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没钱，光光头儿过年。”这是大多数青海人耳熟能详的俗语。大凡生长于河湟谷地的人，约定俗成的道理是，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或谋生，年前定得一路风尘一路颠簸地赶回本质意义上的老家，谋求一家老小的团圆;另外大年三十、正月初三，还得去祖坟里烧烧火纸，见见列祖列宗。因何非要见老祖先呢?兴许是要让老祖先看看自己一年来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此外还得给老祖先们汇报汇报自己一年来在工作上或生意上的收获，末了两边皆大欢喜。作为后人，新年里也无挂牵歉疚之事了，大放宽心，脚踏实地地去干自己应该干的事儿。有老祖先在天上看着你呢，有他们在暗地里照拂，你还有什么前惧后怕的呢。
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来，有很多为生计疲于奔命的年轻人年头节下忘了回家，兴许不是忘了，是瞎钱儿要紧，老板不给请假，回老家还得花去不少路费，于是至多在除夕夜里给父母亲及兄弟姐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有良心的还寄回去一些钱，没良心的甚至借口工作忙连个信息都不回。
俗话说娘老子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如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传统的伦理道德给糟践得面目全非。父母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面对三五年甚或十余年未曾某过一面的子女，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好在我数十年来一直住在家乡老院子里，早晚得见父老。
年味是从腊八节那天氤氲起来的，人说“腊八，宰下个瞎娃”，宰了“瞎娃”要干啥呢?答案是过年。过年时不仅供自家人吃，还得招待亲戚朋友。至于“瞎娃”到底是猪还是羊，地方民俗专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相互间甚而至于要撕拧起来干上一架，脸红脖子粗、唾沫星子乱飞自不待言。我请教妻子，妻子说应该是猪，绝对是猪。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一家人要屋里屋外一丝不苟地打扫，屋里墙壁、檩椽，还有扬程上的吊吊灰都得一缕不剩地收拾尽。当然用废报纸或花纸糊了天花板(俗称为“扬程”)的屋子里自然见不到檩椽一类的东西。如今生活状况大为好转，村里几乎所有人家都盖了预制板房或砖混结构的小楼。木式房子在庄子里倒成了稀罕物，只在思想保守、头脑顽固且没有一定财力物力的村民家里矗立着。
“二十三，灶家娘娘上了天。”灶家娘娘自然是要“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我小时，到腊月二十三那天我妈还要烙灶饼，灶饼面上横一刀竖一刀给切出许多棋花形状，也就是菱形，好看极了。有时还烙面大豆，有半个火柴盒 那么大。完了供灶饼，送灶家娘娘上天。那时土地还没承包到户，年前家家户户分得不多一点小麦，在村里水磨上磨成白面，还不能放开肚皮吃，白面得用来待亲戚呢。一年到头乡亲们糊弄屎肚的只能是洋芋蛋、豌豆面、扁豆面(一般是将小麦和建设豌豆混合起来磨成的面，乡亲们大多很有趣地把建设豌豆称作艰苦豌豆)。
年前父母亲总会想方设法凑借点钱，再拿着布票，去十里外的供销社扯点布匹，回来给我和俩妹妹各做一身新衣服。没新衣服可穿，我们会哭闹个不休。可他们呢?只将旧衣服洗净补好，凑合着过年。那时买不起洗衣粉，母亲经常拿碱面洗衣服，双手动辄被洗坏，手掌发红，手背和指尖上还时常有裂口。父亲更糟，双手双脚上裂口更多，他从别人家找来点猪油，晚上睡觉前将凝固了的猪油拿到油灯上烤，然后将烤化了的猪油滴沥在裂口中。
那时候大多数人家动辄吃了上顿后为下顿没得吃而发愁，哪还有雅兴和经济能力买红纸、墨汁等的，对联(桃符)也懒得贴，可有小孩的人家里无论如何总得买几个两响炮，也就是二踢脚，买一串小爆竹。到了天黑尽时就开始放，噼噼啪啪几声响过后，庄廓院里就静下来了。要守岁也没得守，家中无电视可看，水果糖和和各类瓜籽花生买不起，因此一家人在玩了一阵子大眼瞪小眼的游戏后，只能早早与土炕平行。
除夕夜也无肉菜可吃，家中养猪只为了完公家下达的缴售任务，再说人都没吃的，还用什么来喂猪，要喂只能靠大量的豆草粉末及从人的口里挤挪出来的杂面和麸皮。
除夕夜一家人顶多吃顿盐放得有点过量的麦仁饭或面片，有能力养猪宰猪的人家当然是麦仁煮猪头猪蹄，可我家养不起多余的猪，一家大小只能喝咸不拉叽的麦仁饭。我阿大对我妈说：“你莫非把贩青盐的人打死了吗?”我妈无奈地说：“你爱吃不吃，不多放点青盐，麦仁味儿寡淡，甜不拉叽的能喝下去吗?”
