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百家齐鸣。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其中儒家和法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的思想影响最大。儒家与法家泾渭分明，儒家强调仁政，而法家强调法治，两者看起来水火不容，针锋相对。
然而，翻阅历史，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战国末年，法家思想的大佬李斯和韩非子竟然都是儒家思想代表荀子的学生。那么，就奇怪了：为何师从儒家大佬荀子的韩非子和李斯，没有成为儒家大佬，反而最后却成了法家大佬呢？
这一切的根源要从韩非子的老师荀子说起，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思想最后的代表人物。现实的残酷，曾经给孔子和孟子等一些人好好地上了一课。儒家的思想到了荀子的时候，发生了“变异”，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荀子“性恶”论的提出。儒家的孟子等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他们天真的认为主要用仁政，就可以感化世人，建立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事实证明人性是靠不住的，不符合现实。于是乎，荀子主张人性有恶，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为此，荀子“离经叛道”，提出了礼法并举、王霸统一，礼高于法，礼为法之大本的思想。也就是说他老人家认为礼和法可以相互为用，只讲法治，不讲礼治，百姓只是畏惧刑罚。以礼义为本，则法治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了。荀子的此观点的提出，开创了儒法合流的先河。
韩非子和李斯作为荀子的学生，自然在一定程度受到了老师荀子这种礼法并举的思想的影响。但是荀子还只是一个理论家，而韩非子和李斯二人可是要出仕做官的，在战国的那个乱世，七国的国君们要的是法治，要的是像商鞅一样，能够让秦国富强的人，而荀子的礼法并举，是个鸡肋。于是乎，韩非子和荀子完全抛弃了荀子的礼制，在各国推销实用的法治。最后，韩非子和李斯华丽转身，用实践向世人证明他们自己是法家代表。
实际上，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思想从孔子的“仁”到孟子的”义“，再到荀子的”礼“，是越来越重视现实的功用以及可操作性，看起来与法家的思想越来越接近。而荀子的韩非子和李斯在老师荀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成了法家集大成者。
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更加鸡贼，他们采用“外儒内法，儒法并用”的思想来治理国家。笑里藏刀，谁不老实，就打到服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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