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反对理学对人性的扼杀，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要求个性解放，强调真实自然的性情。“人文思潮在诗文中的表现是个性主义，它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崇尚自然、重视展现个性和深情的性灵文学思潮。这股文学思潮以袁宏道、汤显祖、徐渭等文人为代表，他们坚持真实自然的创作原则，强调文学创作要能够抒发作者的真情实感，重视表现作品中人物的个性、气质和真情。性灵文学思潮是人文主义在文学界的延伸，张岱也是性灵文人之一，他的文学创作，集中在入清以后，虽然清政权的高压政策打压了晚明兴起的人文主义思潮，但社会思潮不会因此戛然而止。张岱的文学作品遵从真实自然的原则，重视表现人物的个性和气质，刻画了一系列极富个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是明代社会中真实存在过的，从张岱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视晚明时期个性张扬的人文主义思潮给下层人民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以癖为美”一一塑造个性的人物形象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个性主义，要求表现人的个性之处，展现自我爱好和真实性情，在此影响下，人们求“疵”“癖”的审美特征逐渐成熟，他们饮茶成癖、品香成癖、爱琴成癖，这种“疵”和“癖”正是晚明人们追求个性和深情的结果，“表现了晚明时代追求至真至情和率真任性的生活态度”？。
关于“疵”，张岱曾这样说过：“三叔者，有瑜有瑕。言其瑜，则未必传；言其瑕，则的得乎其可传也。解大绅曰：‘宁为瑕玉，勿作无瑕石。’然则瑕也者，正其所以为玉也。吾敢掩其瑕，以失吾三叔之玉乎哉？”“疵”就是“瑕疵”，张岱把人比作美玉，认为人和玉都是有瑕疵存在的，但这种瑕疵恰是最真、最自然的地方，这和西方学者布瓦洛的观点不谋而合：“伟大的心灵也要有一些弱点……人们在肖像里发现了这些微疵，便感到自然本色，转觉其别有风致。”所谓“癖”，张岱说：“余家瑞阳之癖于钱，髯张之癖于酒，紫渊之癖于气，燕客之癖于土木，伯凝之癖于书史，其一往而深，小则成疵，大则成癖”，并进一步解释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疵”的核心是“真气”，是人身上独特的个性气质，是人的最真之处；“癖”的核心是“深情”，“癖”即个人嗜好，是人本性的向往和追求，是内心最深处的喜好和渴望。“癖”表现为感情专注，“终身不易”，当人对某种事物投入深情，执着追求到狂热的程度，即可以称之为“癖”。“癖”是真性情的表现，“癖与痴是情欲的专注和贲张，也是个性鲜明的表露”，夏咸淳先生在论及“癖”“疵”时说：“这两点又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不可缺少的。人若无癖无疵，就不能算作一个真正的人。”总的说来，“癖”和“疵”是人的真情和个性的反映，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张扬，有“癖”才是一个自然、本色的真人。
张岱本人癖好极多，他参加丝社、斗鸡社、谑社、蟹会，对美食、品茶、戏曲都极有研究，张岱将自己的个性爱好毫无保留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老饕集》是张岱专门记录美食的作品，虽己亡佚，但从《老饕集序》可以看出张岱对美食的考究和痴迷，“第水辨渑淄，鹅分苍、白，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瞰肉而食其炊有劳薪，一往情深，余何多让”，对食物寄予深情，食而知其源，是一流的美食家才能达到的水准。张岱认为《饔史》记录的只是食物的寻常做法，因此亲自编撰美食文集，并且颇为自信地说《老饕集》是“精骑三千”足以胜过“彼羸师十万矣”。张岱对美食的研宄不同常法，且极为精细，注重质量，现存作品《乳酪》《方物》《蟹会》等篇也记录了张岱对美食的嗜好。此外，《禊泉》《兰雪茶》《闵老子茶》《阳和泉》等表现张岱对茶水的精研，《斗鸡檄》《斗鸡社》介绍了斗鸡之趣，张岱对戏曲的癖好在诸如《冰山记》《过剑门》《不系园》等篇都有表现。
