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书中所言，“一切成功的小说几乎都注入了作家的灵魂。”《金瓶梅》就是这样一部专为人生而艺术的属于小说家的小说，它是作家内在精神之光外向散射于文学领域的成果。《金瓶梅》所在的时代是一个社会经济发达，文艺思潮涌动的时代，加之中国古代的喜剧创作技巧趋于成熟，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都给予了作者打破以往小说里的种种俗套，进而创造性地给喜剧艺术增添新的面貌的可能。新的时代赋予作者不同往常的写作手法、叙事方式和创作观，而作者则凭借自身对通俗文学的了如指掌对传统小说加以改造，有意识地给喜剧艺术增加新的面貌，吸引读者投身至故事之中并化身其中角色，进而审视社会、思考人生。
小说喜剧艺术创造的精髓就在于创作者对读者的思维模式及审美需要的这种了解。小说借此达成了读者于阅读这一再创作过程中对作者的认同，从而构建出一个完整一体的交织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受体之间的世界。“‘天才’只有在具有整体感的叙述中，才有可能被安置在与他们的实际成就相应的位置上。”《金瓶梅》的作者就是这样一位深解趣笔作用并善于从全局着眼构思喜剧元素的天才。纵观整部《金瓶梅》，喜剧性描写可谓无处不在，它们在塑造小说人物、扩展小说内涵、体现讽刺精神、增强叙事功能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金瓶梅》写的是讽刺兼寓言，由人到物的可笑可悯可怕现象，并借此反映正确严肃的主题。小说这种以谐见庄的写作手法的突出功能就是借用喜剧性情节和语言塑造个性鲜明、耐人深思的人物形象。
借喜剧性情节塑造人物形象
人的本质在于其文化性，人既是文学作品的创造者又是文学作品的产物。衡量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关键就在于考查其描画的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饱满。《金瓶梅》行文中的喜剧元素在塑造有血有肉、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首先，借助人物本身的喜剧行为全方位描述人物的复杂性格。小说以充沛的艺术激情，描绘了处于大厦将倾的黑暗世界中的市民阶层内的好酒爱色之徒、狡童荡妇等辈可笑的行径与可悲的灵魂。小说对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记叙委曲、情态宛然，历来为人奉如圭臬，这其间喜剧描写功不可没。
一般认为，《金瓶梅》中较为铺张扬厉的描写皆出现于作者对色、财、权等展示欲望的情节的描述中，而在这些情节之间又往往离不开或调侃或讽刺的喜剧描写。因此，喜剧描写无疑是作者创作的聚焦之处。作者利用它使文情流转活跃，从而推进了身处波折矛盾的焦点之中的人物性格变化，使得某些在寻常情形下个性复杂不显山露水的人物借此获得表现性格间不易为人所觉察的一面的机会，进而给予读者全面立体的人物印象。我们以西门庆为例来详解类似喜剧手法在刻画人物性格上的作用。
夏志清先生曾在《新论》中认为作者“轻判了西门庆罪名”，他指出在作者的笔下，“西门庆并不若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永远被写成一个危害他人的坏蛋”，“我们对他的最后印象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①夏文对《金瓶》作者兼顾多重评判标准的这一写法提出苛刻批评，而夏的这一做法曾遭宁宗一等人反驳。他们指出“假如夏文换一个角度，不过分强求小说的严肃的艺术品性，而把它当做一部通俗读物，一种‘娱乐片’，那就会对《金瓶梅》做另一种解释和评价。”②显然，后者已经注意到了小说本身的喜剧性与小说人物性格的多维性之间的某种微妙的联系，而这恰恰是作者利用喜剧为作品服务的创作意旨的文本体现。这种例子在小说中屡见不鲜。如第十二回中，李桂姐因金莲在自己相访时闭门不见而心中不满，佯作有疾并嘲笑西门庆在家毫无主见，西门庆反唇相讥，吹嘘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与地位，反惹得桂姐以言语相激：
