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简介
张天来，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级一流课程“大学语文”主持人。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文化专题导论、中国语言文化等课程。所讲课程登录爱课程网、学习强国、超星、喜马拉雅等知名网络平台。出版《中国旅游史》《中国文化遗产概览》《南京文化遗产及文化旅游》等著作。主编《大学语文》《应用写作》等教材。发表《魏晋南北朝儒学、家学与文学》《新罗文学家崔致远的汉文诗》等学术论文。
导语
在东南大学读书的莘莘学子，似乎都有几分魏晋名士风度，这应该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六朝古都金陵乃中国名士文化之渊薮，魏晋风度之舞台。杜牧《润州》诗云：“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魏晋名士的才华横溢、生命体验、一往情深和玄学境界，为百代之后的中国人所永远追慕。魏晋风度堪称中国文化中“风流”的一脉。要想了解中国文化中“风流”一脉，研读南朝时期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最好的路径。
《世说新语》堪称名士教科书，是魏晋风度宝典，是文学、史学、哲学、艺术融为一体的经典。《世说新语》通过汉末魏晋文人士大夫的清谈论辩和放浪形骸的奇行异举，表现了魏晋名士的玄心、洞见、妙赏和深情，魏晋名士对才能的重视、对生命的珍爱、对个性的追求、对情感的执着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无与伦比，从而成为后世文人遥想和追慕的精神对象。魏晋名士在清谈论辩、服药、饮酒、挽歌、冶游中展现了一种独特的人格美和艺术精神。《世说新语》语言简约，意韵丰赡，对后代中国文人精神、中国文学创作和语言艺术产生深远的影响。
清谈与玄学
魏晋风度在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鲁迅先生在1927年曾经做过一个演讲，这个演讲的题目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这篇演讲稿中，鲁迅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对后代乃至今天的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起源于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创造和文学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用“为艺术而艺术”一派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鲁迅等学者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就出现了自觉意识。
为什么中国文学在魏晋南北朝开始出现了自觉意识呢？文学自觉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先决条件就是“人的自觉”。人的自觉特别强调人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讲到人的自觉，需要简要追溯一下中国思想史。据班固《汉书》卷56《董仲舒传》，西汉中期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举贤良对策》）中建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通，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由于汉武帝接受了这一建议，儒学一跃而成为官学，儒家思想此后成为两汉时代主导的政治思想。作为主导政治思想来源的儒家经学对文人的个性实际上是起着极大的束缚作用。但是随着儒家经学出现繁琐和附会的弊端，以及儒学所依从的政治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到了东汉建安时代，原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经学开始走向衰微。
随着儒学的衰微，一种新的思潮开始出现在汉末建安时期。当时一些哲学家借助于《周易》以及老庄的哲学著作来改造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哲学史上，把《周易》《老子》 《庄子》称之为三玄。以三玄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即玄学。玄学到了魏晋时候，成了这个时代的主要的文学思潮。
作为一种学术思潮，魏晋文士通过“清谈”讨论了玄学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比较抽象。比如说“有无之辨”这个哲学本体论问题，故置不论。玄学的另外一些问题与文学艺术，尤其与魏晋风度息息相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只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王丞相就是王导，东晋开国元勋，政治家。王导从北方来到了江左，也就是当时的建康城（今南京）之后，他平日只讲三个问题，即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言尽意论。言尽意论讨的是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时的玄学家之中，关于言意关系有两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言能尽意和言不尽意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言尽意”论以欧阳建为代表，而大多数玄学家持“言不尽意”观，认为语言不能表达主体的内在的思想感情，这就是“言意之辩”。
