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被称为“千古清客之圣”的帮闲应伯爵，在历来论者的笔下都被描绘成一个可恨可恶而又可怜可悲的无耻小人，新时期金学也是如此。早在1980年，朱星教授在文革后首部金学著作《金瓶梅考证》中，便毫不客气地将之定义为帮闲帮凶的代表，指出“（应伯爵）是一个极丑恶的人物……像他这样的帮闲帮凶，怎能有好下场呢？”宁宗一在其著作中言辞则更为激烈，他认为应伯爵实在是“人类的渣滓，道德沦丧的产儿”，是一个出卖灵魂，助纣为虐的丑角。确实，从小说中应伯爵的表现来看，他似乎是一个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怜、可悲和可恨的畸形儿。
然而以上论断是否中肯却着实是令人怀疑。作为周旋于达官贵人身边的成功帮闲，伯爵确实可怜可悲，却并非如某些评论家笔下所写的那样可恨可恶。现在亦有论者提出伯爵不是大恶之人，他是“只丑不恶”的角色，更有论者坦然承认自己在阅读《金瓶梅》时喜欢伯爵。笔者虽未必如后者这样激进，但亦对应伯爵这个涂满喜剧油彩的人生戏台上的丑角恶感不强。他的追欢买笑只是为了在有权势者的旁侧寻得一杯残羹，以便养活自己、维持生计，比起后者单纯为享受或投机钻营而寻欢作乐、纸醉金迷，似更可原谅。有论者指出伯爵的身份实是个落魄知识分子，而晚明时期这类八股取士体制下的产物大多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然而他们除文墨外一无长技，境况甚是凄凉。若要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生存，恐怕仰人鼻息是伯爵辈的唯一出路。
理解了伯爵的无奈与隐痛后，他在此种心态的影响下所萌发壮大的喜剧性格的复杂特点即可一目了然了。一言而蔽之，伯爵的喜剧性格因人而异。
首先，面对西门庆等有权有势之人，伯爵作为一个喜剧人物的主要表现就是见风使舵，给予他们召之即来的百般帮衬以及无所不用其极的拍马奉承。他善于寻找、制造寻欢作乐的机会和气氛，并借此证明自己作为娱乐大众的一份子而存在的价值。在西门庆等为满足自己的声色本能而进行访妓、饮酒、听唱等娱乐活动时，伯爵所要做的则只是抹去自己的性格，将自己变成一面“象忧亦忧、象喜亦喜”随主人指令而动的镜子。当然，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伯爵嬉笑间就完成了这一极富难度的工作，证明了他谈言微中能乱异同的清客之圣的身份。在与西门庆在一起的场合中，伯爵的机智油滑的喜剧性格又表现出诸多不尽相同的特点。
第一，以说笑为主的辞令妙品。在第二十一回《应伯爵替花勾使》中，西门庆发现自己包养的雏妓李桂姐暗接其他客人后大怒，与之反目后归家，应伯爵便与谢希大在收受了李家贿赂后前来充当说客，以一派伶牙俐齿的说辞来劝说二人和好。细究内涵，这通辞令颇具喜剧韵味：
（二人）说道：“哥昨日着恼家来了，俺每甚是怪他家。从前已往，哥在你家使钱费物，虽故一时不来，休要改了腔儿才好。许你家粉头背地偷接蛮子！冤家路儿窄，又被他亲眼看见，他怎的不恼。休说哥恼，俺每心里也看不过，尽力说了他娘儿几句。他也甚是都没意思，今日早请了俺两个到他家，娘儿每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动意，置了一杯水酒儿，好歹请你进去，陪个不是。”西门庆道：“我也不动意，我再也不进去了。”伯爵道：“哥恼有理。但说起来，也不干桂姐事。这个丁二官儿，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没说要请桂姐。只因他父亲货船，搭在他乡里陈监生船上，才到了不多两日。这陈监生号两淮，乃是秘山省陈参政的儿子。丁二官见拿了十两银子，在他家摆酒，请陈监生。才送这银子来，不想你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个蛮子藏在后边，被你看见了。实告不曾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儿每赌身发咒，磕头礼拜，央俺二人好歹请哥到那里，把这委曲情由也对哥表出，也把恼解了一半。”西门庆道：“我已是对房下赌誓，再也不去，又恼甚么？你上覆他家，到不消费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慌的二人一齐跪下，说道：“哥甚么话？不争你不去，既他央了俺两个一场，显的我每请哥不的。哥去到那里，略坐坐儿就来也罢。”当下二人死告活央，说的西门庆肯了。
