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破万卷（5364）·《后水浒传》
《后水浒传》，清代白话长篇小说。题“青莲室主人辑”。四十五回，清初刊本，首序，署“采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
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是《水浒》续书中成书较早而又较有特色的一 种。从内容看，《后水浒传》和《水浒》其实是两码事。作者是怎样将它所描写 的南宋初年杨么等人据洞庭湖起义的事同《水浒》所描写的北宋末年宋江等人据梁山泊聚义的事挂上钩，以至径自以《水浒》的续书名之呢?
小说第一回“燕小乙访旧事暗伤心，罗真人指新魔重出世”，叙燕青重游梁山水浒，但见一片寂寥萧条，又闻知宋江、卢俊义为奸臣所害，心中不得明白， 便去求罗真人指示迷端，于是就引出罗真人一通“天道循环”、“气运劫数”的 议论来。罗真人又说，宋江、卢俊义等众义士，虽遭奸人暗害，但又将托生为杨么、王摩等复聚于异世，“以完劫运，以报奸仇”： 这样一来，就使杨么与宋江之间，产生了一种“前世”、“托生”的关系，叙杨么的《后水浒传》也就因此获得了“后以续前”的续书的资格。再者，水泊梁山为一“水浒”，洞庭湖亦为一“水浒”：“天下皆水，是水皆浒，何定于梁山一泊?”既然梁山水泊其时已“山枯水竭，树木凋残，恐不能复兴忠义”，杨么、王摩另择洞庭而居之，“洞庭可作梁山筑”，有何不可? 梁山既为前“水浒”，则洞庭为后“水浒”，《后水浒传》 的书名因之也就得到了落实。
诚然，宋江之据梁山，与杨么之据洞庭，二者并无内在的因果联系;小说用“气运劫数” 的理论，生拉硬扯地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虚幻的联系，仿佛是由于宋江遭害，重新结冤，才引起了杨么消冤的后劫，这种“后以证前”的观点，显然是唯心的。但是，小说毕竟看到了宋江、杨么等人聚义造反的社会现象不断重复出现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且猜测其中可能有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果规律性，这就使得这种虚幻的因果联系，包含了闪光的合理的内核。罗真人说：“无奈国家之前劫虽消，而后劫尚隐伏于未起，故不得不借奸臣屠戮忠良，以酿后患，此宋公明众义士所以遭其暗害，重结新冤以为后劫者也。”这无异于承认，封建社会内部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前劫虽消，而后劫又起; 镇压了宋江的起义，并不能从此一劳永逸地阻止新的宋江式起义的重新暴发。一切社会动乱的总根源，则是以“奸臣造恶”为显著标志的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只要这一社会根源依然存在，宋江式的聚义、造反，也就必然无可遏止地暴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后水浒传》把杨么起义视为宋江事业的续篇，确实是颇具胆识的。
实际上，《后水浒》并没有停留在“气数劫运”、“善恶报应”的肤浅、表面的附会的水平上，而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即人物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斗争的充满激情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乱自上作”、“官逼民反”的严峻的社会真实。在《水浒》 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被列为“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贼臣”，《后水浒》则云蔡京托生为握有重权的奸臣贺省，童贯托生为钦赐荣身冠戴的国课商人董索，高俅托生为卖主求荣的家奴夏霖，杨戬托生为横行地方的恶棍王豹。这种“托生”的处理，就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对社会生活和矛盾冲突加以概括提炼和精心安排的结果。四个同一类型的“贼臣”，化为组成压迫者集团的各个侧翼的典型，显示了作者深邃的历史眼光和驾御题材的能力。在《后水浒》中，除了描写这班压迫者集团的代表人物在正常的情况下运用传统的方式对民众进行迫害之外——如贺省为荫庇子孙荣贵，恃势在柳壤村择地安葬，又千方百计排陷为民仗义的杨么; 董索凭借他堆积如山的钱财，勾通官府谋死殷尚赤、孙本，倚强逼夺孙本之妻等等——还突出了在金兵突入内地，徽钦二帝蒙尘、康王南渡的非常情况下这班奸贼的丑恶表演。如贺省身为掌兵太尉，当金兵攻汴京时，他却按兵武昌，拥兵自固，妄想金兵一来，就反宋归金，以保富贵，及至康王渡江，东南一带仍是宋地，贺省恐人说他不忠，就以征剿杨么为名，遮掩世人耳目; 王豹俟汴京失守，人民无主，一发恣意行凶，占人田土以及妇女，自称“阳城王”，霸占一方;夏霖更是卖身投靠金人，谋得伪职，搜索富户，刻薄小民，被百姓骂为“夏剥皮”，等等。这种对于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错杂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人民所受的巨大苦难的描绘，意味着“天道循环”的模式在续作中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历史的真实性战胜了先验的循环论的局限。另外，《后水浒》所着意鞭挞的黄潜善、秦桧这两个大奸臣，却不是 《水浒》中什么人所托生的，因而也似乎在“劫数”的圈子之外。太师黄潜善之子黄金为图谋王月仙，不惜将其夫邰元陷害入狱，下劣与高衙内如出一辙; 秦桧剥尽民膏，枉刑屈法，凑集十万贯金银打点黄潜善汪伯彦等执政，比梁中书之进生辰纲更为令人发指。这些都足以表明：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和险毒，是一种现实的存在，不是什么先验的因果、劫数的产物。既然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能不断重复产生出贺省、董索乃至黄潜善、秦桧这样的压迫者的代表，那么，它也将不断重复产生出杨么、王摩这样的反抗者的代表来。《后水浒序》说：“贺太尉不夺地造阡，则杨么何由刺配;黑恶不逆首开封，则孙本岂致报仇;邰元之杀人，黄金奸月仙之所致也; 谢公墩之被兵，王豹欺配军所致也。种种祸端，实起于贪秽之夫，不良之宵小，酝火于邓林之木，捋须于猛虎之颔，一时冤呜若雷，怨积成党，突而噬肉焚林，岂不令鳌足难支，天维触折哉! 请一思之，是谁之过欤?”这正是对于“官逼民反”的必然性与正义 性的肯定。
