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煜东：儒家自由主义还是儒家社会主义：政治儒学正在分裂
若追起伏脉，儒家自由主义与儒家社会主义皆源远流长，如果简单从强调社会整体利益、共同富裕和组织化的角度来看，儒家社会主义思想甚至可以追溯到《礼记·礼运》大同篇，儒家自由主义的渊源不像社会主义因素那么明显，但近年通过秋风等儒者的解释，也能追溯到孔子时代甚至更早。无论如何，追溯毕竟是追溯，犹如改朝换代之后新帝对自己父祖的加封，血缘的关系不能否认，但先祖不是皇帝也是个事实。古人未尝有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概念，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皆以批判儒家起家，但直到殷海光与牟宗三、徐复观等争论之前，[ 详情可参见高瑞泉的两篇文章最相关争论作的梳理：《儒家社会主义还是儒家自由主义——从徐复观看现代新儒学“平等”观念的不同向度》，《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它们与儒家之间并未形成有效讨论，也未形成过有效的理论批判（新文化运动之粗暴无理更接近武器的批判）。当今儒家自由主义与儒家社会主义的提出也是对现代化的反应，但显然已经不是旧儒家对现代化的直接反应，它们作为新儒家，本身就是现代与传统互相渗透的产物，其中一些流派对原教旨的刻意标榜，从另一个角度恰好凸显了被现代化逼迫的处境。
笔者所着眼的是新儒家内部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它本是个埋藏很深的问题，近日因为儒家宪政主义的讨论而明晰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共产主义思想和实践占绝对优势，改革开放以后，数次“反自由化”的运动非但没有消除自由主义的影响，反而，它越来越成为实际的主流意识形态，尽管如此，它并没能在法律地位上代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以来，共产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这个层面上明显回归，但未能超越以往失败的理论形态。威权的、管制的道路还是民主的、自由的道路，中国在犹豫了二十年后，仍然只是在二者之间徘徊，改革初期曾高度一致的社会分裂为左右两个阵营，知识分子也分裂成了“建制派”与“自由派”，划分的标准基本上也可被归类为：“民主，还是威权”。儒家阵营从2003年集体面世起就自任以超越左右，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使命，[ 这一年《儒学联合论坛》网站开办，蒋庆、陈明、为代表的儒生与秋风、杨阳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以及以梁治平为代表的法律文化中国本位学者的“保守主义者峰会”举行，多年后秋风成为儒家干城。]然而今天看来，他们一样面临着“威权，还是民主”的选择，随着儒家政治哲学影响的扩大，与整个社会一样左右分流或许也不可避免。
大陆新儒家集团面世之初，即使与政治不刻意保持距离，其主要兴趣也不集中在政治上，陈明的“即用见体”和黄玉顺的“生活儒学”纯哲学的意味显然远胜政治，即使蒋庆之学名“政治儒学”，其在民主与威权政治之间也没有断然取舍，而是各吸取一些。整个儒家群体打着“文化保持主义”的旗号，其主要用意在于保守文化而不在政治理论创新。康晓光大概是这一集团中政治特色最强的，然而康晓光的学问也是距离哲学意义上的儒家最远的，也有些儒生提出一些政治主张，因学术水平的差距较大，没有产生太多影响，近年，随着兼擅学术和宣传的秋风的加入和鼓吹，政治儒学走出了寄托理想的范围，成为一种与现实关系密切的政治主张。在民主与威权之间，儒家传统本与威权更加亲和一些，然而民主之为世界潮流众目睽睽，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已经接受民主并着手改造儒学，成功不成功另当别论，其顺应历史变迁，着眼长远而设计新外王的方向大致是没错的。秋风、康晓光、盛洪等掀起的这一轮的儒家宪政思潮，显然不是接着前辈在讲，而是按着蒋庆的思路，直接接续汉儒的公羊学，其学说的实质大同小异，都是把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归于一个外在的理念，而不是每一个政治主体本身，这样，在制度的设计上他们必然反对民主，而将治权归于特定的精英（儒士）集团，因为只有他们才有能力、有道德来把握那个理念。这种看似有理的主义在齐义虎、余樟法等人的设计下显得有些荒谬，齐义虎依照复古的和威权的原理设计出了一个介乎于教会和“周官”之间的中世纪政治模式。蒋庆、秋风等不一定赞同齐义虎的设计，然而齐义虎的神权模式与蒋庆的公羊政治学的相承关系却不可抹煞，其威权主义与秋风等的威权主义的心灵曲通也隐约可见。
