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8月12日报道德国《南德意志报》网站7月25日发表题为《德国的错误》的文章，作者是罗曼·戴宁格尔和乌韦·里策。全文摘编如下：
无视警告毫无作为
1972年8月中旬，位于波恩的联邦德国外交部收到来自黎巴嫩的一封紧急邮件。这是一条德国大使馆发回的警告：奥运会暗杀计划。几天之后，奥运圣火就要在慕尼黑点燃。德国驻黎巴嫩大使在信中写道，据可靠消息，“巴勒斯坦方面正在策划一起事件”，因此他强烈建议采取一切安全措施。外交部将消息转发给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那里的一名专家判定这种情况可能出现。随后，这份文件就不见了踪迹。
没有人采取措施。这条警告就和情报机关在奥运会前传达给联邦德国的其他至少17条警告一样石沉大海。
2022年是这场惨案发生50周年。50年前，一个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对以色列奥运代表团展开了可怕的袭击。12名无辜者在1972年9月5日和6日失去了生命，其中包括11名以色列运动员和一名德国警察。今年9月5日将在慕尼黑和菲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举办受害者纪念活动，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和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都将出席。
德国的错误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安全部门和组织者在奥运会前由于疏忽大意和愚昧无知而忽视了一切警告，就仿佛当时的世界一派和谐，没有发生过任何劫机或暗杀事件一样。
奥运会的组织者被美好的期望蒙蔽了双眼。他们想通过“愉快的比赛”来展示全新的民主的德国，与沦为希特勒战争宣传工具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形成鲜明对比。慕尼黑奥组委主席维利·道默在赛前被问到，是否可能发生针对奥运会的袭击？“不，绝不可能，”他回答道，“这是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可奥运精神并没有提供安全保障。
错误的第一阶段还包括安全部队的不堪重负。警察完全没做准备，他们没有狙击手，没有精密武器，也没有战略。发生在军用机场的追捕行动太过业余，以至于在塔楼上全程观察的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局长兹维·扎米尔后来表示，德国人“没有做出哪怕最小的努力去挽救生命，没有冒哪怕最小的风险去解救人质——无论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掩盖真相拒绝担责
错误的第二阶段在大屠杀结束后就直接开始了。责任人很快就给这一事件披上了遗忘的外衣。9月7日，德国外交部制订了一份国外交流指导方针：“必须避免互相指责，也不要自我批评！”一份在14天内匆忙写就的官方行动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警察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
安全机关中没有责任人下台，也没有成立调查委员会。慕尼黑市的执政党是社民党，巴伐利亚州的执政党是基社盟，联邦层面上则是由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执政：没有哪层政府在袭击期间扮演过积极的角色，没有哪个政党有兴趣进行可能揭露自身失败的严肃调查。今天，许多人抱怨德国政党四分五裂——当时也没有一股政治力量可以迫使政府展开调查。
德国在与以色列受害人家属交涉时也表现得非常不得体。德国政府拒绝给予他们理应获得的东西：道歉、合理的补偿和庄重的纪念——以及真相。第二阶段最糟糕的是它竟然延续了数十年。德国政府用一个明显的谎言回应了击剑教练安德烈·施皮策的遗孀、家属代表安吉·施皮策提出的阅读调查文件的要求：文件已经不存在了！直到1992年才有一位正直的档案管理员秘密复制了那份据称并不存在的文件中的80页，并将其寄往以色列。在重压之下，德国才解密了数千页材料，但这还远不是全部。
德国应该做四件事
今年德国应该做四件事。第一，受害者家庭应该获得充分的补偿。虽然遗属在1972年和2002年分别从德国获得了320万德国马克和307万欧元的赔偿——德国打着“人道主义援助”的名义，试图避免认罪，但这笔钱到家属手中却已所剩无几：2002年，在扣除了律师和法院费用后，34位赔偿对象每人收到的已不足3万欧元。德国政府现在声称法律流程已经结束。的确，德国已经没有继续赔偿的法律义务，但显然还有道德义务。
第二，高级官员必须明确承担责任，或许还应该道歉——不只是为了1972年的事件，而且也为了之后发生的事情道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旧址（新华社发）
第三，所有被封存的与奥运会袭击相关的档案应该被立即解禁。例如，标号为LKA 836的包含联邦刑事警察局的调查报告和关于惨案策划人阿布·达乌德及其极端右翼的恐怖主义帮凶的文件在内的档案。不应该让受害人家属继续猜测这些档案后面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第四，应该组织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家委员会来评估全部材料并总结所有信息。在惨案发生50年后，德国必须开诚布公。安吉·施皮策今年已经76岁。她和其他以色列受害人的遗孀不能也不愿再等待更长时间。问题一天得不到解决，伤口就一天不会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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