晚明人文主义思潮将人文精神传播到社会下层。受人文主义运动的影响，晚明下层社会中也出现了极具个性的平凡人物。张岱重视对人物个性的刻画，塑造了一大批有“疵”有“癖”的下层人物形象。
《金乳生草花》描述了一位痴情于花草的花匠形象：
乳生濒河构小轩三间，纵其趾于北，不方而长，设竹篱经其左。北临街，筑土墙，墙内砌花栏护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栏，长丈余而稍狭。栏前以螺山石垒山披数折，有画意。草木百余本，错杂莳之，浓淡疏密，俱有情致。春以罂粟、虞美人为主，而山兰、素馨、决明佐之。春老以芍药为主，而西番莲、土萱、紫兰、山矾佐之。乳生弱质多病，早起，不盥不栉，蒲伏阶下，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毛猬，以马粪水杀之。象干虫，磨铁钱穴搜之。事必亲历，虽冰龟其手，曰焦其额，不顾也。
张岱讲金乳生爱花草，不直接讲花草，而先讲环境，首先叙述了金乳生对住宅的布局规划，小轩、竹篱、花栏、石坡，具有“画意”。这是真正懂得种花草之人，就好似好马配好鞍，好花也要有好的环境，再美的花草，种在杂乱的环境里，也失去了美感，只有蕴涵画意的环境，才能凸显出花草的风韵和“情致”。金乳生养草花极为讲究，因时养花，深谙花草相配之道，有主有佐，形状错落，颜色相调，井然有序，他不只是简单的养花种草，而是把花作为一门艺术来修养，是一位真正懂得花草艺术的艺术家。还需注意的是，乳生对花草投入了深情和心血，乳生爱花成痴，把花草放在第一位，金乳生虽然体弱多病，但坚持每日一次早起查看捉虫，株株必过，悉心照顾。在多年的实践积累下，乳生给花草捉虫的经验十分丰富，从探查花草“伤势”可知其病因，进而直接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药到病除。“三言二拍”中的《灌园叟晚逢仙女》虚构了一个爱花如命的秋先老叟，人称“花痴”，而金乳生是个真真实实的花痴，对花草用心尽力，凡花草之事，必亲力亲为，不论严寒酷暑，绝不假以他人之手。
张岱塑造了爱花草成癖的金乳生形象，他蓬头垢面匍匐花下的样子，是金乳生真性情的展示，也是他最可爱的一面，金乳生把花草作为生命的寄托，以深情付诸花草。正是因为金乳生痴情于花草，肯花功夫侍弄花草，所以他种植的花草长得格外好，张岱有《金乳生菊花三首》赞其菊花是“花神”：“皎洁同高士，妖治类美人。勾萌甲坼处，无不是精神”“配行知位置，搭色见清裁。莫羡春花好，谁能锦作堆。”张岱说自己“好花鸟”，也算半个花痴，曾写书信向金乳生讨要花草奇种，行文语气十分尊敬，张岱对金乳生的颂扬，既是张岱对金乳生真情和个性的欣赏，也包含着张岱对花草的喜爱之情。
张岱还为痴迷于雕刻的民间艺术家濮仲谦作传，以短小精悍的文章赞扬濮仲谦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人格：
南京稹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到磨之，而遂得重价，真不可解也。仲谦名噪甚，得其一款，物辄腾贵。三山街润泽于仲谦之手者数十人焉，而仲谦赤贫自如也。于友人座间见有佳竹、佳犀，辄自为之。意偶不属，虽势劫之、利啖之，终不可得。
濮仲谦虽相貌平凡，但其技艺巧夺天工，不起眼的竹子木头，到他手里便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价值不菲的工艺品，在《鸠柴奇觚记序》中，张岱又一次夸赞濮仲谦出神入化的雕刻技艺：“其所制剔帚麈柄、箸瓶笔斗，非树根盘结，则竹节支离，略施斧斤，遂成奇器，所享价几与金银争重……彼仲谦一假手之劳，其所制器，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襥仲谦崇尚自然，雕刻只作轻微打磨，尽量保持材料自然面貌，他是真正懂得雕刻艺术的人，达到了张岱所推崇的“近乎道”的艺术高度。濮仲谦技艺的出神入化与他专注于雕刻创作是分不开的，朋友聚会上，一旦遇到佳竹、佳犀，濮仲谦便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全身心投入雕刻创作之中，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这一刻，濮仲谦将自己对雕刻真实而深刻的感情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这种痴状是濮仲谦最本真最自然的状态。
