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它在题材选择、情节设计和人物刻画方面，都实现了巨大突破，开启了中国小说的写实之风。此书影响巨大，已被译成了多种语言。饱含中国传统民间审美趣味的《金瓶梅》被译成外语之后变成了什么模样？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有趣的现象呢？日前，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作家、学者周绚隆携其新作《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做客南都读书俱乐部，并就跨文化翻译的融通与错位等问题作线上分享。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 周绚隆著 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3月
周绚隆，1969年在甘肃庆阳出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和散文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陈维崧年谱》、《元文选》（与邓绍基合作）、《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等。
《金瓶梅》的英译本有三种。在分享过程中，周绚隆先生结合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就自己为何选择克莱门特译本以及研究译本时发现的问题及心得进行了分享。他指出，自己选择克莱门特译本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现下流行广，影响大；二是发行早，流通久。除此之外，还因为该译本内容较完整，也蕴含了包括文学、翻译史在内的丰富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谈到对克莱门特译本的评价，他既肯定了译者工作的成就，认为克莱门特在如此短的汉语学习时间内能达到如此翻译水平非常了不起，并对译者一些巧妙的处理表示赞赏。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把各种问题分类归纳为十一个类型。但他没有止步于对错误的细数，而是富有求知精神地回归到克莱门特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探求问题出现的外部与内部原因。他以丰富的事实论据作支撑，生动有趣地带领听众们领略特别的国外文化现象，设身处地地理解了克莱门特在进行翻译工作时的总体环境以及带来的局限性，如英国《淫秽出版物法案》的管理以及汉语世界对《金瓶梅》研究基础的薄弱。从他的分享中，读者不仅能对翻译这一跨语言、跨文化的实践工作有更鲜活、更清晰的认知，也更能理解到这份工作的困难与可贵。
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作家、学者周绚隆结合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就自己为何选择克莱门特译本以及研究译本时发现的问题及心得进行了分享。
“我觉得我们对译者要抱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对于跨文化翻译的融通与错位问题，他认为读者应该以客观、冷静地态度去理解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以及“不可译”性，某些问题的产生确实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失去判断标准的纵容，人们也应该对这类合理错误与低级错误做出区分。
周绚隆最后提到，如果有时间，他希望把芮效卫的《金瓶梅》译本也通校一次。他认为：“我们通过这两个译本去看《金瓶梅》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共性的问题，也许可以对我们将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跨文化翻译提供一些更有意思的事实与理论支持。”
——讲座精彩实录——
《金莲》经历过从“洁本”到“足本”的过程
南都：翻译《金瓶梅》不可避免会遇到如何处理书中部分少儿不宜情节的问题，而《金莲》也经历过从“洁本”到“足本”的过程，据说1939年第一次出版时这些情节是被翻译成拉丁文，为什么？请您介绍一下。
周绚隆：是的，这个很有意思。实际上英语世界，尤其在英国，1857年颁布了《淫秽出版物法案》。当时的政府从法律上规定，一旦出现包含色情内容的这种出版物，出版社、印刷厂还有销售商都要承担责任。这个法案非常具有震慑力，它的威力甚至持续到了20世纪初。所以在《金瓶梅》全部被翻译成英文以后，它要面临是这样的审查制度。在整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我工作之初，我不知道那些拉丁文是谁翻译的。因为克莱门特在他的前言只是非常轻描淡写地说了一段话，他说，书里边有些内容不能全部译成英语，读者大概会因为碰到大段的拉丁文而光火，我为此感到抱歉，却没有别的选择。后来我看老舍在《我的几个房东》这篇文章里边特别记述了克莱门特这个人，他特别讲到克莱门特的德文、法文都特别好，而且拉丁文也非常好。这么两种描述就给了我一个误导，我以为这里边这些拉丁文都是克莱门特自己翻译的。直到看了澳大利亚蒙那什大学工作的齐林涛教授发表的一篇文章，我的疑惑才解决了。齐林涛先生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英语翻译过程中的拉丁文的中介功能。他在英国雷丁大学发现了劳特里奇与基干·帕维尔出版社当年的出版档案，其中就有关于《金莲》的材料。这批出版档案完整地保留了出版前后的一些信息。齐林涛的文章发表以后，我才明白克莱门特译本里面所有的拉丁文都是一个叫莱特的拉丁文教授翻译的。