过“十月一”时吃扁食(方言，饺子)，只能将就，饺皮里包的是剁碎了的甜菜根，吃多了夜里睡不安稳，肚皮胀得难受。那时候嘴里能淡出个鸟来。
正月里也无社火、皮影戏或秦腔、眉户戏可看，当时这些艺术都被当成资产阶级享受的东西，它们长时间地处于被封杀被冰冻的状态。
亲期盼的亲戚有，党家盼的党家穷，我们家年头节下走动的尽都是些穷亲戚，亲戚来了，但无年钱(压岁钱)可散。谁家在单位工厂上班的亲戚多，那这家的小孩们春节期间收获的年钱就多，多得令我艳羡不已。当时我只有一个二姑父，他高中毕业后在县农牧机械厂上班，他来我家拜年时，总会给我和我们家族的弟弟妹妹们散发些钢镚儿，有贰分的，有伍分的，一人共发两毛钱。就这，我们都给闹得皆大欢喜，笑逐颜开。第二天就跑到村巷里，跟同龄伙伴们玩赌，什么“拌镘儿”，什么“砸墙皮”，什么“撂钢儿”。玩得不亦乐乎，到天黑时人人都是一身土，肚子饿得咕咕叫。当然，钱被别人赢去了，我只能抬着脏兮兮的脸，鼻台上吊着清鼻涕，无精打采地回家，回家挨父母斥责。
后来我二姑得了糖尿病，我那长得极为标致又有些文化的二姑父就嫌怨起老婆来，他还在厂里另找了一位漂亮姑娘，俩人闹得如胶似漆。二姑没法子可想，只能将女儿扔在婆家，自己回娘家门上。后来女儿因病夭折，自己最终也难逃一命呜呼的运道，急急找阎王爷报到去了。从那时起我恨极了那个曾被我称作“姑父”的人，我发誓长大了一定要亲手弄死他，弄死这薄情寡义的小白脸。可随着岁月的推移，年轮的更递，这份恨日渐黯淡。
如今的年夜饭就不用细说了吧，无论花色品种、数量，都是以前所无可比拟的。还有各种瓜果、瓜籽、饮料，红酒白酒管够。就说白酒，要喝也只喝卖价在五十元以上的青稞酒。
三个叔叔都已过世，可他们的后人们为生活所迫，还在苦苦地挣扎。有的懒惰，一年到头赋闲在家，成天在村懒人台上闲谝;有的既无文化也无好的挣钱门路，出门去干苦力，到头来连工资都讨不回;有的二十年如一日地拔木碗推二八杠，弄得债台高筑，为躲避水公司(黑道上的高利贷组织)的债抛妻别女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动辄养不起一头年猪，当然如今川里水浇地尽数被工业园区占去，农民没地可种庄稼，养一口猪也委实不易。每年宰了猪后，我和妻儿总会将党家七社的大人小孩请到家里，吃喝上一顿。除夕夜也是如此，我老父是兄弟姐妹中的老大，我是小辈人中的老大，家族里的人不能不请。
许多家族的人在转户，从除夕夜开始，一直转到大年初三，今日我家，明日你家，一直到转完族里所有人家。可我不太喜欢转户。
除夕夜基本没你睡的觉，鞭炮烟花声震耳欲聋，一直响到深夜。另外酒汉多，砸门的人多，喝醉酒后扯着公鸭嗓子满村巷吼唱“花儿”的人多。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可观赏一阵子，但看着看着感觉无聊赖。我身体多病，不能吃酒，当然也不胜酒力，族人们在一头房子里吃喝，我过去敬几杯年酒，末了狗咬皮绳狼扯山羊不咸不淡地扯上几句家常，再回堂屋里看电视，两边井水不犯河水，各个相安无事。族人们也知晓我性子玍古，脾气坏，所以也不来惹逗我。
等他们走时，我已睡熟了。
也真是的，过去家境贫寒，自然整个国家的生活物资也极为贫乏，人们想吃却没得吃;如今一桌连一桌的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摆在眼前，可不是牙口不好就是三脂过高，尽管依然嘴馋可尽量克制，不敢动筷子。无食欲酒欲的情况也常有，跟古人比，今人多了一份理智，少了许多洒脱。古人即或疾病缠身也不愿停杯，如杜甫、曹雪芹等的。
人啊，真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三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基本生活蓝图或许早已成为过眼云烟了。
八十岁的老父也已睡着，有如雷的鼾声可做明证。堂屋里上外头的面柜上，摆放着香炉，里面我老父亲亲自煨了柏香，香烟袅袅升腾。还点了清油灯。屋子里弥漫着浓浓的清油味和柏香味。快到夜里十二点时，孩子们得去山神俄堡和村庙里点香化表添油。
再过些日子，乡亲们拜年的拜年，想看节目的跑到外村看社火，看大戏。当然我们村子自古以来只演皮影戏，村里没有皮影班，只好从外地请。如今春节期间的皮影场里，只有稀稀拉拉的一些老头老太太们。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傻呆呆地或坐或站着看，年轻人们你倒给钱他们都不去那里凑热闹。皮影戏似古老的农村文化的标本，如今已快被风干了。
年，依然得过。许多乡亲之所以说“过年，过难”，是因为年不好过，要过年不得不花去一大笔钱，猫不上树有狗逼着呢，亲戚来了，你能用一碟炒大头菜和炒土豆块打发了吗?笑话。你能不给他们喝几杯酒?你抠皮，或者没能力给亲朋好友灌几杯酒，那人家回去后还不把你骂成死萝卜丁丁。
有一些中老年乡亲曾经问过我：“能不能把年蛰下不过啊?”
面对此种言语，我只能笑而不答。
在河湟谷地矗立了近二百年的我的村庄，一脸正经，一脸恭肃，也一脸无奈。她在现代工业厂房和高烟囱的簇围之下，欲语还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