濮仲谦一双巧手，不仅赋予这些残竹断木新的生命，也为他人创造了不少财富，但濮仲谦本人对此毫不在意，仍然“赤贫自如”。濮仲谦保持着对雕刻单纯的痴爱和执着，随心随意而为，他以雕刻为性命和精神的寄托，不计金钱，不合自己心意的，无论别人怎样势劫利啖也不能得到他的作品。“赤贫自如”既表现出濮仲谦对艺术准则的坚守，也表现出他淡泊名利的高尚人格。濮仲谦不以金钱名利为意的品格与他的雕刻癖好是分不开的，“作为一代名匠，他们有足够的能力致富，有充足的实力扬名，但这些对他们来说都不屑一顾，艺术才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争取的东西。他们所醉心的艺术里不正蕴藏着自己的人格理想么？”
襥仲谦将深情和生命寄托在技艺上，对他而言，雕刻创作上带来的愉悦远远胜过名利之乐，久而久之，襥仲谦形成了爱雕刻如性命，而不为名利所动的君子节操。类似的还有说书艺人柳敬亭，“一曰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稍见下人咕哔耳语，听者欠伸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静递，款款言之”？柳敬亭不同于一般说书艺人，他有自己的规矩，一天只说一次，收费一两。想要听他说书的人，必须在十天前就恭敬下书预定，听书之人，必须屏息静坐，态度认真，不可发出半点儿杂音，哪怕听众表现出一点儿的私语或是懒怠，柳敬亭就会立刻停下来。说书之前，柳敬亭必先擦净书桌，剪亮灯芯，洁白瓷杯沏好清茶，然后才开始款款说书，从容而优雅。柳敬亭的规矩，实则是他对说书艺术的坚持，他并不把说书作为赚取钱财的手段，而是作为一门艺术去认真对待，表现出柳敬亭对艺术的严肃态度和他高尚的艺术人格。
张岱擅长书写出人物的个性，重视表现人物精神气质和真实性情。《鲁云谷传》为民间大夫鲁云谷作传，开头以清新优雅的居住环境来衬托主人的高洁脱俗。鲁云谷擅长医治痈疽痘疹，不经师，不袭古，方剂独出机抒，却能于垂危之际起死回生，云谷医术高明，但不以此敛财，为人聪明通达，不以名利为意，“可救则救，不可救则望之却走，未尝依回盼睐，受人一钱”。云谷有一副“侠肠”，至情至性，自言“以朋友为性命”，因妻子不舍用雪水煮茶而大怒，甚至“经旬不与交语”。在《鲁云谷传》中，张岱主要表现的是云谷的嗜好和生活情趣，云谷有茶癖，茶友众多，对茶道也颇有研究，张岱在《与胡季望》说过“金陵汶水死后，茶之一道绝矣。绍兴惟鲁云谷略晓其意”。前夜还与友人秉烛夜谈，次日清早，遗蜕在床，驾鹤西去，死的方式也是超凡飘逸。
张岱笔下的鲁云谷性情高洁奇逸，不为世俗钱财所累，任情任意而为，痴情于茶道、音乐，以至性交友，极具个性。鲁云谷摆脱了程朱理学的禁锢，追求性灵的自由，个性的张扬，持有至真至情、率真任性的生活态度，张鲁云谷身上体现出的正是晚明思想狂飙中的人文精神。张子称赞道：“云谷居心高旷，凡炎凉势利，举不足以入其胸次。故生平不晓文墨，而有诗意；不解丹青，而有画意；不出市廛，而有山林意。至其结交良友，直是性生，非由矫强。”鲁云谷虽然只是一个小小药铺的主人，没有多大的学问，也不会写诗作画，但“具有一种诗人画家的气质与风范，其仪态风度具有审美的价值。人格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仁义道的种种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形象”？，其“画意”“诗意”，正如胡益民先生所说，“正是人格的凸显”？，也是张岱笔下的极具个性和深情的下层人物的共同特点，任性而为，舒展自适。
再如癖于戏曲的彭天锡，为了学好一出戏，不惜“费数十金”痴迷画画的姚简书，见到宋元名笔，则“眼光透入重纸，据梧精思，面无人色”有戏曲癖的朱楚生“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等等，他们把生命寄托在自己的癖好上，追求精神的愉悦。这些癖好反映了晚明人文主义思潮下人们对个性和真我的追求，“反映了明代人对生活中某种对象的热恋，对物欲、娱乐、艺术的追求；体现了他们的真性、真情、真趣”。这些有“癖”的名人身上，往往还表现出
独特的品格，比如爱好画画的姚简书人格可称“千古”。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与他们的癖好是相关联的，好的癖好能够提升品格，即所谓“有补于品格”，袁宏道说：“弟谓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时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明人把是否有“癖”作为评判名士的标准，林逋爱梅花，米芾好奇石，这些特殊的癖好让他们拥有高尚的品格，成为名士。张岱塑造了一大批极具个性的下层人物形象，书写他们的癖好和高尚人格，着意表现人物的个性之处和深情所在。
