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建立，总算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代之而来的初、盛唐，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一页。中原与西域商贾的往来，不但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带来大量的西域乐舞充实于宫廷。
唐代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蕴育了多种宗教在此期间的共生。
文化融合的大环境，除了保持多元互补的同时，也使统治者对华夏的礼乐制度格外热情，王权至上的敏感，迫切需要儒家礼乐制度下的秩序在现实中发挥主导作用。
宫廷大傩的礼仪性与娱乐性，满足了统治者对传统礼仪的内心需求，傩礼在宫廷高规格有秩序的举行，是在一定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基础上形成。
隋唐时期，为了抓牢政权，国家多次实施礼乐的撰修与规范。“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隋唐守护着这个传统，礼乐制度自周代建立，在唐代达到又一个高峰。
宫廷大傩礼作为其中一个单元，同样延续着前朝的传统，这是制度本身固有的惯性。鼓吹乐自汉代进入宫廷，隋唐时期进入礼乐体系，并广泛应用于军礼、吉礼之中，为大傩礼注入了更多的鼓角等军用乐器的元素。
唐代礼乐制度体系有礼乐机构作为支撑，礼仪的执行依赖于太常礼乐官，唐代的这种乐官制度却是由隋奠定。而制定这些纲纪有序的人员，一方面来自于贵族门阀，一方面也得益于隋唐科举制度人才的选拔，保证了社会上层管理体系的有序，为太常管理人员充备提供了条件。
科举的推行，也说明儒家礼经在隋唐的盛行。乐官接受礼乐典籍的训练，通晓儒家经义，傩礼的举行，是传统礼仪在乐官职能上的体现。
傩礼在整个礼乐制度的棋盘上，是隋代仪礼、唐代军礼制度下的一颗棋子，大傩展现武舞的姿容，整齐的阵列反映了那个时代军礼的规范秩序，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除此，傩日宴飨礼仪中的乐舞对君王颂扬太平，祈福长寿，以国家大礼的形式满足了统治者的心理期待，也照顾了一般的平民生活，宫廷大傩礼在儒家礼乐制度下有时代的需求。
隋唐的傩礼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儒、佛、道等多种文化，与此时宗教信仰的多元化有着极大的关系。即使唐代遵“道”倡“佛”，注重这两种宗教的同时，并无害于隋唐时期的傩礼中牢守正统“儒”家的思想。
作为统治者，大部分都有意或无意地信奉某种宗教的情怀，隋唐更不例外。这个时期，国家允许人民信奉不同的宗教。
隋唐时期的傩礼成长在儒家的祭祀礼仪基础之上，用乐人数是礼仪尊卑的象征。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虽不像汉代提倡独尊，也不似宋明时期对儒家思想过分强调，儒教治国依然是国家的根本。
高祖李渊曾颁诏办太学、建孔庙，太宗即位，对儒家礼教的推崇不遗余力，经史典籍方面，也有以杜佑为代表对儒教的推崇，认为“儒为教化之本，学者之宗，儒教不兴，风俗将替。”
自然，宫廷傩礼的存在合乎礼乐制度的礼仪规范。由于政治力量的推行，道教、佛教也同时被人们信奉。傩从目的上，又有佛教的祈福、迎德，道教认为长生、自然生命的保全。
李唐王朝追认老子作为始祖，显庆时期大傩礼中将祭祀对象具体为“太阴之神”都是发扬道教的具体表现。
佛教，自汉代从西域传入，在南朝的梁代壮大，至隋唐时期繁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佛教虽时兴时灭，一直没有失去与统治者的联系。
并且在佛教中，“只有通过天神祭祀，音乐才会被看作能够飞升并沟通人天的事物。”这种原始佛教的信仰与儒家有着相似之处，通过修习自身，达到心身安宁。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傩礼在除夕夜用沉香木燃火的来源，按康宝成的研究，这处燃火的习俗与佛教在着直接的关系。所以隋唐宫廷大傩礼受益于各教并存的大背景。
这也说明，人们常说的天、人关系存在于任何一种宗教之中，“天人合一”的理论不是哪一家才有，而是每种宗教最终渴望达到的完美理想状态。
无论多么英明的帝王也多多少少因寿命被宗教所迷惑，驱傩的目的恰好能获得这种精神的满足，这也是傩能补缺保全性命之理的作用和力量，以至于在隋唐时期有强大的宗教基础。
隋唐以儒家作为根基，既不专制于一教取代其它，又允许多教的共存，呈现的是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特征。但儒家在发展中不断吸收佛、道思想，佛、道也逐渐向儒家靠拢，几种宗教以生命为基础追求同一利害，精神上太平、长生等共同信仰的行为，即能为统治者所用，也容人民所信。
在精神文化方面融合复杂的民族信仰，是唐代兴盛的原因之一，也是傩礼得以生存的土壤。但是，各宗教间的并存也同时冲击着这个时期的儒家礼乐思想，让隋唐时期的历朝皇帝带有危机感。
