姐嫁给一个年老、丑陋、伪善且已失势的次长,而自己却在得到钱后,一个人去逍遥自在;《啼笑因缘》中沈凤喜的母亲沈大娘,趋炎附势一直是她的特长,在她看来只要能有钱,至于是谁爱她的姑娘,完全无所谓。

起初,当樊家树资助她们家刚刚过上好日子时,由于樊家树要南下探母,她听说到家树要走,犹如晴天霹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及至家树掏出许多钱来,她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但当凤喜被刘将军抢去后,樊家树对凤喜难以忘怀,秀姑私下安排他们见面,沈大娘躲在一边等家树走了,她出来说:“怎么去了这半天,把我急坏了,我看见樊大爷一路笑着,大概得着了四千块钱,心里也就满足了……生气?活该他生气!这倒好了,一下说破,断了他的念想,以后就不会和咱们麻烦了。”她以为每个人都像她那般爱钱,之前樊家树要离开回家,她就“犹如晴天霹雳”,而今有了更强大的经济靠山,便忘了樊大爷的种种好了。

《金粉世家》中冷清秋的舅舅趋炎附势,金燕西就是利用了冷清秋佳人趋利的这一点,精心引诱其上钩。在爱·摩·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中提及:“在17世纪,类化人物被称为‘扁平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这种“财迷老者”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扁平人物”的特征,一个作家如果想全力去扣住读者的心弦,扁平人物对他是很有用的,因为这类人物的性格特色不会随着环境而变动,一旦出现后,作者对其也不用重新介绍,且他们的思想、行为也不会离开正轨以致难以控制。即使他们在作品中销声匿迹以后,他们也不容易被遗忘,在张恨水的小说中,这类财迷老者的标志性特色让人记忆犹新。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将其定位于扁平人物形象上,而是让其处于稍向圆形人物的过渡中,因为在这些财迷老者的身上有时也有真情流露。

《美人恩》中洪士毅替陈东海送钱给余氏,条件是拿了钱后就要与常小南断绝联系,余氏听了,将两手放下一拍说道:“那不行!我又没把姑娘卖给他,为什么断绝我们骨肉的来往?那不行,那不行!”从这里看还显得她有些亲情可言;《欢喜冤家》中桂英要跟随玉和回老家时,朱氏心想:“女儿未出阁之前是水葱儿似的一个人,出阁以后,却落得成这种样子,竟成了黄脸婆了,在北平尚且如此,若离开了我,去南方混,不知道还是什么样的情形,而况桂英和玉和南下,是回婆家去,虽然没有婆婆管着,可是还有嫂子,倘若嫂子再要折磨她一些,她就更吃不住,恐怕她颜色不好,还不止这样子呢,想到这里,又不觉流下两行泪。”她对女儿还有一丝真情尚存,但是一旦当天平的另一端是权势和金钱时,这些“财迷”们就立刻会倾向于财富和权贵,他们为自己的亲人充当红娘,但却不是给有情人牵线,而是更多地从利益的角度去考虑和衡量。这类人物有扁平人物的特征,但又不是绝对地属于扁平人物,他们应该是一群由扁平人物向圆形人物逐渐过渡的形象。

这种类化形象人物在当时的社会具有存在价值,他们几乎遍及于张恨水所有的社会言情小说中,他们唯利是图,阿谀奉承的嘴脸,让读者记忆深刻,这类形象对于主人公的刻画起到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使女主人公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从这类形象中读者也可以了解当时整个的社会状况,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张恨水作品中市民形象:多情才子、薄命红颜、侠义之士、财迷老者

针对普通的市民阶层,张恨水在作品中对他们的分类大致就是这四类。他们占据了作品绝大多数的人物分量,对他们的形象刻画是否成功,基本也决定了张恨水作品的高度。张恨水紧跟时代步伐,既运用了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富有表现力的手法,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赋予笔下人物现实的穿透力和历史的使命感。由此可见张恨水对人物塑造的独具匠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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