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文轩在评论沈从文笔下的女性形象时曾写道：“女性是可爱的，尚未成熟的带着婴儿气息的女性更是可爱的。因为她们通体流露着人心所向往所喜欢的温柔、天真与纯情。她们之不成熟，她们之婴儿气息，还抑制了我们的邪恶欲念。世界仿佛因有了她们，也变得宁静了许多，圣洁了许多。”当读完曹文轩的小说之后,便会发现这段话恰恰是解读曹文轩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把钥匙。曹文轩在创作中无疑是偏爱女性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偏爱女孩的。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这样的女性形象：陶卉、细茶、纸月、梅纹、红藕、采芹、艾绒、葵花……她们之中虽有的已为人妇，但其身心仍是水做的女孩。她们就如《青铜葵花》中青铜手里那串集天地之灵气而制成的冰项链：兼备水的天然柔婉、冰的纯洁晶莹、项链的美丽雅致。曹文轩是把自己的文学追求、美学理想交于这些充满古典诗意的女子来完成的。在她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作家在创作中对优美的执着；承载着作家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折射出作家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关注与追寻。在这片纯净而温暖的天地里，作家安顿了浊世中的自己与我们那焦灼不安的灵魂。
一、
曹文轩的小说属于“柔性美”的一派。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本身——从外貌神态到性格气质——即是对“优美”的最佳阐释。《草房子》中的纸月有着“一对乌黑乌黑的眼睛”，有着“一双白净的细嫩如笋的手”，集“灵气与书卷气”于一身，虽然出类拔萃却不骄不躁，作家称“她大概一辈子都会是一个文弱、恬静、清纯而柔和的女孩儿”；《细米》中的苏州少女梅纹似乎是长大了的纸月，只是比纸月身材更修长，且多了几分缠绵的情思；而《天瓢》 中的艾绒仿佛是下嫁到油麻地又经历了丧女之痛的梅纹，只是怀中多了一把琵琶，身上多了些凄楚……不独这些主要人物，就是那些仅出场几次的女性，也成为这支以“优美”为主旋律的乐曲中一个个和谐的音符。如：《红瓦》中那位马戏团的少女秋，神态迷人而羞涩，风吹来时，“她的白裙便会如同一朵倒着开放的莲花”；《根鸟》中唱戏的女孩金枝，步态轻盈，唱腔纤弱，性情温柔；等等。同时，我们发现曹文轩笔下的女性绝少晴天丽日者，这些身份不一、年龄不一的女性身上，几乎都笼罩着一层薄雾般的忧伤，在人心中激起无限的怜爱。没有母亲、父亲也神秘隐身的纸月，有着苍白的小脸，血色似有似无的嘴唇，眼里时常会浮起一汪泪水；像片叶子一样飘落到油麻地的艾绒，想起远方的父母会无声地哭泣，想起烟雨小城苏州会流下两行清泪……而作为学者型的作家，曹文轩也数次在著述中强调“忧伤也是很有美感的”，“忧伤是一种优雅而高贵的状态”，归根结底，忧伤又是和优美联系在一起的。法国美学家顾约曾在《现代美学问题》中论述优美的姿态易引起观者“怜惜的心情”，柏格森进一步指出优美能够由“物理的同情引起精神的同情”。由此看来，忧伤和优美在审美效果上是相通的，那么也就不难解释作家对“忧伤”的情有独钟了。《根鸟》中那个作为美的象征出现的女孩儿紫烟身材修长纤弱，体态柔韧，乌发飘飘，眼睛黑亮，面带哀伤，即是作家所心仪的美感的形象化。
风景是人物生存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是人物的延伸；而在一部艺术作品中，和谐又是形成“优美”的重要特征。于是，我们看到曹文轩为这些优美的女子营造了相宜的活动空间。故事都是在水乡泽国展开的，梅纹出现在稻香渡之前那段风景描写颇具代表性：一条微风荡漾、涟漪阵阵的大河，宁静的村庄，还有“两岸的麦田、水塘边啃草的牛、停在小河里的船、慢悠悠旋转的风车、在地里觅食的各种颜色的鸽子、东一簇西一簇的芦苇和菖蒲、河滩上的坟场、几户人家的烟……”这样的风景和梅纹们可谓“异质同构”，属于同一审美形态，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是同样的柔情。水，是曹文轩小说不可或缺的意象，它们清纯、灵动、柔韧、宁静，它们和那些女子是心心相通的。女子们水边生着，水边长着，水润泽了她们的肌肤，也润泽了她们的心灵，水也因了她们而生出无限神韵。她们已与水融为了一体，水升华了她们的美，使她们成为一首清丽的诗，一阕婉约的词。水，对曹文轩的小说创作来说，如他自己所言，是其“一个永恒的题材与主题”。这，既可看作是上天的厚赠，也可看作是曹文轩一种自觉的艺术选择，而这种选择和他对女性之优美的推崇不无关系。
曹文轩曾表明：“美是我（的创作）永远不可缺失的因素,它甚至被我视若生命。”我们看到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融入了自己对美的追求、对美的理解，使他笔下的女性成为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珠玉，化为“优美”之结晶。
二、
曹文轩所作《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可被视作一篇创作宣言。在这篇文章中，作家痛感“现代形态的小说毁灭了古典形态小说所营造的如诗如画的美学天下”，“小说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古典形态小说的肯定和坚持，并声明：“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纵观其创作，我们会看到他在小说中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古典审美形态的建构，用一行行温暖的文字酿造出 古典的诗意。而那些清纯雅致的女性们则诞生于这古典诗意的深处，她们传达着作家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以自己超尘绝俗的美和净洁的灵魂带给我们恒定而悠长的温暖与感动。