其次是“养生论”，以嵇康等人为代表。嵇康写过一篇《养生论》的专论，这个《养生论》今天还是我们中医学中的一篇经典文献。 在《养生论》中，嵇康提出能够保证身体健康的养生方法：“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过之害生。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他认为有两种养生方式：其一，“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就是平常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要大喜大悲。大喜大悲会让我们个体情感在悲喜两极之间跳来跳去，这样就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要做到“淡泊无感”，就是要节制欲望，心中无功名利禄之思。其二，“呼吸吐纳，服食养身。”具体来说，就是通过练气和食疗两个方法来养生。直到今天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还用这种方法来养生。但是，时人对嵇康的这种养生观也有不同意见，如向秀在《难养生论》中就肯定情欲，主张顺欲养生。
第三是声无哀乐论，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问题。儒家重视乐教由来已久，但在魏晋时期，乐教也转化为玄学讨论的一个话题。作为一个音乐大师，嵇康写过《声无哀论乐》这一音乐专论。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认为音乐作品是不表达情感的：“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他说音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声音节奏的传达。声音只能用是否悦耳动听来评价，不能用表达什么情感来评论。实际上，嵇康“声无哀乐论”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嵇康为什么要提出看似无理的观点呢？实际上正是针对中国传统的儒家的音乐理论。儒家乐论特别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这本来也是非常合理的，但是过分地强调音乐的教化作用，就失去了音乐的独立地位，所以嵇康提出了所谓的“声无哀乐论”，这是玄学的一个重要命题。
第四是“才性四本”论。《世说新语·文学》篇载：“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嵇公（嵇康）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钟会是三国时期著名军事家、书法家，精通玄学，与玄学家王弼齐名。钟会写成《四本论》后，想就教于嵇康，由于嵇康看不起钟会的人品，所以钟会很难当面将这本书递交给嵇康。《四本论》一书主要写什么呢？根据南朝学者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所谓“四本论”，就是“才性四本”论，“四本”就是关于才性关系有四种不同的观点。“才性四本”中的才就是一个人的才能，性就是一个人的品性道德。对一个人来说，既有道德，也有才能。但道德和才能之间的关系如何呢？魏晋时期，不同的学者关于“才性”之间的关系有四种有不同的观点：合、异、合、离。实际上可以归结为两个基本观点：和同、离异。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才能和品性，既同样重要，且可以统一；也可能有主次之分，且不必统一于一体。
魏晋玄学还讨论一个命题，即“圣人有情无情”论。《礼记·礼运》：“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人都是有情感的，但是，魏晋文士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圣人有没有情感。庄子《逍遥游》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从这里很容易推导出“圣人无情”这个观点。玄学家何晏就认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当时很多人都赞同他的这个观点。但是，年轻哲学家王弼不同意何晏这一观点，他认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他认为圣人和我们普通人一样都是有喜怒哀乐等情感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圣人有情而不为情所累。王弼说：“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王弼这句话说得精彩而富于智慧。“圣人有情无情”论这个命题直接关系到魏晋风流的主要的内涵，所以我们讲魏晋玄学的这些命题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进一步去了解魏晋风流也就是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说，了解魏晋玄学基本命题是理解魏晋风度的理论基础。
玄学观念的生活实践
如果说魏晋玄学是魏晋风度的理论基础，那么可以说魏晋风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玄学理论的一种实践。前面说过“才性四本论”是魏晋玄学的主要命题，“才性四本”论是关于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品性之间的复杂关系。汉末魏晋时期，很多人对待才性关系与传统的德才兼备观所持态度不同。首先值得关注的就是汉末建安时期著名政治家曹操。汉末建安时期，社会极为动荡，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其理想正如他在《短歌行》里所说的那样：“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统一天下。但是由于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这个特殊身世，很多正统的文人士大夫不屑与之为伍，不愿意为他效力。于是，他三次下《求贤令》，在《求贤令》中，他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唯才是举”。“唯才是举”就是，重用或提拔一个人的时候不再考虑他的德行如何，而考虑他是否具有政治、军事才能。以这种主导思想颁布“求贤令”后，曹操身边聚集了很多有才华的能人，其实力一下子得到了增强。汉末建安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唯才是举”的求贤令不仅加强了曹操的政治力量、军事实力，而且对后代中国思想也发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曹操“唯才是举”求贤令的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重才轻德，这是“才性四本”论中“才性离异”观的一次具体实践。