从出版史的角度来讲，在铅印的年代，排版是非常麻烦的。排版工人要一个一个字排版完，进行校对，校对好了以后要拿铅版在一个薄的纸板上压成纸型，然后在印刷前把铅化成溶液灌在纸型上，把纸型和铅版拨开，上面就有字，这样印刷成书。克莱门特的《金莲》在翻译的时候（1939年）正是在铅印时代。当时出版社把纸型打好以后，又面临着法律对淫秽出版物的管制，所以出版社就找人把相关的段落翻译成拉丁文。翻译的过程中是非常困难的，出版社为了节约成本，不重新排版、校对，便要求译者用等量的拉丁文字母把等量的英文替代掉。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到了1972年劳特里奇出版社把这些拉丁文回译成英文的时候，他新补的文字的字体，跟原来那个字体都有点小小的差异。他们这次回译，即使改成了胶版胶片印刷，也没有重新排版。这就是当时整个工作的基本情况。到了大概是1960年，《淫秽出版物法案》在英国世界发生了一次转变，当时企鹅出版社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按照《淫秽出版物法案》的标准，出版社肯定是犯罪了。然后出版社打了一次官司，最后胜诉了。它胜诉以后，整个英国在对淫秽出版物的界定与认识态度上就发生了彻底的转变，社会的舆论开始不再把它当成严重的问题来看待了。社会的开放程度变得更高了。所以到了1972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又找人把《金瓶梅》译本中的拉丁文又回译成了英文。这个回译工作是谁做的呢？现在我们没办法清楚地知道，只是出版社在译者声明之后又加了一段《出版声明》：“这一版中，埃杰顿上校原来译本中出现的拉丁文段落被，译成了英文。我们要感谢J.M.富兰克林为此提供的帮助。”那么富兰克林是自己把这些拉丁文回译成了英文，还是从原始档案里把克莱门特的英文原文找出来，重新填充到现在这个拉丁文译文的这个位置上？我们不得而知。其实这个今天的译本，英国人把拉丁文在回译成英文的过程中还是比较粗糙，有两处他没有译回来，还是拉丁文。我是在当年编汉英对照的《金瓶梅》的时候发现了这两处的遗漏，就按照中文的意思补译了两句英文，放在了这个地方。后来塔特尔出版社在出版这个书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我提到的这两处问题，便把翻译遗漏的两句都重新补成了英文。现在来讲，塔特尔出版社的版本出来以后，整个英语译文里大的问题相对比过去要少了很多，但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翻译本身的问题它没能纠正，只是校对的问题解决了一些。
其实他们为了处理这个色情描写而把它译成拉丁文这件事，在当年的英语世界里是一个通行的办法。后来我看见汉学家何谷理在给塔特尔出版社那一版的译本写的前言里边讲到了这个问题。《淫秽出版物法案》的公布对当时的英语世界震慑很大，因为一旦出了问题，和书相关的所有人都会被牵扯，大家都要负法律责任。大家虽然想要规避这个问题，但面对《金瓶梅》这样的书，又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面目出现，那怎么办？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规避这个法案。一方面他可以对外宣布这是个足本，另一方面，这些色情内容又处理成了拉丁文，不会给一般的读者造成不良影响。即使有水平能阅读拉丁文的读者，在当时看来，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这些人也不容易被这个书带坏了。所以，对外可以宣称这本书是足本，对内又可以说这本书是个洁本。这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西方汉学家对《金莲》的评价两极分化
南都：克莱门特翻译的《金莲》出版后，西方汉学界对它的评价主要有两种声音。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漏掉了原著中的不少东西（譬如诗词等）。请您就克氏刻意削减或删除的部分作简单的介绍。
周绚隆：的确，克莱门特的《金莲》出版以后，1940年学术界就有人发表了相关文章。有一篇书评是著名的译者、汉学家翟灵奈给写的。翟林奈是翟理斯的儿子，翟理斯在中国做过传教士。他的书评同时比较了两个同年在英语世界出版的译本，一个是克莱门特的译本，一个是伯纳德的译本。这篇书评发表在1940年7月的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他表示自己没有全读这两本书，都是挑选了一些段落，查一查翻译质量。他的结论是：如果比较这两个译本，它们的差别很大。克莱门特的目标是在不省略麻烦的段落的前提下译成流畅的英文，并且还想保留中文原文的风味神貌。他对克莱门特的评价是相当认真，但是虽然很努力，书的翻译过程中还是漏掉了原著中不少东西，译文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至于伯纳德·米艾尔的译本，他认为准确性更差，而且它不是直译，所以对中文本存在巨大偏离是当然的。
