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仁道
佛教传入中国之时，中国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故以儒家的思想来理解、阐述佛教的宗旨，乃至改变印度佛家的面目以适应华夏文明的需要是必然的。在这方面，最早的例子是汉译《四十二章经》，它把“孝道”亦列为佛陀的教训。而“孝道”和业报缘起之说和人生若（苦？）谛是很难相容的。这显然是佛教徒为了在中土传播佛教而向儒家妥协的结果。但真正把大乘佛教的教义和孔孟的“仁学”融合在一起的，是三国时代的高僧康僧会。这集中体现在他所编译的《六度集经》中。
大乘佛教的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和般若六度均属于“菩萨行”，其中心思想是悲悯众生，救世渡人，渡尽众生而后渡己。如《道行般若经·贡高品》中菩萨《大誓》所说：“我当作十方桥，令悉蹈我上度去。”这一思想从气功学来看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按照天人整体观，“我”（人我）和众生都是天人整体的组成部分，是“依正不二”的。“诸法无我”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要融“我”于众生之中，融“我”于天人整体之中，佛陀倡言“无我”，追求“我”的解脱，意在众生皆“无我”，人人追求“自我”的解脱，那么，众生与“我”皆得以渡，这里并无“利己”的意思；而大乘佛教认为，众生大都为无明所惑，难以自度，必须赖“觉者”去“渡”，而“觉者”也只有渡尽众生，才能和众生一起真正到达彼岸，故渡人即渡己，在救世中救己，从方法论上来看，这和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和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在方法论上）也是相通的。而众生之所以可渡，按大乘佛学来说，是因为真如（本体）佛性存在于众生之中；而从儒家来看，是因为“人之初，性本善”，这表现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表现为“不忍人之心”。所以，大乘佛教的菩萨行，和儒家的忠恕仁道，是有其内在联系的。当然，对于人生本身的看法上，二者是对立的。佛家的菩萨心肠出发点是“苦谛”，人生皆苦，因而对于人生、人类社会实践的态度、本质上是积极的。但这种对立，又是统一的，是相反而相成的。基于此，康僧会把大乘佛教的“六度”和儒家的仁道结合起来，用儒家学说阐述、改造佛教的教义，同时，籍佛教的流行以推行儒家思想，俾适应中国当时社会的需要。
在《六度集经》里，康僧会把“布施波罗密多”称为“布施度无极”，而把其内涵概括为：“慈育人物，悲悯群邪”，“润弘四海，布施群众”。且对于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比如对于国君来说，“布施”的主要内涵是“德”，而不是财宝，他说：“君贫德，民穷矣；君富德，民家足。”而对于一般人来说，“布施”的首务是“慰孝悌，养孤独”，认为““布施一切圣贤，又不知孝事其亲。”这显然是儒家的思想；与此类似，他解释“忍辱度无极”为：“吾宁就汤火之酷，菹（ZU）醢（HAI）之患，终不恚毒加于众生也。”故“宁为天仁贱，不为豺狼贵”！“宁为有道之畜，不为无道民矣”！而“忍”者仁也，正是孔子仁学思想的要素之一。对于《精进度无极》，他的解释是：“忧悯众生，长夜沸海，洄流轮转，毒加无救，菩萨忧之，忧至孝之丧亲矣。若夫济众生之路，前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投躬危命，喜济众难。”而对于王者而言，那就是要“绝杀尚仁”，这样，“天即佑之”，而“民归君流。”关于戒度（持戒），康僧会以儒家的“仁”作为佛家“戒”的核心，他认为“诸佛以仁为三界上宝”，故“吾宁殒躯命，不去仁道也。”他从社会的需要出发，特别强调“仁政”，所谓“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具体而言，即“则天行仁，无残民命；无苟贪，困黎庶；尊老若亲，爱民君子；慎修佛戒，守道以死。”“般若波罗密多”又称明度，康僧会把佛家明度的要旨归结为”正心治国“，认为”为天牧民，当以仁道”。依然不脱儒家“仁政”的思想。而且和儒家一样，认为行仁政而治国的根本在于“正心”。因为，“夫心者，众法之源，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而“正心”的方法在于禅修，禅修之要，则在于“专心涤垢，神与道俱。志济齐乎无名，明化周乎群生。”这里，他把个人的禅修和普渡众生之行结合在一起了；而他对禅修的解释则本乎道家。这和他对于人的生命的认识密切相关，他说：“深睹人原，始自‘本无’生。”“夫身，地、水、火、风矣。”“四者和焉，识神生焉。上明能觉，止欲空心，还神本无。”这里，“止欲空心，还神本无。”和“专心涤垢，神与道俱”是先秦道家的修身方法，康僧会用它来阐明禅修的道理，并把它和“正心治国”的儒家“仁政”，以及大乘佛教的“明化周乎群生”的理想揉合在一起。从气功学的观点来看，是颇合乎道理的。
总之，康僧会的佛学的核心是儒家的“仁”。从正统佛学来看，这是一种曲解，但这种曲解不仅在于当时的社会需要和中国固有的文化背景，也还有其合理的内核——释、道、儒三家对万有本体的认识，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同一性，而气功实践则是这种同一性的体现。
如前所述，在人生和人的社会实践这个层次上，佛家和儒家的理论是对立的，又是相反而相成的，而儒家学说又是当时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因此，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修改自身以调和二者的矛盾，适应中国的固有文化和社会需要，这是必然的。康僧会的《六度集经》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初期，以儒家思想融入佛教学说的一个典型。随着佛教的流行，人们对佛家思想的认识亦越来越深入、完善，两种文化的相融亦趋于深化。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在融汇佛儒二家之说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慧远。在实践上，他广交文人名士、权贵重臣，和当时的权臣、太尉桓玄尤深，故他虽身居庐山，而在上层社会中影响很大。当时最为突出的一个事例是，东晋朝庭认为沙门不敬王者，不合华夏之礼。已拟下诏令沙门一律对王者尽敬。太尉桓玄致书慧远，征询他的意见。慧远恳切作答，提出异议，并撰《沙门不敬王者论》五篇。其中心论点是，出家与在家不同，出家之人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并从儒家理论出发，认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桓玄终于采纳了他的意见而取消了这一诏令。怎样才能“发致虽殊”而“终期则同”呢？慧远的做法是用佛家的缘起理论，大谈因果报应，用“报应”之说作为维护儒家之礼的依据，使佛教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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