魏晋士大夫由于受玄学思想的影响，似乎特别关注于个体自我的价值。从《世说新语》中，可以举温峤、殷浩、王献之等人为例。东晋初期，温峤与很多士人一样，来自北方世家大族，平时自视很高，认为自己是天生的第一流人物。魏晋时期，沿袭汉末人物品评之风。温峤有一次旁听文人士大夫在一起品评人物，当第一流人物数完的时候，温峤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大惊失色。他本来以为自己应该属于第一流人物，但是现在他发现，在人们的心目中他还算不上第一流人物，内心极为失落。可见，温峤非常在意他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这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的一种表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殷浩。殷浩年轻的时候与桓温齐名，但是他们两人都有好胜之心。一次桓温见到了殷浩，就当面质问他：“卿何如我？”殷浩啊，你跟我比到底怎么样？殷浩怎么回复呢？如果说我比你好，那当然就是得罪了桓温，如果客气一点说我不如你，那也不是魏晋名士的做派。魏晋名士都非常具有自我的意识。你看殷浩是多么的聪明，他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多么智慧啊！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看，短短的一句话中出现了三个“我”字，其表达效果，既维护了自我的形象，又避免了和桓温之间的矛盾冲突。
我们再看看特具个性的王献之。王献之，字子敬，书圣王羲之第七子。与他的父亲一样，王献之也是东晋著名书法家，其代表作品《洛神赋十三行》流传于今，前人评论其书法云：“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某日，谢安见到了王献之，就当面问他：你的字写得很不错，但是我要问的是，你的书法跟令尊比怎么样？王献之怎么回答呢？王羲之当时应该是名满天下的书圣了，王献之说他的字比不上他的老爸，一点也没有丢面子。但是，王献之却说，“固当不同”，各有千秋吧。而谢安却说：“外人论殊不尔。”那意思是说，在别人的眼光之中好像不是这样的。潜台词是说你的字还不如你老爸。这似乎刺痛了王献之，他说：“外人那得知？”别的人他会写字吗？他有什么资格评价我的字？从这里可以看出，王献之非常在意别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和自我价值，这是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魏晋文人士大夫特别关注人的生命意义。生命意义可以分成几个层次，首先是个体自我的生命，还有他人的生命，甚至由人的生命推及到其他生物的生命。《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所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于公元369年北征经过金城（南琅邪郡郡治），看见自己曾经在做琅琊令时栽的那棵柳树已经长高长大了。他用手测量一下，树干大概有十围粗，这个“十围”之“围”是指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的圆周长度。柳树跟松柏不同，松柏长青而柳命有限，柳树一旦长到十围的时候，大概就要干枯了。桓温见自己亲手栽的这棵柳树就要枯萎了，他感慨万千的说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柳树长到十围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据历史记载，桓温做琅琊令的时候是公元341年，那时他还比较年轻，当他北伐再次经过琅琊的时候，时光匆匆，一晃过了近30年。桓温时已58岁，再过4年，桓温就去世了。桓温因为柳树十围联想到自己的生命的衰老而感慨万千，“木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八个字表达的是对生命流逝的一种强烈感伤之情，这种感伤之情赢得百代之后中国文学家的共鸣，成为后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经典的典故。南北朝文学的集大成者庾信在《枯树赋》中将桓温八言演绎为一段诗章：“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经由庾信《枯树赋》演绎的文字再次对后代的文学家发生了影响，南宋词人姜夔在自度曲《长亭怨慢》小序中表达了经由庾信演绎过的桓温八言的共鸣：“此语余深爱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也运用了桓温这个典故，词中写到：“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这里用了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典故，一方面感叹时光流逝，另一方面感慨理想不能实现的一种无奈之情。
