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易书生
小友发来一段大学生辩论赛的视频，辩论的题目是“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问何以解？
想起几个鲜活的人物形象，遂莞尔一笑，说：这是两千多年来的老话题了。作为中国思想史的学习了解即可，就此再下功夫穷究个结果，则大可不必。
许多年前，我遇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也曾纠葛于其中的是是非非，苦恼不得其果，然，脱身其外再去看，感觉只是儒家所持“君子之道”的一个立论原点，或者说是逻辑起点。入则成棋盘之子，旁观之或能洞见执棋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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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以人兽之别而提出人“本善”“向善”之性：“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又以水来形容此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荀子则以“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而立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又以“伪”来诠释此恶：“若夫目好色，耳好听，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 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
貌似孟子和荀子各持一词，于今看来，实则是一体两面。其中，孟子是以“善”的正面，激励人从本心、从本性，通过自我修养和反省，自觉地去向善、求善、成善；荀子则是从“恶”来作为悬项之利刃，劝人以后天的学习和改造，去恶从善。孟子发之于内心之反省，荀子约之于外在的教化。两者以不同的起点，服务于共同的归宿——君子之道。孟子说：“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荀子说：“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
说到君子之道，我倒想起同样争议了千年的一个题目“伪君子”，相关的一些争议热点是：孔子是不是伪君子？为什么儒学更容易催生伪君子？对此，儒学的卫道士必然是嗤之以鼻的，因为“伪君子”并不独产于中国，世界各国各文化都有伪君子的存在；孔子之能，高山仰止，不是谁都可以轻易诋毁的。
何为“伪君子”？人们多半都认同这样一个形象：日常所见，表面的无不得体大方，正派高尚，处处退让，能忍受别人所不能忍，常保持高大之风度，实际上是虚伪、出尔反尔、不择手段。这样的人的确不独产于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确切的“伪君子”人物形象，而中国文化中，极有影响力的当数金庸笔下的“君子剑”岳不群。而至少从“独尊儒术”开始，儒家及奉仰儒学者常被冠以“伪君子”“假道学”“伪善”等等的恶名。
我想，除了为统治者“背黑锅”、有人恶意丑化或刻意栽赃、学而不精出现误解等因素之外，虽然孔子、孟子等先师也曾抨击“伪善”“伪君子”，但是，正如儒家面对孔子杀少正卯、嘲笑王贻、删诗书等人生污点，想洗白也颇感费力一样，倡导“君子之道”的儒家，至少在汉以降，造就了太多的伪君子。对此，那些儒学的“卫道士”，那些宣扬儒家在中国文化中有多高地位、多大影响力的人，不能视而不见。当然，其中的因果关系、多大的因果，的确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但是，正视问题是基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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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好为人师，然，知易行难，故，常有伪道。哪怕是孔圣人，也不可能实现言行一致，自然就会给人一种言行脱节乃至完全相反的观感。儒学被“儒术”替代之后，这种观感更加浓烈。这里有一个期望值的心理问题。声名越隆，落差越大。犹如自己给自己设套，自己被自己设定的道德“绑架”。
譬如，妇孺皆知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千年来感动了多少人心，矫正了多少人性，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诗的作者李绅，这位大唐的进士、翰林学士，做官后却成了视百姓如糟糠的贪官酷吏，家中私妓成群，穷奢极侈，嗜好吃鸡舌头，其余部分全部扔掉，每餐倒掉的鸡骨肉如小山。
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朱熹，一方面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苛求道德之极，另一方面，却曾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劝友人之妹守节，自己却逼嫁守寡的弟媳以侵夺亡弟产业；为打击学术异见人士台州太守唐仲友，不惜用酷刑逼迫妓女严蕊承认与唐有染，但妓女宁死也不颠倒黑白，令多少知其真相的儒者汗颜。
儒家易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并不是别人硬扣上去的帽子。我觉得，后世的儒者不应纠结于这顶帽子，而应更多地去思考，以培养君子为己任的儒家，为什么会培养出那么多的伪君子？鲁迅就曾一针见血地抨击儒家：“满口仁义道德、肚子里都是男盗女娼”。网络上还看到那位著名的易中天在一个讲座中，讲到孔子，说了一句话：“以德治国遍地都是伪君子”。这，的确是个问题。
显然，作为“君子之道”的立论起点就值得审视。同样都是儒家的学说，后世的传承中，荀子之“性本恶”显然就没有孟子的“性本善”那样招喜好光鲜的儒者们的欢迎，故，“人之初，性本善”的影响力几乎是压倒性的。很不幸，“大奸似忠，大伪似真”，倡导“君子之道”最为卖力的，反而出“伪君子”的概率越高。这似乎有点像精神病医生，明白其中的道道，稍不留神就着了道。
其实，早在孔子请教老子的时候，老子就曾很不客气地对孔子的主张给予了痛斥：“夫播穅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指孔子传播的糟糠一样的理论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犹如蚊蝇一样让人厌恶，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后果太可怕了，可怕到让我感到愤怒。
对于儒学导致“假道学”“伪君子”的社会现象，儒门中人其实也是有所觉察的，而且开出了不少药方。譬如那个朱熹就曾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承认知道或学习道德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是，践行道德才是重点，人应该努力去躬行实践。很遗憾，无论他说的如何高大上，悦耳好听，事实已经说明，他在言语上是巨人，行动上却是个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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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知道的，不管是人性本善、人性本恶，还是解决“假道学”“伪君子”，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先生对此有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
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九月，王阳明被朝廷起用，即将启程二次讨伐思恩和田州。钱德洪和王汝中有一段学术讨论对话：汝中举先生教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传习录》卷下·门人黄省曾录）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汝中引述了王阳明的四句话，感觉话没有说完，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意也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也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也是无善无恶的物。若认为意有善恶，在心体上终究还有善恶存在。钱德洪则提出自己的理解：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是，人有受到沾染的心，在意念上就有善恶。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修身，其正是要恢复那性体的功夫。若意本无善恶，那么，功夫也就不消再说了。
第二天，王阳明两人的讨论做了一个解答：我马上就要远征，正想着给你们说破这里的道理。你们两位的见解，恰好是可以互为补充的，偏执一方都不是正确的。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一般被认为是对王阳明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上下贯通，互为补充和逻辑。而早在明武宗正德四年（1509年），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旗帜鲜明地奉行“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将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或者说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合二为一，以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其君子人格，更是着眼于实践所体现的品质，强调诚身无妄、言行一致、实有其事。知行合一，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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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回看大学生辩论的那个问题，在我看来，无论孟子的人性本善，还是荀子的人性本恶，提出问题之初可以理解为是学问的探讨，或者说是人类思索的成果，但是，之后，乃至两千年间，还在就此立论并付诸于实践的立论依据，实在是各有目的性，甚至已经超出了学问本身。如果我们还是将其作为学问来探讨，且不说佛教的业报、道教的承负、西方洋教的原罪论，以及胎中之迷、胎教等等，空白的地方实在不少，也很容易陷入无休无止辩论的死循环。
若以王阳明的“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来践行，知行合一；用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去“君子”之虚名；由着自己的本心，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他人评价是善或恶，皆无足轻重，言有所止，行必有致，做好自己该做的，足矣！
2022-10-8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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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昱
标签： 儒家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