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范》作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重要著作，内容囊括了唐太宗的政治经验和治国理念，这对于唐初政治史及思想史有重要研究价值。全书以君德贯穿起来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为理论设计，和以政治现实为其出发点。
贞观君臣在政治上的合力协作，共同造就了“贞观之治”的美谈，唐太宗时期的唐帝国，达到古代国家综合国力及对外影响力少有的高峰。在其政治层面，唐太宗的克己纳谏与以魏征为代表的官僚群体的直言敢谏，尤为后世所称道。
一、《帝范》
（一）《帝范》其书
帝范》一书，现行版本有文章十二篇。新旧两唐书皆有收录，分别载入《旧唐书》的《经籍志》与《新唐书》的《艺文志》中。两唐书都将《帝范》归入丙部（子部）之下的儒学类，都标明全书共四卷，撰者为唐太宗，注者为贾行。
《帝范》的序与后序，也表明唐太宗撰写《帝范》的直接目的，在于用前史之鉴并结合自身施政经验，训诫太子李治，期望他能成为符合儒家王道理想的贤明君主。
君主的政治作风，在古代政治思想中，属于君主修养即君德的衍生品，而建亲与求贤、审官，是君主权力依托宗室与所选拔官员进行延伸的制度组织形式。所谓基本国策与文武之道并用的三篇，其实不仅限于此三篇，甚至《帝范》正文通篇，都由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进行贯通。
（二）后世对《帝范》的重视及版本流传
唐之后，皇室对《帝范》的重视成为《帝范》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及后世文人征录和君主效仿《帝范》的行为说明《帝范》的思想被后世传承并发展。
依据《唐书》记载在唐时已有贾行和韦公肃的《帝范注》，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再根据《四库全书》提要可以知晓《帝范》在宋时已残缺过半，元朝在征云南时重新得到完整《帝范》，《永乐大典》收录《帝范》全书。而《四库全书》版的《帝范注》是清人在元人《帝范注》的基础之上旁考他书厘定而成的。
对《帝范》单独点校译注的是唐政的《帝范：中国最伟大帝王的沉思录》，但其重在古文今译，并根据现代执政思想和管理思想，对《帝范》内容做了某种程度的诠释和延伸。
在已有研究中，或将《帝范》作为一般性的家训，或将其作为帝王“遗书”来解读。然而《帝范》作为唐太宗生平施政经验与其政治理念、理想的集合，就其内容与政治格局来讲，远非一般家训或遗书的体量可以囊括。本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尝试对《帝范》一书进行了角度相对不同的研究。
二、《帝范》对唐以前政治思想的继承
（一）典范政治与君主中心相结合的理论构成
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阶级国家）以前，政治与军事领袖的威权、势力，并不足以令其生活过度过分奢侈享乐，脱离民众太多，也不足以令其随心所欲地决断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重大事件。不如说刚好相反，领袖们只有通过其自身长期力行勤苦躬俭，为其他成员谋福祉，才能令地位稳固。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类似记载。
监门之养、臣虏之苦，非但是史前领袖政治威望与影响力的积累途径，即便君主专制已然建立后的历史中，领袖仍要克节自身欲望，示天下以恭俭勤朴，以求得自身政治威望与所治理的国家的安定稳固。
缔造“文景之治”的君主之一汉文帝，正因其主动遵循了典范政治的规约，才令其政治举措和成绩，经历了当时的考验，并成为后世称颂、效仿的对象。
氏族时代的部落首领们，通过对共同体成员的“施舍赠财”，以及自身力行勤苦恭俭，积累起稳固的政治声望与权威影响。然而古史向文明时代的迈进，却是这些首领家族中的某些代表人物，通过武力完成的。从而将氏族社会的制度原则置换为家族的制度原则。
（二）君主与君德中心论
典范政治对君主的规约，是通过对其德行、品格的繁多且苛刻的要求体现的。一方面，这是传承自文明时代以前的，“圣王”与“古之君主”得以凝聚民心、树立威望的传统。
另一方面，部分君德的内容与标准，也被君主视为其家族祖先的优良品格而传承下来。二者都认为君德关乎政治成败和家国兴覆。而在古代国家，君主事实上也正是居于国家政治的中心，主导着政治与国家兴衰的走向的。
君主居于政治中心的理论结构，是古已有之并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君主处于古代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对其品格的理想与理论化表达，自然也就被置于政治理论的结构中心。《帝范》一书，与此结构特点，可谓充分契合。
唐太宗主张君主应在主观层面，主动克节自身，以遵循典范政治传统的规约，亦即谋求自身及后继君主符合“君德”的种种标准，从而达到稳固统治，治安国家的效果。
（三）君主品格的垂范作用
典范政治要求君主或领袖砥砺自身品行，为共同体成员做表率、谋福祉，起到榜样作用。君主或领袖的品行，是否符合君德的几种传统标准，则成为榜样能否成立的关键。但典范政治诉求的最终目的，及君德实际运用、实践的范围，并不止于君王自身或其家族，而是要落实于政治现实，扩及邦、国、天下的范围。
古代诸多政治理论与思想体系，似乎都默认了一个重要前提，即君主自身的良好品格，一定会对各等级、阶层的群体起到垂范作用，进而达到共同体内部在政治上、与制度、风俗层面的协同效果。