（桂姐道）：“你家有的个五娘子，当能请你拜见，又不出来。家来同俺姑娘又辞你去，你使丫头把房门关了，端的好不识人敬重！”西门庆道：“你倒休怪他，他那日本等心中不自在。他若好时，有个不出来见你的？这个淫妇，我几次因他再三咬群儿，口嘴伤人，也要打他哩。”这桂姐儿反手向西门庆一扫，说道：“没羞的哥儿，你就打他？”西门庆道：“你还不知我手段。除了俺家房下，家中这几个老婆、丫头，但打起来也不善，着紧二三十马鞭子，还打不下来，好不好还把头发都剪了。”桂姐道：“我见砍头的，没见砍嘴的。你打三个官儿，唱两个喏，谁见来？你若有本事，到家里只剪下一料子头发拿来我瞧，我方信你是本司三院有名的好子弟。”西门庆道：“你敢与我排手？”那桂姐道：“我和你排一百个手！”
西门庆受此激将，立刻风风火火地回家来剪金莲的头发，然而他在向金莲索发之时却根本不敢像他吹嘘的那样强行为之，而是连哄带吓、装模作样、前倨后恭：
（西门庆）令妇人褪了衣服，地下跪着。那妇人唬的捏两把汗，又不知因为甚么，于是跪在地下，柔声大哭道：“我的爹爹，你透与奴个伶俐说话，奴死也甘心！饶奴终夕恁提心吊胆，陪着一千个小心，还投不着你的机会。只拿钝刀子锯处我，教奴怎生吃受！”西门庆骂道：“贼淫妇，你真个不脱衣裳，我就没好意了。”因叫春梅：“门背后有马鞭子，与我取了来！”……春梅道：“爹，你怎的恁没羞！娘干坏了你的甚么事儿？你信淫妇言语来，平地里起风波，要便搜寻娘，还教人和你一心一计哩！你教人有刺眼儿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门，走在前边去了。那西门庆无法可处，反呵呵笑了，向金莲道：“我且不打你，你上来，我问你要桩物儿，你与我不与我？”妇人道：“好亲亲，奴一身都骨朵肉儿都属了你，随要甚么，奴无有不依随的。不知你心里要甚么儿？”西门庆道：“我心要你顶上一柳儿好头发。”妇人道：“好心肝。淫妇的身上，随你怎的拣着烧遍了也依。这个剪头发却成不的，可不唬死了我罢了！奴出娘胞儿活了二十六岁，从没干这营生。打紧我顶上这头发，近来又脱了奴好些，只当可怜见我罢！”西门庆道：“你只嗔我恼，我说的你就不依我！”妇人道：“我不依你，再依谁！”因问：“你实对奴说，要奴这头发做甚么去？”西门庆道：“我要做网巾。”妇人道：“你要做网巾，我就与你做。休要拿与淫妇，教他好压镇我。”西门庆道：“我不与人便了。要你发儿做顶线儿。”妇人道：“你既要做顶线，待奴剪与你。”当下妇人分开头发，西门庆拿剪刀，按妇人当顶上齐臻臻剪下一大梆来，用纸包放在顺袋内。
软硬兼施费尽周折方得到头发的西门庆，本来应将这一来之不易之物当作炫耀的筹码。然而当他再次面对桂姐的时候却似乎忘记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老老实实的说出了事实真相：
（西门庆）径到院里。桂姐便问：“你剪的他头发在那里？”西门庆道：“有在此。”便向茄袋内取出，递与桂姐。打开观看，果然黑油也一般好头发，就收在袖中。西门庆道：“你看了还与我。他昨日为剪这头发，好不费难。吃我变了脸恼了，他才容我剪下这一梆子来。我哄他只说要做网巾顶线儿，径拿进来与你瞧，可见我不失信。”桂姐道：“甚么稀罕货，慌的你恁个腔儿！等你家去，我还与你。比是你恁怕他，就不消剪他的来了。”西门庆笑道：“那里是怕他的，我语言不的了。”
西门庆自己造成了言语行为的自相矛盾，遭到机敏的桂姐的讪笑也就毫不奇怪了。显然，在这段故事情节里的西门庆，是一个傻乎乎的“可爱”，毫无主见的人，与之“秉性刚强，作事机深诡谲”的平日性格全不相符。作者借用这一颇具趣味性的情节，精雕细刻出了一个憨直可笑的西门庆，通过不同的文本叙述将这个人物立体化，从侧面体现了西门庆在社交场合所无法表露的另一种性情。这种喜剧手法富有层次感且兼具愉悦效果，能够给予人莫可名状的心理落差和阅读快感，从而使之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同时，它也符合以市民为主的明代小说读者的阅读趣味，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他们喜好含有戏谑内容作品的审美需求。