桓温真是一个珍爱生命的人。他不仅珍爱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甚至把珍爱人的生命这种情怀扩大到大自然的动物的身上。据《世说新语》记载，桓温有一次去西蜀平叛，经过三峡。郦道元在《水经注·三峡》中就记载过一个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唐代诗人李白还在《朝发白帝城》中写过：“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李白的《朝发白帝城》中都写到了三峡两岸特有的一个动物——猿猴。桓温这一次征蜀带来很多士兵，有很多士兵可能没见到过活泼可爱的小猴子，所以第一次见到猴子显得特别的兴奋。其中有一个士兵跑到岸上抓到一只小猴子玩耍。小猴子被抓，小猴子的母亲不干了，看到自己的孩子被人抓走了以后，跟着桓温的船队在岸上发出悲凉的哀号之声，意在提醒士兵放了自己的孩子。可惜在这个士兵看来这可能还是一件比较逗人的事情，一直没有把这个小猴子放走，这个小猴子的母亲一直跟着这个船队奔跑了一百多里地，最后绝望了，纵身从山崖上跳了下去，跌落在船的甲板上，肚子跌破了，肠子都流出来了，真是肝肠寸断啊。桓温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把那个抓小猴子的士兵赶走了。从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桓温具有一种博大的仁爱的情怀，他珍爱生命，不仅是珍爱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而且还珍爱大自然一切生物的生命。
生命首先是活着，更高的层次是自由地活着。《世说新语》记载高僧支公支道林的一则故事就能说明魏晋名士对自由生命的一种热爱。高僧支道林有一个爱好，就是喜欢养宠物，但是他的宠物与众不同，是非常高雅的白鹤。支道林住在浙东岇山的时候，有人出于对他的崇敬，送了一对白鹤给他。白鹤小的时候非常可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白鹤一天天的长大了，它可能要飞走了。支道林觉得如果自己宠爱的白鹤飞走了，怪可惜的，于是用剪刀把白鹤的大翅剪掉，此时，白鹤张开自己的翅膀再也飞不起来了，白鹤显得非常懊丧。支道林看到懊丧的白鹤时，若有所悟地说：“既有凌宵之姿，何肯作耳目近玩？”白鹤的本性应该就是在天空自由飞翔，也就是说，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白鹤才是真正的白鹤。有了这种感悟后，支道林就细心调养白鹤，让白鹤的大翅重新长成了。等到白鹤的大翅重新长成之后，支道林把它放走了。在天空自由飞翔的白鹤恢复了自由的生命。从这里我们看到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支道林对自由生命的一种珍爱。
魏晋的名士不仅珍爱生命，还特别珍视人的情感，甚至达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境界。首先，我们看“竹林七贤”中的王戎。《世说新语·伤逝》篇记载，一次，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王戎的孩子小万子不幸夭折了。他的朋友山简来探望他，王戎非常痛苦，山简说道：“孩抱中物何至于此？”劝慰王戎不要过度伤心。王戎却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魏晋玄学家在讨论“圣人有情无情”论时争论不休，但是王戎非常智慧，他说“圣人有情”而能够忘情。如果无情，恐怕连人都不能算，还谈什么圣人呢？而你我这样一些人啊是最重情的了。
年轻的玄学家荀粲也发生了不幸的事情。他的妻子在寒冷的冬天发烧，那时候恐怕对热病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荀粲大冬天站在中庭，将自己的身躯冻得冰冷，然后用冰冷的身躯给自己的妻子退烧。这个办法不仅没有效果，还给自己带来了灾祸。他的妻子发烧去世了，而荀粲也因为这样不当的方式生病去世了。两个人的生命都消失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荀粲和妻子之间的那一片真挚的感情。如果说王戎因为儿子夭折而伤心不已是父子之情骨肉情深，那么荀粲之死可谓至爱情深。
魏晋名士的一些情感的流露似乎突如其来，说不清来由。《世说新语》记载，王廞王伯舆有一次登上了茅山的山顶，没来由地痛哭道：“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世说新语》记载人物的言语常常非常简洁，这个王廞他为什么情而死，文中没有提到，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王廞登上茅山之巅后不由自主地发出这样一种浩叹——“为情而死”，这是中国文学中登高题材的典型场景。
下面还有一个故事，主人公是音乐家桓伊桓子野。作为音乐家，桓子野特别喜欢动听的歌曲。一次，他听到了有人在清唱，歌声婉转动听，他发出一声“奈何”的感叹。《世说新语》记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奈何”一词，据《古今乐录》，“奈何，曲调之遗音也”，即一人唱，众人唤“奈何”帮腔相和。音乐家桓伊听到了好听的歌声，跟着后面帮腔相和。谢安对音乐家桓伊这一做法非常理解，他评价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作为音乐家，这一做法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谢安用“一往有深情”来评价桓子野。实际上这个词不仅能够用来评价桓伊，而且可以用来评价魏晋名士诸多非常之举。魏晋名士如此重才，重我，重生，重情，是魏晋名士一种人格之美的展示，也是他们艺术化人生淋漓尽致的表现，这就是我们要讲的魏晋风流主要内容所在。
限于篇幅较长，本文仅摘录了部分内容，其他章节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查看。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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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丨文化与特藏部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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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儒家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