伯爵等首先声明自己已然责备了李家替西门庆出了口恶气，从侧面满足西门庆的虚荣心；再摆出监生、参政这样绝非等闲的有身份者，以势利打动西门庆，一番装腔作势后最后才以自己的身份来正面规劝西门庆。然则他的这一番巧言令色其中可有几分是真？似乎是与伯爵这番言论相对应，作者在第三十回末尾通过一段耸动视听的对话，揭露了桂姐及其鸨母在事情败露后的满不在乎以及丁二官儿胆怯畏缩的表现；由此可见，桂姐等既不会有什么悔罪发咒之行，丁二官儿也不会有什么可依傍的势力，所有出自伯爵口中的一切都是他的向壁虚设。然而，这番可笑的谎言却恰恰打动了自视甚高、热衷权势的西门庆并终将其说服。我们从字里行间除了可以窥见作者对装模作样的西门庆前后不一之行的讽刺之意外，也不难感受到伯爵以辞令见长，善以说笑化解矛盾的喜剧天赋。
第二，以滑稽为主的奉承吹嘘。伯爵作为人生戏台上涂满油彩的丑角，其最为出色的喜剧表演自然是以各种以局外人相观颇为滑稽可笑的奉承吹嘘的行为。第三十回中韩道国因西门庆为其妻出脱之故买礼物来谢他，为西门庆留下饮宴，后者请来伯爵与希大前来作陪。此时，应伯爵表现出了他能识趣会帮闲的特点：他先是要西门庆新宠书童化成女妆出来唱曲并大加称赞，利用这种脱离生活常规的悖谬情境制造出令西门庆因意想不到而喜不自胜的喜剧氛围，使众人紧张兴奋；后又持骰子行酒令，以一个颇合西门庆脾胃的复杂酒令来让众人作出摇头晃脑咬文嚼字的姿态，从而将饮宴气氛放松下来。一张一弛间，单纯的寻欢作乐也变得不那么乏味了。这处精彩的描写，再一次成功体现了伯爵的“善识头势”的喜剧特点：他不仅可以制造喜剧，还能够掌握喜剧发展的量度变化，无愧清客之圣。
第三，以自我解嘲为主的“含泪的笑”。伯爵的这一类喜剧表演，大多是为实现自己的个人目的而不得已而为之的。第六十七回中应伯爵所讨婢女生子，他无余资照料不得不来求西门庆，历来论者只看到伯爵甚是不堪地贬低自己而视之为奴才辈所为，进而对其大加贬斥，却忽略了内中的隐情。实际上，伯爵这种自轻自贱之行是因为西门庆之子官哥甫因急病而亡，他唯有如此方能不触痛西门庆，令其减弱对后裔之事的敏感。我们且看伯爵对自己的窘迫境状的一番自嘲：
（伯爵道）：“哥，你不知，冬寒时月，比不得你每有钱的人家，家道又有钱，又有若大前程官职，生个儿子上来，锦上添花，便喜欢。俺如今自家还多着个影儿哩！家中一窝子人口要吃穿盘搅，自这两日媒巴劫的魂也没了。应宝逐日该操，当他的差事去了。家兄那里是不管的。大小姐便打发出去了，天理在头上，多亏了哥。你眼见的这第二个孩子又大了，交年便是十三岁，昨日媒人来讨帖儿。我说：早哩，你且去着。紧自焦的魂也没了，猛可半夜又钻出这个业障来！那黑天摸地，那里活变钱去？房下见我抱怨，没计奈何，把他一根银插儿与了老娘，发落去了。明日洗三，嚷的人家知道了，到满月拿什么使？到那日我也不在家，信信拖拖，往那寺院里且住几日去罢。”
我们常常看到伯爵与身为富户的西门大官人等一起玩耍饮宴，似乎他的生活颇为优裕；然则只有从这里，我们才真正了解到他家中的窘境和他难以言表的苦衷。此处伯爵的笑，实则只是一种含泪的笑；谄媚做作并不是伯爵作为一个复杂喜剧人物的全部。正如宁宗一所言，作者“在用讽刺揭示丑类们的卑劣心灵的同时，还以同情的笔触深入挖掘其精神世界的另一面，在‘小丑’的面孔上涂上一层淡淡的悲剧色彩，使人们笑过之后有痛苦的沉思”。
第四，以讥刺揶揄为主的牢骚。应伯爵与西门庆间并非铁板一块，身份地位的不同，使得二人之间的矛盾碰撞不可避免。应伯爵作为一个喜剧人物，往往使用奉承中夹带讽刺的手法恰如其分地处理这类矛盾。第六十九回中，西门庆为求一己之利听信妓女郑爱月之言，惩治了与王三官在一处的帮闲，砸碎了本和自己及伯爵是结拜兄弟的祝日念与孙天化的饭碗，深感兔死狐悲的应伯爵找上门来，一番话道破了西门庆的用意：
