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民族都有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文化每一阶段的发展都无法忽视民族间文化交流的影响。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都是汉族文化经历漫长发展形成的文化精髓，在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动中具有促进民族发展、协调民族关系的重要作用。
该时期的绘画作品并不是该时期民族交往的照片，古代绘画对民族文化交往的记录与反映是间接的、深层次的，而民族文化交往对绘画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长期的。民族交往的影响有时会体现在绘画创作的观念上，有时会体现在具体的图像符号中，有时则是对绘画技法的推进和影响。所以，运用绘画分析民族文化交往同样需要对绘画作品进行结构性的深层次分析。
一、儒家文化对金代《六骏图》的影响。金代赵霖的《昭陵六俊图卷》是金代的绘画精品之一，作品分为6段，分别描绘了6匹或站立或奔跑或徐徐前行的宝马，这六匹马雄健壮实，充满生机，可谓神形兼备。目前广泛认为金代赵霖的《昭陵六骏图卷》是以唐代昭陵六骏石刻为蓝本的再创造，是女真族与汉族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表达了对建立丰功伟业的唐朝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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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文化交往角度看，金代《昭陵六骏图卷》还存在着深入讨论的空间。金代《昭陵六骏图卷》不仅仅反映了唐代汉族艺术品与金代女真族文化的互动，其作品所传达的“明劝解，著升沉”意义，还显示出汉族儒家文化对金代绘画的影响。
相较于唐代昭陵六骏石刻的艺术效果，对金代画家赵霖而言，或许“六骏”所蕴含的题材意义才是他更加在意的。因为赵霖虽然以唐昭陵六骏石刻为创作蓝本，但艺术形象和细节上却结合了女真族的实际生活。如果一位画家既借鉴了某一张作品又在某些局部进行了创新，那么原作被保留下来的部分应该就是画家最想借鉴、最为在意的部分。
而《昭陵六骏图卷》保留的是“六骏”题材和图式，所以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赵霖及授命赵霖做此画卷的人更看重昭陵六骏题材的功能意义，而对其艺术表达、技法的喜爱是排此题材功能及意义之后的。甚至为了更好地凸显绘画的这层功能意义，需要将女真族的文化生活添加进去。那么，这层功能或者象征意义是什么呢？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金赵霖《昭陵六骏图卷》确实是根据女真族的真实生活对原作的局部进行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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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霖也将画中人物服装变为了女真族服装，人物服装、马鬃样式、鞍马细节等绘画局部按女真族社会生活进行修改，部，下为（传）李赞华《骑射图》说明赵霖需要保留的是“六骏”这个题材以及题材所蕴含的象征意义。
昭陵六骏石刻的出现以及象征意义与唐代早期统治者对名马的喜爱有关，但更多的是统治者希望通过艺术品来宣传自己在马背上建立的丰功伟业，唐昭陵六骏石刻镌刻了唐太宗的口谕，说明唐太宗正是希望借助艺术的宣传功能建立自己使四海臣服的伟岸形象，运用艺术的形式记录这些战功赫赫发挥其政治教化的功能，使后世从中受到感召。
孔子对绘画的解读偏重于政治宣传功能，表达了艺术作品所具有的“明劝解，著升沉”的作用，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唐代张彦远提出了“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的著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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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唐朝昭陵六骏石刻是一件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艺术品，唐朝昭陵六骏石刻对艺术品宣传功能、劝诫功能的强调与重视和儒家文化有关。而赵霖所保留的正是“六骏”题材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功能，赵霖希望借“六骏”题材颂扬金代在的马背上建立的功绩，以及创造盛世伟业的愿望。
赵霖运用绘画“成教化，助人伦”、“明劝解，著升沉”的功能应该是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希望发挥“六骏”题材所具有的宣扬意义来传颂女真族的马上功绩。所以赵霖《昭陵六骏图卷》不仅在图像样式上展现出与汉族文化的积极互动，在作画动机以及对绘画题材的选择上都体现出受到了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
甚至赵霖保留主题但修改了具体艺术样式的做法也颇为符合儒家文化对艺术的见解，孔子的“绘事后素”论体现了孔子相较于事物的形式更在意其本质的观点，儒家对于绘画的“绘事后素”观点，使赵霖改变“六骏”题材的具体艺术形式有了理论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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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已经敏锐得注意到了金赵霖的《昭陵六骏图卷》更可能是受宋代游师雄主持绘刻的“昭陵六骏碑”拓本影响。赵霖会选择“六骏”题材，也与该题材在宋代广泛流传有关。宋代游师雄在担任陕西转运判官时，主持绘刻了昭陵六骏碑，使六骏的艺术形象可以通过拓片流传，可谓十分便捷。王磊在《语境与媒材：唐至宋金“昭陵六骏”图像的流变》通过分析箭袋、注文等细节，认为宋金石《昭陵六骏碑》在赵霖《昭陵六骏图》的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过渡作用。