后来夏志清先生在《怎么读中国小说》这本英文书里面也对这两个译本做出了评价。他给克莱门特的评价可谓非常高，高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书难度很大，但克莱门特的译本基本上没有什么错误。夏志清是华人，他要是说没有错误，那我们可以想象他这个评价会对英语世界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且翟林奈的书评发表得又比较早，后来的人不一定都能看得到。夏志清的书评发表得比较晚，后人肯定都是能看到的，那么夏志清的评价对后人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就成为一个定评了。所以，我认为这个书在英语世界里得以长期传播，除了因为它被翻译得早，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于克莱门特在哪些地方译得有问题、删去了哪些东西，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讲。但首先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他算是做到了忠实原文。所谓忠实原文，就是说他基本上完整地译出了小说的主体情节、主体故事。但是对于书中的诗词曲、韵文和一些对句，他确实是能删就删。崇祯本里边总共有100首开篇诗或和开篇词，诗有51首，词有49首，他一共只翻译了47首。篇尾诗原来一共有43首，他只翻译了四首。还有行文中间夹杂的大量的诗词曲韵文和对句，只翻译了极少数的诗词曲，对仗句则基本上都被省略掉了。对于这件事，他自己其实有一个评价，他说他是尽量地做到不删节，但是他不因为删减诗词曲之类的内容而愧疚。他的做法我能理解，比方说《金瓶梅》里面那些算命先生给每个人写的算命的词，我觉得就算是中国人自己读也未必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那么当一个英文翻译面对这些东西，想要翻译得准就更困难了。再比方说中国的打牌的一些术语，《金瓶梅》的整理注释本不一定都能注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一个英译者要把它都译出来，肯定是很费劲的。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必须承认克莱门特做到了这么三点：第一，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第二，基本上保留了书中生动的细节。第三，用比较精彩的英文把小说里边所写的底层社会的人间烟火气息基本上传达出来了。所以读者看英译本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中文小说原著里的那种味道。我认为克莱门特还是做到了“传神”的。他在《译者前言》里边说：“我并没有打算搞出个‘学术性的’译本，但要将原著简洁的单音节文字译成流畅的英文，还想保留汉语的神貌，并非易事。毫无疑问，如果删除一些相关的段落，可以回避有些困难，但我不愿这样做；即使偶尔有些段落在我看来有点沉闷，也绝不删减。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处理他们。不过对其中的诗词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我想，没有人会断言这些诗词是中国诗歌的杰作，有些诗词如果译成英文，读来会莫名其妙。对它们，我自作主张地删去了很多，说到底，它们只是故事的程式化装饰，我对之没有良心上的不安。至于其余部分，我要声明连校样都没看过。”这个等于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免责声明，说除了那些诗词之外，他没删过别的东西。这其实不是实话，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算命先生给每个人下的那个判词，他就把它能省略的都省掉了。涉及打牌的一些术语，他也是能删的都删了。他删掉的不仅是诗词，但是从整个的小说文本的阅读上来看，这些删减的确没有妨碍阅读，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在当年的语言环境下，在当年《金瓶梅》在汉语世界的研究基础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克莱门特做这样一种灵活的处理是可以的。
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融通与错位
南都：您分门别类地考察了克莱门特译本中存在的问题，列出了十一门类的错误，在您看来，克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错误？
周绚隆：起初我看到这个译本有这么多问题的时候，也觉得很意外。这个本子在英语世界里流传了这么长时间，而且夏志清先生在《怎么读中国小说》的文章对克莱门特的高度评价和我的实际阅读体验的对比，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反差。后来我就在想，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现在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分析，我想大概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