（伯爵道）：“哥，你是个人！连我也瞒着起来，不告我说。今日他告我说，我就知道哥的情。怎的祝麻子、老孙走了，一个辑事衙门，有个走脱了人的？此是哥打着绵羊驹驴战，使李桂儿家中害怕，知道哥的手段。若多拿到衙门去，彼此绝了情意，多没趣了。事情许一不许二。如今就是老孙、祝麻子，见哥也有几分惭愧。此是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休怪我说，哥这一着做的绝了。这一个叫做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若明使函了，逞了脸，就不是乖人儿了。还是哥智谋大，见得多！”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当作两层读的语言。表面上，伯爵是在夸赞西门庆将与之作对者玩弄于股掌间的能力和手段；然细细读来，这番话的字里行间却表露了深深的辛辣与不满：须知伯爵之于西门与祝孙二人之于王三官并无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则西门驱散二人的所作所为将伯爵置于何地？绣像本无名评点者意识到了伯爵的性格中深藏不露的另一面，在此作眉批道：“一味谀奉，微带三分讥刺。”可谓深解作者之意；而文龙却对此视若不见，轻描淡写地批道：“（此处）令人不愿看，不忍看，且不好看，不耐看真可不必看。”且煞有其事地分析其因道“此作者之过也”，想是未晓个中三味。
其次，对于李桂姐、郑爱月等妓女，伯爵的喜剧性格主要表现在与她们之间的相互调笑讽刺之上，这种语言上的唇枪舌剑与西门庆的皮鞭棍棒等遥相呼应，堪称是一种语言上的“软暴力”。这种充满暴力性质的调笑既有借所谓“不亵不笑”之例以取悦西门庆的一面，又有为自己的利益和某种几乎难言存在的可怜的尊严所着想的一面。由于伯爵与桂姐爱月等人的口舌之争大多是借助笑话这种特殊文体而展开的，笔者将在后文讨论笑话之处另辟专节加以详述，此处不赘。需要指出的是：伯爵与桂姐的这种带有谐谑特点的调笑捉弄占用了书中前八十回的颇多篇幅，固然像多数论者所言的那样，揭露了帮闲和妓女这两个职业的罪恶与不堪，但笔者认为，它们同样表现了小说的另一个写作特点，即“为人物作影”。
伯爵对妓女的言语暴力与西门对妓女的行为暴力一一契合并对应，话语上的争夺较量使话语本身沾染上一种并不明澈的喜剧色彩，而这种略显暧昧的喜剧描写恰恰被作者捕捉并利用，将其与文中被异化的情欲描写加以对比使之互称，伯爵众人言语上的喜剧描写将西门庆相关行为上的情色意象及诲淫趋向遮蔽并消解，把读者经作者挑逗而产生的对情欲快感的热切期望压制下去。同时，在读者及作者眼中，西门庆的类似行为喜剧性也很强。这种情色行为中的喜剧效应虽然轻浮喧闹，却显然比单纯的两性描写更具意义。因此，伯爵面对妓女这一群体所表现的喜剧特点值得重视：横向上，西门与伯爵两人一正一侧、一明一暗相互映衬，纵向上两人的所作所为则形成了绵亘于长文之中的两条时而交叉时而平行的交错不定的叙事线索，内容上的同形同构效应使小说文字腾挪有致，摇曳多姿。
最后，对于西门府外有求于己且与己地位相近甚至不如自己的市井细民，伯爵的喜剧性主要建立在读者对这一人物的评价和认识而不是作者给予其的谐趣描写上，意在文外而非瓶内。在伯爵与此类人物交往时，他作为一个文学人物，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喜剧性格。文中虽然此类描写较少，但我们仍可从某些片段觅得端倪。
在小说的第三十四回、第五十六回、第七十二回的故事情节中都曾出现诸如韩道国、常时节、李铭等与伯爵地位接近的社会底层人物因有求于伯爵而向其送礼，以希他能够于西门庆面前讲说人情的内容。且看伯爵在这些场合的表现。第三十四回中韩道国因王六儿偷情被提，不得不向伯爵求情：