杨新的《对昭陵六骏的追摹与神往——金赵霖<昭陵六骏图卷>》也通过分析人物动作、箭袋内的羽箭有无、马的鬃毛指出赵霖的《昭陵六骏图》与宋金石拓本有关。这些文章言之有据，赵霖《昭陵六骏图卷》的图像形式与同时代的宋代昭陵六骏碑有关的看法已成为当下许多学者的共识。拓片的存在，又从时间与地域的角度论证了赵霖《昭陵六骏图》具有成为女真族与汉族文化交流成果的可能性。
所以，金代赵霖《昭陵六骏图卷》不仅仅是与唐昭陵六骏石刻在图像样式方面发生了民族文化互动，还从主题的选择和对绘画功能的认识方面体现出对儒家文化的接纳和吸收，甚至宋金之间的拓片流通等等。赵霖《昭陵六骏图》将女真族生活的细节与汉族儒家文化中强调绘画“成教化，助人伦”功能结合，显示出儒家文化与女真族尚武文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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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教对辽金绘画的影响。从这一时期的古代少数民族留世绘画作品看，画面中出现了许多在道教中具有特殊含义的珍禽异兽。但动物形象在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下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因为形象的重合就直接定义这些动物形象的出现是道教参与民族文化互动的展现。
那么该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和道教文化有没有产生互动呢？如果有，契丹族、女真族绘画中的鹤、龟、凤、鹿等灵兽又是否在互动中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呢？选取了“鹤”、“龟”这两种在道教文化中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动物，结合辽金绘画展开分析。
（一）辽墓室壁画中的“鹤”。鹤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有着多重含义，既有象征着祥瑞——如宋徽宗的《瑞鹤图》，又有表达对田园生活向往的意义，甚至当仙鹤出现在松林和人物身边时还有表示作者节操高尚的作用。
辽代的道教发展虽然比不上儒、佛传播得那般广泛，但在辽墓室壁画中却不止一次出现了“鹤”的形象。试举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5号辽墓、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中的仙鹤图以说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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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5号辽墓。墓室前室甬道券顶两侧绘有四只仙鹤，两两相对，向内展翅飞翔。仙鹤红顶长喙，眼睛周围是一团重墨色的羽毛，这团黑色延伸出一根黑色线条沿着仙鹤修长的脖子蔓延而下，至到肩膀。展开的双翅羽毛根根分明，最外侧的羽毛为重墨色，两腿向后轻盈地伸展着，正向着室内飞去。
后甬道券顶两侧各有一只仙鹤，东壁上方绘有一只展开双翅飞翔的仙鹤，西壁上方绘制的仙鹤样貌与东壁上的极为相似，但它的动作并不相同，它双脚站立，展开双翅，展现出了一种即将飞翔的状态。这些仙鹤均采用白描手法，画功精细准确。
2、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墓室前室东壁北侧墙面的右上方绘有一只展翅飞翔的仙鹤，它的样貌与赤峰市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5号辽墓中的仙鹤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只仙鹤的周围彩云飞扬，烘托出仙鹤所在的环境和氛围，显得仙气十足。与这面墙相对应的前室西壁北侧墙面上，也同样绘制了一只展翅飞翔的仙鹤，其动作、姿态、样貌与东壁上的那只仙鹤几乎相同。它的周围也围绕着彩色的祥云，使人观之若临仙境。
但仙鹤在辽代墓室壁画中出现是否与道教在辽的传播与发展有关，还需要先回到历史具体的时代背景之中考察。我们首先需要进行分析和阐释的是道教文化在辽代的传播与发展。虽然辽代道教传播的广度比不上佛教与儒家，“但也受到契丹贵族、辽朝统治阶级的欢迎”。根据古籍文献的记载，辽代是有道教传播的。这些记载都显示出辽上京有道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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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有力的证明应该是道观的存在，辽太宗曾亲自下诏兴修道观。此外，在《辽史》的记录中，“西天长观”、“望仙殿”、“通天观”等道观名字先后出现，说明道观在辽代并不少见，可见道教在辽代的传播与发展程度。
道教在辽代的传播与辽代统治者施行“三教并行”原则有关，此政策使道教具有了与契丹族文化互动的可能性，使道教在辽代得以发展和传播。在辽代统治者看来，道教在辽的传播与发展能在文化思想领域补充儒家文化与佛教，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疏通社会矛盾。
辽统治者不仅制定了这样的政策，也身体力行地重视着道教。辽世宗礼贤道教人士的态度也影响了契丹的贵族阶级和当朝百官，他的后代辽圣宗耶律隆绪也对道教也十分重视并且了解颇深，《契丹国志》称其“至于道释二教，皆洞其旨。”《辽史》记载了辽圣宗去道观的经历：“幸通天观。观鱼龙曼衍之戏。翌日，再幸”。“再”字很好地凸显了圣宗去而复返的情况，体现出了辽圣宗对道教的重视。契丹贵族中有不少人对道教十分喜爱，辽圣宗的弟弟耶律隆裕便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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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公主与驸马墓的墓主人之一陈国公主是辽圣宗耶律隆绪的侄女，而她的夫君是辽圣宗齐天皇后的兄弟萧绍矩。前文已经例举了辽圣宗对道教的精通、重视、喜爱，他的侄女和侄女婿应该也都或多或少受过道教文化的影响。