我们要理解克莱门特在翻译《金瓶梅》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什么——当时汉语世界对《金瓶梅》的研究基础非常薄弱。第一，文本没有经过整理，没有标点本；第二，没有注释；第三，关于《金瓶梅》里面所涉及的当时的一些文化现象，也没有那么多的词典来帮他解释。所以他在这样的处境中，只能一边研究一边查。而且当年的工具书也不像现在这么多，也根本没有互联网这样方便的方式供他去咨询，所以能译成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译文里这些问题的出现，确实有其客观原因。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对译者要抱有一份同情的理解。
南都：请您结合克莱门特的译本谈谈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融通与错位现象。
周绚隆：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涉及到翻译评价标准的问题。我们国内现在研究翻译史的人会经常讲到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提出的叫“信、达、雅”的这个标准。他说，一般来讲，求其“信”已大难矣。就是说你要做到“信”，也就是忠实原文、准确地理解原文，把原文里的话理解对，就已经非常难了。但是如果你做到了“信”而不“达”，也就是不能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得疙疙瘩瘩的，就会造成虽然译了，但跟没译一样的情况。“雅”则是更高的要求了，而且一般来讲还需要见仁见智。关于在翻译的实践中间译的东西到底怎么样，这些年理论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翻译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事业。你译的东西别人喜欢不喜欢，这个都不是可以主观左右的。杨绛先生说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其实是“一仆二主”。什么叫“一仆二主”？译者就是“一仆”。两个主人，一个主人是他的原作，另一个主人就是目标语言的读者。他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第一要对原作有准确的理解，第二要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透过译文感觉到原著本身的味道。其实这个要求是很高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这一篇文章里也提出他的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就是要“化”。也就是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了。他讲的“化境”跟严复的“信达雅”，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个问题。所以对我们要理解，这其实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的标准。因为钱先生对这个问题很有自己的认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时常还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者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所以翻译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能实现尽善尽美的，某种程度错误是不能避免的毛病。这段话也就提醒我们，要正确地、理性地看待翻译过程中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我认为，对原文理解出现的实属难点的错误和一些低端的错误之间也还是要有所区别的。还有一个文化趣味的问题，其实你要真正做到融通，也并不容易。我当时在做中文和译文对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实际上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中文小说里边经常会出现某些大家熟知的词，《金瓶梅》里面也有反复地出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这几个成语。对我们读中文读者来讲，我们看这几个词的时候，脑子里肯定不会出现箭、织布机上的索子或者一匹白色的马这样的意象，它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提示时间过渡的提示语。我们一般的读者在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词，大概都能把它忽略过去，就知道这是提示时间转折了，但是在这个英译本里边，译者好像对这种表述特别感兴趣，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详细翻译。