曹文轩在小说中的描绘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场面很多，而女性常常是其中的焦点。《天瓢》中当艾绒怀抱琵琶、端坐台上、拨动丝弦时，白居易《琵琶行》中那“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娇羞朦胧、苏东坡《鹧鸪天》里那“玉手轻弹水面冰”的娴静妩媚便不由自主地浮上读者心头。
这些散发着诗意芬芳的女子，兰心蕙质、纯净乖巧、善解人意，既有着婴儿般的气息，又笼罩着母性和神性的光辉，给人温暖与温馨。以这样的人物性格为中心，自然衍生出一系列情节，直指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青铜葵花》中的小女孩葵花是颇具代表性的形象。这个父母双亡的女孩，在极度贫困中从未失去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她以清澈的眼睛凝望着这个世界，用满心的爱对待周围的人。曹文轩的小说来自于他童年少年的记忆，但绝不是对那份记忆的简单摹写，而是在深刻的思想的烛照下对个人经验的深度的开掘。他执着地固守“文学必须写一些永恒的东西”，总在“寻找这些可以长命不衰的东西”，并且是“向后”的寻找。他坚信有一些恒定的东西在感动着古往今来的人类，文学就应该表现这些东西。而当代中国文坛在质疑甚至否定那些滋润人性、温暖人心的东西的存在，一门心思去作或“粗鄙”或“怨毒”的文章。
三、
作为“理性上的现代主义者”，曹文轩对现实有着深刻而独立的思考，因此，我们不能把他的小说当成一种怀旧：也不能单纯地把他当作一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的学者身份，不仅表现在对文学理论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也表现在对人生、人性、审美等命题的探索；他的知识分子身份让他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使命感。
当我们阅读曹雪芹、契诃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雨果、钱锺书、沈从文等作家时，无异于作一次奢华的精神旅行。一路走来，清风拂面，明月入怀，花香满襟。他们也写现实的丑与恶与不尽如人意，但他们内心从未放弃爱与悲悯，艺术形式上从未放弃对美的追求。他们的作品仍彰显着文学的审美价值：仍在人性上、精神上、情感上升华着人类；仍能为现实中不幸的人类营造一个做梦的去处；仍能以自己优雅的格调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现代形态的小说抛开小说的审美价值而致力于实现其认识价值，它如同一把双刃剑：既给小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也使小说失去了温暖人心、滋润人心的美感。如果说世界文坛尚能双峰并举的话，中国当代小说则形成了写丑、写脏、写恶的单一格局，写美、写善被视为矫情、浅薄之举。在这一形势下，曹文轩的创作可谓是一种孤寂的坚持，他坚信“美的力量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坚信自有文学以来那些感动人心的东西，如：“生离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 今天依然有效。”他笔下的女性集美、爱、善于一身，承载了他的文学理念。 曹文轩应是对美不乏坚定的信念，但当他环顾中国文坛时，心中恐亦不免伤感。《根鸟》中的紫烟作为古典美的隐喻而出现，她最终定格的形象恰是作家心中那神圣的“美”在中国当代文坛所处地位的写照：在开满百合花的大峡谷中的无望等待，年复一年的风雪寒霜，已让紫烟变得平静而结实，但最终她的眼睛里仍然含着“软弱、稚嫩与深情而悲切的呼唤”。
与此忧虑相联系的，是曹文轩对当下人类生存境遇的探究。现代工业文明的高速发展，固然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带来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危机。“人与神与天与自我的交通连线，都相继被机械急转的齿轮辗断了。……人不再去度过优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了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曹文轩显然对此有着痛彻的感触和深入的思考，因为他曾作出判断：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时，它反而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曹文轩的小说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写实主义，他从自己的审美理想出发，赋予了他笔下的女性淡雅的浪漫和清纯的唯美。这些洋溢着古典诗意的女性，使人对之，如沐春风，如观秋月，如临冬雪，“使人对之，龌龊销尽”（金圣叹语）。毋庸置疑，她们自然能成为躁动的人们心灵的港湾和驿站。诚然，作家不是从理念出发塑造这些形象的，但这些贮存在记忆中的形象的浮现离不开当下现实的碰撞。正如纳博科夫所言：“当一连串的现实感觉加上关于过去某事或某个感觉的意象时，感觉和记忆就结合到了一起，逝水流年就被再次找回。”在此基础上，我们把这样女性形象的塑造视为作家对现实关注的折射当不为过。“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语），这些仿佛漂浮在时间长河源头的女子，足以让俗世中仓皇奔突的人们或驻足长观或凝神谛听，以来抚慰伤口、涤荡身心。
曹文轩在创作中如他笔下那个执着的少年根鸟，历尽艰辛，抵御种种诱惑，锲而不舍地追寻着美，顽强地行进在精神回归之旅。
「作者：付红妹、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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