在另一个例子中，巴林右旗岗根苏木床金沟5号辽墓（内蒙古赤峰市）目前学界推测为辽代中期偏早，不晚于辽圣宗统合年间。所以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辽代墓室壁画中出现了受道教文化影响的“仙鹤”图像合乎历史的逻辑，展现出道教文化也与契丹族文化的互动。
（二）金代《神龟图》中的“龟”。金代画家张珪的《神龟图》，设色淡雅，刻画细腻，画面祥和宁静，是一件金代绘画的精品。这幅画在右下角描绘了一只头左尾右的乌龟，它伸长了脖子抬头向着左上角的天空缓缓吐出一缕白烟，白烟在左上角的天空中汇聚为一缕缕祥云，环绕着天空中若隐若现的红日。红日中仿佛还有文字，也可能是目前还无法解读的女真文字。
神龟所在的沙滩质感刻画极强，与远处的湖水拉开了空间上的远近距离。《神龟图》左上方题有“随驾张珪”，盖有“画”字、“奎章”、“天”、“历”、“项子京家珍藏”等印。金《神龟图》是否受到了道教文化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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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教在金代的传播。从夏文彦《图绘宝鉴》的介绍可知，张珪：“张珪，正隆中，工人物”。从“随驾张珪”的自我落款看，他是一位在金较为受重视的宫廷画师，还是一位活动于海陵王时期的宫廷画师，所以这幅画应该是受意于海陵王或进献给海陵王，那么它的象征意义或者作画目的就应该符合海陵王的期待和要求。
金代还有选拔司天官的考试：“凡司天台学生，其试之制、试合婚、安葬、并易筮法，六壬课，三命五星之术”。此外，“太白金星”、“日”、“云彩”等星象词是海陵王本纪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几个词。在道教中，太白金星被拟人化后成为了道教中玉帝的信使，当太白金星出现时，往往预示着有重要的变化或兵戎发生。
日食现象、云雾遮挡住太阳光芒的现象等也是海陵王本纪中记录的天象重点，而太阳则很可能象征着君王，当太阳出现某些状况时，海陵王的日常活动也做出了调整。而对于云彩，《金史》在正隆年间记载十月六日天阴迷失道路，七日又有吉祥的彩云出现。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太阳、星辰、云彩等在道教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天象很可能与女真族文化产生了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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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在金代确实有传播与发展。北宋的皇帝中宋真宗和宋徽宗都十分崇尚道教，这也让道教在北宋疆域内得到一定发展。金朝占领北宋的大片疆域后，道教在金持续发展更为兴盛。
金代有三个创立的主要教派。其一，萧抱珍创立于金熙宗天眷年间的太一道，在《萧抱珍传》中记载他曾被金熙宗召见过。其二，刘德仁创立于金熙宗皇统年间的真大道，其后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流传。其三，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金世宗大定年间在山东收七位弟子，并称为“全真七子”。三大道教流派的发展对金代，乃至中原、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道教在金代既有传播也有发展，在金代宫廷和民间都有很大的影响。
2、道教文化对金代张珪《神龟图》的影响，道教文化在金代的传播，构成了张珪《神龟图》的社会背景，《神龟图》的创作与象征意义很有可能与道教文化在金的传播有关。因此，《神龟图》中的神龟、气（云彩）、太阳、水与土（河与岸）都很可能从道教文化的角度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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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在汉文化中是代表祥瑞的神兽之一，《礼记·礼运》言“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在商周时期，龟壳还是能用于占卜的神圣之物。此外，由于龟寿命很长，所以在古代龟总是与长寿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曹操诗歌中“神龟虽寿，犹有竟时”便是此概念被广泛接受的证明。龟在道教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道教追求长生不老，修生养性，这与龟的特质有不谋而合之处。
在金代的其它文物考古发现中，许多文物也出现了受道教影响的痕迹。例如，金代圆形仙人龟鹤镜。这个题材在金代铜镜是很常见的题材，在镜子右边立有一棵古树，树下有一位仙人，左侧有还有一位仙人驾云作揖，镜子下面有一鹤一龟，鹤作回首状，龟作伸颈状，其形态与《神龟图》中的龟非常相似，可见“龟”的形象在金代并不只出现于绘画中。铜镜中的“龟”说明了道教文化对金代艺术的影响。
而画面中的“气（云彩）”在道教中也关乎修炼。道教认为“气”是万物之本，甚至有“龟息之法”，提倡要像乌龟那样呼吸。太阳通常都是君王或神权的象征，而《神龟图》的太阳中心有一个现今无法解读的女真文字，这轮高高在上的红日很可能与金代、金的统治者有关。
将以上对局部图像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结合起来，便能够推理出《神龟图》是一张根据瑞应题材创作的画作，借长寿的神龟吞吐仙气护佑太阳表达，祝愿大金长治久安，百岁千秋的美好愿望。
标签： 儒家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