其次，通过描绘次要人物的喜剧行为来衬托主要人物的喜剧性，起到烘云托月的效果。
《金瓶梅》的文字擅长旁敲侧击之法。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对小说中出现的不同情节断面和人物片段进行了有意识的艺术化穿插与剪接：一部庞杂繁复的小说中所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其中既有对主要人物的刻画，又有对次要人物的描绘；既要有关锁全文的重要事件，又要有足以填补叙事结构中空白之处的闲笔及暗示后文的伏笔。如何沟通这些情节，使之形成一个浑然一体血脉贯通的叙事体系，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金瓶梅》在此采用了侧面影射的写作技巧，即在面对主要人物的涉及通篇关节的情节时往往不从正面直接下笔，而是宕开一笔去描述与其存在重要关联的人物在同一时刻发生的相似行为。这种写法避免了叙事重心失衡且扩展了故事时空的广度，体现出作者的创作功力。小说中类似的喜剧描写数量很多，它们将实际生活中不同人物所引发的共时性事件兑换为语言艺术上对同一人物于不同角度上所做的明暗相间的处理，极具创造性。如第五十回中曾有西门庆至其外宠王六儿处与之鬼混的情节，这种事件本应是作者大书特书加以鞭挞的，而作者却在此笔锋一转，叙述随其而来的玳安及琴童在蝴蝶巷吃酒宿娼大耍威风的种种丑行；历来论者只看到这是作者于全书将半时为玳安百回后成为又一个“西门员外”而预先造势，却未看到这亦是作者含沙射影丑化西门庆的讽刺手法。
《金瓶梅》在此采用了侧面影射的写作技巧，即在面对主要人物的涉及通篇关节的情节时往往不从正面直接下笔，而是宕开一笔去描述与其存在重要关联的人物在同一时刻发生的相似行为。这种写法避免了叙事重心失衡且扩展了故事时空的广度，体现出作者的创作功力。小说中类似的喜剧描写数量很多，它们将实际生活中不同人物所引发的共时性事件兑换为语言艺术上对同一人物于不同角度上所做的明暗相间的处理，极具创造性。如第五十回中曾有西门庆至其外宠王六儿处与之鬼混的情节，这种事件本应是作者大书特书加以鞭挞的，而作者却在此笔锋一转，叙述随其而来的玳安及琴童在蝴蝶巷吃酒宿娼大耍威风的种种丑行；历来论者只看到这是作者于全书将半时为玳安百回后成为又一个“西门员外”而预先造势，却未看到这亦是作者含沙射影丑化西门庆的讽刺手法。
更多的旁敲侧击的喜剧笔墨被作者应用在应伯爵身上。应伯爵这个人物论者在讨论时往往只看到他本身种种行为的可笑，却忽略了他也是西门庆众人这一寻欢买笑的团体中的一员，他与西门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作者同样借用借代影射的技巧，通过反映他的可笑巧妙而曲折的反映西门庆的庸俗可笑。这一点在对西门庆诸人饮宴访妓的描写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金瓶梅》中的宴饮描写比比皆是，其中大多穿插着伯爵与妓女或其他帮闲之间的嘲笑谑诨；然而，西门庆作为伯爵“兄弟”，却绝少直接参与到这种格调低劣的口水战之中。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自视清高，而是出于作者刻画人物的需要：西门庆毕竟是一个秉性刚强、生性诡诈沉稳的官员，出于维护“官体”的考虑，西门庆这一主要人物不能过于漫画化和喜剧化。但小说又必须令读者明白，西门庆又确实是一个醉乡里度日月的风流子弟。为此，作者匠心独具地发挥了喜剧描写在叙事中的折射作用，借用突出如伯爵辈的喜剧性格进而间接地揭示西门庆的喜剧性格，创作上转换自然，描写上虚实相生，以摇曳多姿的笔致完成了对人物的深层次品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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