第二回的“白驹过隙，日月如梭”、第六回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第八回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还有第三十三会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都被他译成了长长的两三句。他翻译成了 “时间过得很快，太阳月亮像织布机上的索子一样来回交替着在运行”，类似的字面直译反复出现。这就是文化差异。其实这样处理特别繁琐和笨拙。当时我想，如果按照简洁文风翻译的话，直接处理成“time passes quickly”“time flies”或者“how time flies”都可以。相反地，作者对原著里许多表示叙事转折的提示语就毫不客气地省略掉了。他能知道那些话是表示转折，就不会把它繁琐地翻译出来。小说里有一些故事要在家庭场景中结束了，就会有“当夜无话”这样的词出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他会翻译，有时候他就不翻译。在这些细节上我们能看出他的摇摆，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翻译怎么样才能做到融通呢？这需要考量译者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他如果有经过比较好的汉语环境的训练，我想他会把这些东西给忽略过去。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要真正做到融通、做到不露痕迹，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反倒是他某些卖力气翻译的内容让我们看起来有点儿多余，这就是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错位。
如果我们把前面说的因为文本问题、理解问题所出现的一些错误过滤掉的话，这译本里也还有另外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东西。克莱门特拿到的本子是一个木刻本，我们中国古代人都没有标点的习惯，而且没有当代人给他拿到的木刻本加上标点，把它该是对话的引起来，不是对话的放在外边，作为叙述语出现。没有了这些东西的约束，克莱门特反倒获得了一些自由。他把有些本来是对话体的内容改成叙述体，直接梗概了对话所讲的东西。小说里边经常有这种情况，比方说让小厮去办个事儿，小厮回来就复述一下，我当时找了谁，哪个谁给我怎么办的这个事儿。原文本来是有一个这么完整地复述，而译者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受标点框限，便把很多本来繁琐的人物对话压缩成了一个叙述语，用两三句话就简洁地把这个故事就交代过去了。我在做对照本的时候觉得这种处理有时候有偷懒的倾向，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东西往往不是小说的主体内容，它形式的改变没有影响整个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人物塑造、情节的推进还有一些核心人物的心理描写，译者倒是保留了。但是，像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种通融的办法，也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是背离了原作。从“信”的角度来讲，你不能说他错，也不能完全说他不“信”，但要是从准确性来讲，它不准确。作者显然是准确地理解了这段对话所表达的意思，但当他把它表达成这个英文的时候，不是对话，而是叙述。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非常生动有趣的。当然译本里面涉及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有时候译者会出于翻译或者情节的需要补充个别的情节。
我把译本出现的问题大概划分了几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就是认字错误。克莱门特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字没看懂，比方说“姐夫好狠心”，他把“狠心”的“狠”认错了，他译的是“你肯定有颗狼一样的心”。我第一次看到时，只是觉得这个译者很幽默，用狼来比喻他的狠。但是当我第二次看到他把“狠”译成了“狼”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译者是认错了字了，毕竟“狠”和“狼”就是上面的一点儿之差。在紧接着的整个对校工作中，我就留了心眼儿，对他认字的问题特别留意。之后我就发现有好多地方他把他字认错了。比方说西门庆听说花子由两口子赞同他娶李瓶儿，他很高兴地对李瓶儿表态说：“他既恁说，我容他上门走走，也不差甚么。”结果这个地方，克莱门特硬是译成了“我没什么好害羞的”。我当时觉得为什么会把这个译成译一个“害羞”？到第二十六回，潘金莲对孟玉楼说，她坚决反对西门庆纳宋惠莲为妾：“他若不依，我拼着这命，摈兑在他手里，也不差甚么！”这次他没认成“羞”了，只是理解出了问题。回过头来一比较，我才意识到“差”和“羞”就是里边差了一点点，所以他认错了。像这种情况，在他的译文里边还有好几处，在关于这个类型的例子，我一共举了大概是21处。再比方说潘金莲骂西门庆时说到：“我不醋了！”“醋”是“嫉妒”的意思，结果他翻译成“我不会再犯错了”，这就说明他没有认对“醋”和“错”。