这种危机感来自政治观念上的正统性，唐代初期，儒家的礼乐存在实际是受到威胁的，一方面，南北融合带来文化的博杂，这是南北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带来的。
另一方面，自隋代或者更早北魏时期，君王的混血身份成了一种隐性的条件，李唐王朝帝王在追认道家李耳为自己祖先的同时，极力寻找华夏血统的正宗性，正是由于这些多宗教思想的冲击，才会有隋唐格外强调礼乐的制定，以达到华夏一统规范有序的观念。
傩礼恰好兼容了各教间规则，为调和各教间的神圣性与世俗性做着努力。隋唐时期，统治者积极倡导儒、佛、道的融合，使多种宗教之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共同体现于傩礼之中，体现了儒家善治下丰富性与多样性的一面。
这个时期，儒家思想依然没有脱离殷周时期的天命观，天人思想兼具宗教的超然风度和世俗的经世济民色彩。
还可以说，在以人的生命为本体的问题上，儒、佛、道各家，都没有忽略生命的本源，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推崇“贵生”思想。
傩发展到隋唐时期，依然没有脱离巫的成份，在巫与傩之间做个定位的话，如果说巫是一种没有文字时就产生，缺乏理性的因素造成的。
那么傩就是有礼文规定，完全理性的国家行为，使人们在道德上敬畏、法律上遵从、礼仪上履行，以此形式教化人们，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全民性精神信仰。
大规模的傩礼仪式及宴飨环节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大量的乐人、乐官的参与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这也是任何时代、不同国家乐舞得以运行的支柱。
经济的发展是人带来的，人是最主要的因素。首先，隋唐时期，人口发展大体呈上升状态，开元年间，人口大增，生产力逐渐提升，为乐舞的盛行提供了支撑。
其次，隋代文帝时期，从文帝个人做起，下自士大夫，国家提倡节俭，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残酷中带有道德的行为，离积累一定的经济财富之日不再遥远。
唐初的政策，农业上采用始于北周的均田制，税收包含租、庸、调三项内容，租是每丁交粟两石，庸是每岁服役两旬，调是每丁丝绢两丈。
到玄宗时期，西北关陇地区达到与南方经济相当的财政收入，经济发展迅速，国家仓廪库藏充足。
另外，唐代还利用乐人服役以减免赋税来作为吸引乐人的条件。这些都是保证国家祭祀礼仪得以顺利举行的基础，除夕傩礼这个特定的节日活动，人员的大量运用、欢庆的守岁盛宴，就更不例外。
而且经济的发展，除了国家的稳定，农业带来的充实，也依赖商业的发展。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的通畅期，保证了与西域的贸易往来，带来了商业的繁荣、宗教文化之间的传播。
与周边百济等国家的遣使往来，带来了异域文化。歌舞艺术在商路的基础上不断地突显，如同扎根于深厚经济土壤中的枝杈，不断地壮大。
傩礼的完善受益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并不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晚唐傩礼的盛大并不亚于盛唐，原因也许是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造成的。
大量的乐人并不因国力不振而快速消亡，更多的还是礼在人们思想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缘故。
总之，傩礼作为一种具有多种宗教性质的礼仪，不是一般民间神道，也非是超越性的精神，而是一个具有完全的现实性、伦理性和实践性的综合体。
更是一个包括国家信仰、天道崇拜、集体秩序和国家仪典的综合体。宫廷大傩在除夕举行，使宫廷中雅、胡、俗乐有了融合的机会。
正是这样一个有特色的传统，汇聚了天子、大臣、乐官、乐人，于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大傩，全民除旧迎新之时，帝王接受全国人民的颂扬。
隋唐傩礼，在礼乐制度上，由五礼的设立体现政治体系的完备，信仰的多元体现宗教的宽容，乐舞盛大体现经济的繁盛。
宗教的运用最终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商业的繁荣,带来经济的发展，为培养大量乐人提供经济支撑，在籍乐人服务于官家体系，为礼乐奉献半生。
因此，隋唐时期，宫廷傩礼建立在政治、宗教、经济基础之上，既有娱神的一面，又有娱人的一面。傩礼仪式依附于政治，为帝王歌功，祈福。并不左右政治，能够在宫廷中一朝又一朝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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