儒学复兴运动十几年以来，很多人对其寄予了深切希望，十余年前，杜钢建作为一名法律学者，就大声呼吁哲学家从儒学开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法哲学和政治哲学，然而至今，包括杜刚建自己，法学界仍鲜有人对儒学有深入了解，儒家法哲学或儒家政治哲学的领军人物仍是儒学者而不是法学家。儒学本身博大精深，资源丰富，其中有开出多种政治儒学的可能性，然而其主流竟然如此向威权主义复归，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可以说，在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的严峻形势下，大陆新儒家只能与左派、右派一样直面“民主，还是威权”的选择题，部分儒家选择了威权，尽管他们不是大陆新儒家的全部，然而由于他们在当下的影响，让很多人以为这就是大陆新儒家的全部，并因而对儒家的现代化失去信心。一些在儒家光谱上更靠近自由主义的学者则小心翼翼，比如陈明，尽管在价值层面并不认可威权的儒家宪政主义，然而在策略层面却表示了谨慎的支持，[ 见陈明在天津的演讲]不知是出于对现实政治的考虑还是对维护儒家阵营统一性的考虑。尽管他在文中委婉曲折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根本立场，然而仍会给人们以支持威权主义的印象。陈明关注政治亦有多年，其以前主张宪政时一直是与民主一体提出的，在这次儒家宪政主义思潮中，不少人对陈明报以厚望，期望他能领军挑起与威权宪政主义不同的民主宪政主义主张，但得到的是含糊妥协的“即用见体”。
然而，并不是说儒家就没有民主宪政主义的主张，露面较少的杨万江和宋大琦就鲜明地提出了民主的儒家宪政主义主张。与蒋、秋等人不同，杨、宋二人放弃汉学，从荀子和宋明理学出发，论证民主制度合乎天理。杨万江一方面直接使用荀子“天职”、“天分”等政治学概念，一方面用宋明理学来补充荀子的粗疏，由程朱的天理、理一分殊、一理而具天下大全之理来论证个体的权利是天理的体现，其在主张方面与西方早期“天赋人权”的启蒙政治哲学有些相似，在思维方式方面又与黑格尔的法哲学相似。查宋大琦早期儒家政治哲学之文，也是追随蒋庆的“三院制”的，其中也带有明显的陈明式的妥协精神，但去年年底，宋大琦发了《民主的儒家宪政主义：一种基于良知学的政治哲学》一文，[ 天涯网·学术中国第14期人文学术讲座]提出了“良知学是道德个人主义，民主是自家作主，法治是公共理性”的“三句教”，明确主张宪政是一个现代政治概念，只能是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契约之治而不能是威权之治，并指出，宪政是法治的一部分，就是在个人本位之上建立起来的公共理性，而儒家宪政主义应该继承阳明良知学中的的道德个人主义精神，从建设政治主体的道德人格入手，把政治实践看成是“致良知”的一部分，建设民主的儒家宪政主义。
杨、宋二人一个从理学出发，一个从心学出发，都主张个人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制度，主张主权与治权平等地归属于每个公民，其宪政主张是世界通行的宪政主张。而威权的儒家宪政主义是主张主权归于人民而治权归于精英，是中国特色的宪政主义，在实践上，如果能起到实践作用，那么它支持的不会是复活的儒士集团，只能是现在的权贵集团。可见，政治儒学分裂了，在剧烈社会变迁的选择题面前，从容隐晦的学术探讨已经过时，鲜明的政治表态必须作出，威权，还是民主？一些人选择了威权，另一些人选择了民主，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儒家人物尚未表态，但早晚要回答，无法回避。
儒家与现代化、儒家与自由主义的亲和性研究由来已久，儒家与宪政的关系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话语，这方面不止一个学者梳理过、期待过，[ 参见任剑涛：《社会政治儒学的重建——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理论期待》，《原道》第七辑，贵族人民出版社2007年；陈永苗：《儒家与自由主义者为什么征战》，爱思想网站2005年6月30日，等等。]百年以来，儒家返本开新的主流是现代化、与自由主义联姻，但在此刻竟然忽然回旋，与威权主义重叙旧好，确乎有些意料之外。所幸这不是儒家的全部，威权的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儒学正在分裂，哪种代表了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20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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