在古代国家中，一般情况下，君主始终居于政治权力、物质财富、乃至一切世俗享乐唾手可得的中心地位。在行为上、心理上，围绕在其身边的臣、仆等人，都免不了投其所好、行其所尚，以求在权力的再分配序列中获得更大的权益，哪怕只是君主心中相对靠前的位置。
君主的垂范作用，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虽无疑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得以成立的条件，是依托古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权力分配的方式及原则。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为政者群体心理、观念及行为习惯，并不存在理所当然的君主贤明则臣子正直的逻辑。
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包含着各类具有历史一贯性的传统、观念或价值理念。典范政治与君主中心论相结合的理论构造，正是解读其他构成政治思想文化的观念或概念的基本范式。《帝范》一书也是在这一具有历史一贯性的理论结构中，继承并发展了前代政治思想成果。
三、唐太宗时期体现《帝范》核心思想的政治实践
（一）唐太宗对儒家“王道”政治理想的制度性探索
《帝范》中对儒家王道思想的认同，即崇重礼乐教化的论说在各个篇章中都有体现。一个王朝对文化与学术的态度，往往最能直观体现其政治取向与风貌。
李唐本以武力崛起，一路征战，直至确立其统治地位。唐太宗在此进程中亲历战阵，足以因战功卓著留名青史。
在高祖时期，已初步建立起由乡到县进而到州的较完备的学校系统，并已有相应考课之法。可见唐王朝对文治的重视，与其学校系统于基层政区的延伸下探，基本是超越前代的。而在唐太宗时期，则基本奠定了儒家典籍，在人才选拔制度与考课内容中的主导地位。
后世谓为通显的进士科，在太宗时期，实以考课儒家典籍经义为主。进士科之重文学诗赋，其先例自唐高宗始，至玄宗时益甚，后世以进士浮薄轻佻，正是以文学无用于政务时要为论。而代、文、武三宗时，屡有废进士科之论，然以其行之已久，上下赖其便宜，最终无力变革。
唐太宗时期各级学校，各科人才的拔擢，以儒家典籍的学习和考课为主。唐高宗及后世君主，变易进士科学习、考课的内容并加以推重，改变了太宗时期所奠定的唐代官学主旨与格局。即以儒家经传为主，史科附经传为亚，辅以书、法、算等具体技艺门类，综合构成以儒家礼乐教化内容为尚的人才教育与选拔体系。
（二）重建兵农合一制度对“农隙讲武”、“阐化宣风”的实践
府兵制的盛衰沿革，及其阶段性变化，陈寅恪、唐长孺等前辈学者已著论详备。府兵制前后阶段的特征对比，与本文所欲阐明者关涉并不显著，故不复述其演变进程。唯府兵制与均田制的结合互动，成为隋、唐军国运转的重要支撑，与《帝范》的政治理念相关，因此略作考述。
均田制的设立，远早于府兵制的创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二者并无交集。于西魏大统十六年最终确立的府兵制度，最初是兵农分治的职业兵制度。陈寅恪先生与唐长孺先生都同意，府兵制与均田制的结合，始于开皇十年。
只有在兵农合一之制确立后，《帝范》中农隙讲武、阐化宣风的政治举措才有暇实行。李唐是于大乱之中凭借武力征战，在烽火狼烟里一步步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地位。战乱环境下，即便唐之府兵制度，完全是隋朝府兵制的翻版，也还有一个制度重建与恢复的过程。唐高祖与太宗，尤其太宗，对府兵制之重建与调整，依旧是功不可没的。
李唐起事之前，高祖李渊虽与杨隋为亲戚，实际职位是太原留守。一旦举事，贵戚身份及所袭唐国公爵位，都成空名。虽主宰一地军政，相较于其他割据势力，李氏集团并不具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境之下，不可能有完备的制度运作，必于征战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遂得以重建制度。
（三）尝试融入郡县结构的宗室分封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政治制度层面，最能体现宗法观念及其原则的，莫过于分封制度。历史发展进入大一统政治格局为主流的阶段后，古代国家的理想形态和制度框架也随之基本定型。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分封制往往为史家、政论者所诟病。
秦以法家革新国家制度，以耕战为基础兼并天下。虽有复立分封之议，终究为法家思维所抑制，无法实现。汉以后的历史中，除去处于战乱中的政权或政治集团外，分封制度则不同程度的被以不同的形式加以恢复。往往成为大一统王朝初年不可或缺的政治举措。
唐太宗时期对分封制的调整，其史实基本符合《帝范·建亲篇》所总结的“终建诸侯而少力”的原则，令李唐宗室与其他渠道拔擢的人才共参政治要务，以收取“远近相持，亲疏两用”的效果。主观方面，这是古代君主所不能避免的任亲思维，或者说是基于权力来源的偏差认知影响于政治举措的必然结果。
结语
唐太宗广泛阅读史籍，重视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借鉴经验，《帝范》就是唐太宗借鉴前史，综合施政经验，以探讨君德为核心，进而涉及各类制度与施政方略的集中成果。《帝范》一书对君德的强调几乎贯穿全文，而《帝范》中另一个贯穿全文的理念，则为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在儒家学说中，可以说君主、君德与各项制度，都是为了这一更高层的政治目的而服务和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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