“酷肖其人”——刻画真实自然的人物风貌
张岱是个非常真诚实在的人，他说：“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故多不惬人意。”书写人物时，张岱不仅注意挖掘人物的“真气”和“深情”，还以真实自然的原则去描写人物外貌和神韵气质，力求“酷肖其人”“不失真面”，务必还原人物本来模样。
《柳敬亭说书》开头即言“南京柳麻子，黧，满面疤瘇”，真实描写了柳敬亭的样貌。按照一般的理念，作家进行人物外貌描写时，容易加入主观因素，美化自己欣赏的人物或是身份尊贵的贤者，但是张岱忠于人物原貌，并不因为自己对柳敬亭的欣赏而避开他面貌丑陋的事实，这种写法与《史记》的人物外貌描写方式是相通的。《史记》对历史人物的外貌描写秉承‘实录’精神，对人物外貌进行客观直录。张良是西汉开国元勋之一，是著名的政治家、谋略家、军事家，被后世尊称为“谋圣”，按照一般思维，像张良这样的伟人，我们想象其身形容貌应该是高大威武、英武不凡的，司马迁本来也是这样想当然的，结果发现张良生得眉清目秀，苗条得如女子一般。太史公将此真实地记录下来：“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张岱秉承了太史公的“实录”精神，刻画人物外貌要求“不失真面”，真实再现了人物的容貌。单从外貌来看，柳敬亭是不美的，宗子在文末更是直接指出柳麻子“貌奇丑”，但其后张岱笔锋一转，夸赞道：“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样貌的丑陋与说书的精湛形成强烈反差，使人物形象更鲜明丰富，让人读之难忘。
张岱遵循“酷肖其人”的原则，不因为人物身份的高贵而美化，如张岱精细刻画范长白“奇丑”的样貌，“状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以小猱，其鼻垩，颧颐犹残缺失次也”？，张岱不避讳人物外貌的丑陋，真实简练地将其刻画出来，这种“丑”反而成了范长白的特色，与他的园林之美和生活之风雅形成对比，产生奇特的艺术效果。再如写黄汝亨：“先生面黧，多髭须，毛颊，河目河口，眉楼鼻梁，张口多笑。”张岱用笔简洁，往往只需三言两语，就能惟妙惟肖地再现人物外貌，正如胡益民所评：“张岱写人，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亦十分长于以精炼之笔写人物的外貌，往往简简数笔即十分传神，声口毕肖。”“酷肖其人”不只是真实刻画人物外貌，更重要的是能够表现出人物的神韵。精神特征是人物本真的体现，抓住形貌神韵，即是把握了人物的自然本性。描写人物时，状貌容易，写出人物神韵却难。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记载了一则有趣的小故事，讲的是郭汾阳女婿赵纵分别请韩干、周肪为自己画像，二人画技高超，难分上下，在赵纵左右为难的时候，赵夫人从娘家回来，她说：“二画皆似，后画者为佳。盖前画者空的赵郎状貌；后画者兼得赵郎惰性笑言之姿尔。”
这个小故事说明，只得其貌不得其神的画像是空洞的，同样的，在文学作品中，人的神韵可以体现出人的自然本质，写出神韵就抓住了人物的内在精神。张岱在人物外貌描写上笔墨不多，着意展现人物的神韵气质，人物的精神气质往往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但张岱善于抓住人物的神韵气质并能够很好地表现出来。形容女伶朱楚生是“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写出了朱楚生出类拔萃的气质此处张岱对“眉”的写法颇具特色，古人写眉眼的词句不在少数，如“柳叶眉”用柳叶比喻女子弯弯细长的眉毛；或用“蛾眉”形容女子美貌的细长娇媚，后来“蛾眉”成了美女的标志，所以有辛弃疾《摸鱼儿》的“蛾眉曾有人妒”和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宛转蛾眉马前死”；文人还把眉比远山，故曰：“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明代《开辟演义》第十七回写道：“（精卫公主）生得面如傅粉，眉似远山，椒眼朱唇，螓首蜂腰。”