（韩道国）如此这般告他说。伯爵道：“既有此事，我少不得陪你去。”于是作辞了何两峰，与道国先同到家，问了端的。道国央及道：“只望二叔往大官府宅里说说，讨个帖儿。只怕明早解县上去，转与李老爹案下，求青目一二，只不教你侄妇见官。事毕重谢二叔，磕头就是了。”说着，跪在地下。伯爵用手拉起来，说道：“贤契，这些事儿，我不替你处？你取张纸儿，写了个说帖儿，我如今同你到大官府里，对他说，把一切闲话多丢开。……望大官府讨个帖儿，对李老爹说，只不教你令正出官，管情见个分上就是了。”
伯爵在此表现积极，显得十分仗义。同样，在第五十六回常时节因家中窘迫而央求伯爵为之向西门求告的时候，伯爵同样拍着胸脯应诺道“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第七十二回李铭因桂姐之事为西门庆迁怒而弃，转求伯爵替己求情时，他拉起跪地不起的李铭说道“我从前已往，不知替人完美了多少勾当，你央及我这些事儿，我不替你说？你依着我，把这礼儿你还拿回去。你自那里钱儿，我受你的？你如今亲跟了我去，等我慢慢和你爹说。”平时那种油腔滑调的插科打诨不见了，俨然就是一个替人抱不平的侠士。我们分析上面这些围绕伯爵的描写，不难看出同间或亦有仗义疏财之举的西门庆一样，伯爵也有乐于周济同阶层群体的一面，而且似乎并不是单纯只为敛财而为之。孙述宇在评论红楼时，曾指出王熙凤天生聪明，口齿伶俐又善说笑话，性格人品更像个《金瓶》人物。
我们不妨说凤姑娘的《金瓶》模板就是应伯爵：面对上层二者皆善于以口齿解颐，面对下层又皆有讲义气的一面。人物性格这种矛盾复杂的两面性有利于作者以并不单纯贬斥的态度刻画戏剧人物不具喜剧性的一面；然则这种貌似“失真”的人物描绘，却恰恰从更为客观的层面上通过对比凸显了人物在不具喜剧性的时候的“喜剧性”。如孙述宇所言，“作者对他（应伯爵）仍然能够同情与欣赏，所以能把他写的这么新鲜有趣。”当然，作者这种不让伯爵随时随地摆出可笑的表情和姿态的写作方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应当还与《金瓶梅》这部小说的主旨有关。
《金瓶梅》是一部真实地反映明代社会之中的芸芸众生的世情小说，在这部人生的大戏之中，登场亮相的每一个人都如西哲荣格所言，是带着人格面具的阴影原型，各个角色都不单纯。如若作者在每时每地都把伯爵描绘的如玩偶一般，则伯爵就成了被极度夸张的哈哈镜里的人物，这恐不合作者的初衷。一个只有局部性格被作者强调且被读者认同的角色，往往会给读者留下一种单调重复的印象，就如同三国中被作者脸谱化并不断重现自己行止的诸多主角一般。而《金瓶梅》这种将人物形象综合化的写法，则打破了传统小说制定的重现模式，使读者对人性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无疑，作者是一个采拾博洽、人情练达的智者。
我们以伯爵作为喜剧人物的代表对其性格特点进行研究，绝非是想有意忽视伯爵种种令人不齿的作为并为其翻案，只是想从另一个研究角度入手，以一种全新的态度来重新定义笑笑生笔下的这个角色。综上，虽然伯爵因其深谙帮闲之术而得“千古清客之圣”之名，然而他作为戏剧主角所参演的依然是一部夹杂有笑声的正剧而非是单纯的喜剧。正如《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一书中所言，“应伯爵表面滑稽、诙谐之至，但细心的读者却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恐惧和悲酸。”他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也知道只有利用自己性格上的喜剧因素才能保住这个位置。应伯爵只不过是一个涂着喜剧油彩在社会舞台上卖笑的角色。作为借助身边人的呼风唤雨获取恩泽并借此谋生的普通人，他是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的。当然，他生命中的诸多可悲可怜、可赞可叹的是非曲直，是用喜剧的形式阐释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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