另外一个类型的问题就是对句子理解不准确造成断句错误。比方说夏花儿偷了金镯子，被西门庆发现了，抓起来怒打，叫李娇儿找人马上卖了她。原文是：“西门庆道罢，把金子交与月娘收了，就往前边李瓶儿房里去了。”结果译文是按着“西门庆道：‘罢！’”来翻译的，所以结果是西门庆说：“Stop！”。这就是断句错误造成的。还有一种错误，就是译者不理解语词。比方“马桶”，咱们都中国人都知道，但他就把它译成了“喂马用的桶”。这种现象也是很多的。再比方咱们常常讲到的“香蜡”，他译成了“蜡烛和蜡”。“净手”和“更衣”这两个词，都上厕所的意思，但他都每次都把它译成“洗手更衣”。还有 “脚带”“簸箕”这些词儿，他大概也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译得也不太对。
再一个，就是错误问题比较多的，成语、俗语、歇后语理解不准。还有一个是省略和漏译的问题。除了漏译诗词，里边还有些段落的漏译很有意思。再一个就是添加内容。这个非常有趣，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西门庆娶了李瓶儿以后，问李瓶儿说，你觉得我跟蒋竹山比怎么样？李瓶儿说：“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克莱门特译这译完这一段可能是觉得不过瘾，他就加了几句，他说你在九天之上玉皇大帝的宫里给人在宫殿上安瓦，他在阎罗地狱里安瓦和挖煤。这两句话在原作里边根本就没有，也就是说他可能为了补足后边的故事情节，增加点趣味性，加了一些内容。再一个就是里边儿人名、人称数字这东西弄错的比较多。有些诗词翻译也有译得有不太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译得很精彩的地方的。
在前面的我已经基本解释了我为什么选择克莱门特这个译本作为我的研究对象。其实有机会的话，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芮效卫的译本也通校一遍。因为我发现克莱门特的译本有它的优点，比如说西门庆在为了勾引潘金莲，几次到王婆儿的茶房里边去，王婆儿故意逗他，说你喝点儿酸梅汤。西门庆说：“干娘，你这梅汤做得好，有多少在屋里？”这其中有个谐音，“梅”一方面谐“酸梅汤”，另一方面就是谐“做媒”。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克莱门特他选了一对英文里的谐音词，“damson”和“damsel”，前者指西梅，后者实际上是现在英语里边已经不太用的一个词儿，它指未婚的少女。用这个双关语来对应汉语的“梅/媒”，比较巧妙。芮效卫在他的译本里边也继承了这个处理方法。反过来，我在工作过程中看到了克莱门特一些明显易错的地方，也对照了一下芮效卫的译本，有些地方芮效卫处理对了，有些地方芮效卫同样没有处理。就是说有时候克莱门特错了，芮效卫则从另外一个方向错了。这就非常有意思。如果在将来有时间，我计划把芮效卫的词话本译本重新看一遍，通校一下，看几十年以后新的译本出现以后，还有哪些问题。我们通过这两个译本去看《金瓶梅》在翻译过程中一些共性的问题，也许可以对我们将来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跨文化翻译提供一些更有意思的事实与理论支持。
南都：克莱门特的译文有哪些精彩的地方，请您举例说明一下？
周绚隆：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在书中提到了译文里的十一种类的问题，容易给大家造成误会，好像这个译本质量很差。其实我客观地讲，从它的简洁的程度看来，它依然是《金瓶梅》目前为止阅读效果最好的英文译本。当然，这种评价的前提是要排除他那些已经存在的硬伤。我说他阅读效果好，并不等于他一定是最准确的。为什么阅读效果好？第一是简洁流畅。芮效卫的译本是一个学术译本，每一回后边都附有很长的注释，一般的读者读起来会比较沉闷。而克莱门特的译文不一样，很流畅也很简洁。第二，他基本上做到了传神。第三，他因为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所以，他在整个地在翻译过程中能灵活处理，本来冗长的对话到他那儿几句叙述语就过去了，这样便使得他这个英译本的结构更加紧凑，整个叙事的速度更加流畅。而且，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学习汉语，译到现在这个程度是很厉害的，对某些细节的处理也让我感到很吃惊，比如说因为卓二姐生病，西门庆要提前离席，对大家说：“不是我摇席破座，委的我第三个小妾十分病重，咱先去修。”所谓的“摇席破座”就是“败大家的兴”，克莱门特译得非常准确，他把它译成“I don't wish to disturb the party”，就是“我不想打搅这个聚会”。还有武松因为反感潘金莲勾引他，要从武大家里搬出去，武大就问他什么原因，他说：“哥哥不要问，说起来装你的幌子，只由我自去便是了。”克莱门特能把“装幌子”这个词儿准确地译出来，译成了“Your good name will be ruined”，“你的名声会被败坏”，我觉得也很了不起。
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黄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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