柳叶眉、峨眉、远山眉等都是常用的词语，古人多从形状和颜色等方面具体地描写眉。《红楼梦》描写人物外貌时也有此特点，用“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稍眉”表现王熙凤的眉眼，用“爾烟眉”形容黛玉的眉如轻烟一般。文学作品中写眉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借眉来传达主人翁内心的愁绪，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眉就ｉ情感流露的两端，故而有刘学箕《眼儿媚》的“天遥地远，秋悲春恨，只在双眉”。像张岱这般来写眉的却少见，他既不写朱楚生的柳叶眉、也不写其愁绪，而抓住其“孤意”和“深情”，把两个看似矛盾的形容词集中在朱楚生身上，将歌女朱楚生的傲骨与款款情深刻画人微。张岱另有诗歌专写女子眉目之间的神韵：“佳人多不语，孤意在疏眉。一痕澹秋水，春风不能吹。深情几百折，屈折与高低。所矜在一细，层摺俱见之。”
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张岱对人物神韵气质的描写方式受到了《世说新语》的影响。在简洁的外貌之后，紧接着张岱用“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形容柳麻子的神韵，张岱在此借鉴了《世说新语》中关于刘伶气质的写法，《世说新语？容止》篇原文如下：“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魏晋名士追求超凡脱俗的风韵和洒脱不羁的“魏晋风度”，李泽厚先生曾指出，“魏晋风度”能体现出人的本质精神和内在智慧，反映出人的风韵、气质和品格气这种“魏晋风度”“反映在当时的人物品藻中，就是一股浓厚的重神略形的倾向，《世说新语》中充斥着‘神气’、‘神明’、‘神色’、‘神意’、‘神骏’、‘神超形越’、‘神情’、‘神姿’、‘风神’等反映人物精神风貌的言辞。”《世说新语》注重对人物神韵的刻画，用“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表现刘伶的旷达不羁，用“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来表现嵇康的清雅洒脱。张岱也多用叠音字，以十分精简的词句来再现人物神韵，《柳敬亭说书》中用“悠悠忽忽，土木形骸”来表现人物气质，很明显是受《世说新语》的影响。再如写濮仲谦是“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表现出濮仲谦的寡言木讷，形容茶道大家闵汶水是“瞿瞿一老”，用“楚楚谡谡”形容朱楚生的清雅高迈。
刘义庆还常常借用比喻来形容人物的气质风韵，用“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形容嵇绍不俗的风韵，用“郎朗如日月之入怀”来形容夏侯玄的胸襟开阔，用“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形容王羲之的飘逸矫健，用“轩轩如朝霞举”形容简文帝司马昱卓尔不凡的风姿。受《世说新语》轻形重神的人物描写方式影响，对于难以直接描写的特质，张岱往往也用形象的比喻来生动地表现，用“如食橄榄，咽涩无味，而韵在回甘；如吃烟酒，鲠噎无奈，而软同沾醉”？来表现娈童阿宝的风韵，既如少女般娇痴无赖，不肯轻易着人，又娇媚撩人，让人见之难忘。为了表现王月生高洁冷傲的个性气质，张岱将其比喻为“孤梅冷月”和香茗。从这些地方都不难看出《世说新语》描写人物气质的方式对张岱的影响。
其实，追根溯源，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明确提出“形”与“神”这一对范畴的应是庄子，《庄子》的《养生主》《德充符》《知北游》等多篇讨论了“形”“神”关系，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笠先生曾说：“庄子是形神关系的第一个集中的阐述者，《庄子》中‘形’、‘神’都是出现达１００多次的高频词语，忽略庄子的影响，中国艺术传神论将成为无源之水。”《庄子》是中国“神”“形”范畴的源头，从张岱作品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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