小说第四十二回“众豪杰大悟前身”，叙杨么在轩辕井中得一四方铁匣，中有两片铁叶，凿得无数小字，俱不是人间字迹。后蒙四维真人指点，方知是众豪杰的“前身”。但是，正如恶人不是其“前身”的简单重复一样，众豪杰也同样与其“前身”大有差违。其中除何能之与吴用，贺云龙之与公孙胜，马霳之与李逵，岑用七之与阮小七等尚具本来面目外，其余大多已有了质的变化。如凤子龙孙的天贵星柴进，却托生为押狱节级孙本，母大虫顾大嫂，又托生为波波俏俏的马上娇屠俏等等。尤为令人瞩目的是杨么与宋江的不同。关于二人气质秉赋的差异，留待下再论，单就他们的反抗斗争而论，也大有不同之点，杨么毕竟是在一种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活动的，他有宋江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而且还依据客观情势的变化，提出更新的政治口号，采用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来发动群众，组织队伍，与统治集团进行殊死的斗争。杨么的起义，比起宋江来，可以说已进入更为高级的阶段。
杨么继承了宋江济困扶危、锄强去暴的传统。他一再劝戒各山头的绿林豪杰，“只可取之奸佞贪婪，不可伤损小民以及滥杀”，“必要戮佞扶忠，做番事业，方不虚生”、“勿嗜杀，勿妄劫，勿贪淫，只戮佞除奸，伸冤理枉，做些事业”。不同的是，杨么还进一步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政治口号，所谓“仇恨奸佞与贪夫，以外皆平等”，“久欲人无贫富，因劫富以济贫;昔视性有善恶，故惩恶以劝善。乡民知者以为平等，愚人不知者以为逞强”，就是这一政治口号的体现。应该说，小说这样写是有相当历史真实性的。历史上的钟相就说过：“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又以“杀人为行法”，“劫财为均平”，“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反映了被压迫者要求政治上平等，经济上平均的愿望，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后水浒》中的杨么，已经成了这种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理想的代表，较之《水浒》“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无疑是大大地进了一步的。
杨么还注意了新装备新武器的发明和应用，战斗力较宋江更为强大。杨么见农夫脚踏水车，受到触动，便发明了巧夺天工、日行千里的大轮船：“众水手一齐踏动车轮，一时水声若雷，船行如雾，瞬息百里。杨么自执号旗，立在船头，挥左则左驰，展右则右骋，无不应于转折”。这是有历史根据的。杨么又在洞庭湖上迭土成山，将君山裹绕环抱，又在水底下砌成一条暗道，从水下即可走上君山。三千余只战舰俱列在沙堤滩岛之前，大轮船则停在君山之下。杨么自豪地说：“洞庭水雄，君山势壮，是天设其险。今又被我险中设险，备处添备， 即纤小分毫，无不缜密。我杨么有此山川之险，有此众位弟兄，有此绝技轮船，有此神授铁棍，便有百万军兵、万千战舰，谁敢轻进，谁敢进我君山，谁敢捣我巢穴?”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杨么遂能横行洞庭，霸占全楚，且四出进击，锋芒所向，直指长江下游之广陵，山东半岛之莱州，“虽是百尺竿头，己登一级; 若奋勇前驱，当一蹴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杨么等人又以清醒的头脑，正视了宋江的前车之鉴。
《后水浒》名为《水浒》的续书，但实际上却是另起炉灶，写出了杨么、王摩与南宋统治集团在洞庭湖争锋的又一壮烈篇章。因此，它之与《水浒》的联系，全然是人为的。这种人为性表现在，当作者铺叙情节和刻画人物时，时刻不忘使之与《水浒》的精神相互呼应。这样，《后水浒》就不仅反映了对于客观运动进程的深化，也反映了对于这一客观运动的主观认识的深化，具体地说，反映了对于《水浒》这部伟大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亦即 《水浒》观的深化。
《水浒》写的是“盗”，要为《水浒》的存在进行有效的辩护，在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识见的。写于万历己丑 (1589) 的天都外臣的《水浒传叙》，是这种进步的 《水浒》观的代表作。叙引“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的经义，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若辈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横行，焚杵叫嚣，揭竿响应，此不过窃钩者耳”;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雍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两者相比，有王者作，更应该诛除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是第一层; 宋江等人，“原其初，不过以小罪犯有司，为庸吏所迫，无以自明。既蒿目君侧之奸，拊膺以愤，而又审华夷之分，不肯右辽而左金，让郦琼、王性之逆。遂啸聚山林，凭陵郡邑。虽掠金帛，而不掳子女。唯翦婪墨，而不戕善良。诵义负气，百人一心。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 是亦有足嘉者。”不唯盗之为盗之由，有不得己之势，且盗之为盗之后，种种行为亦大有可嘉者，这是第二层; 梁山水泊之中，人才济济，而宋江“以一人主之，始终 如一”，“此一人者，必非庸众人也，使国家募之而起，令当七校之队，受偏师之寄，纵不敢望髯将军，韩忠武、梁夫人、刘岳二武穆，何渠不若李全、杨氏 辈乎?”这是第三层。后起的种种肯定《水浒》的言论，大都不出此三层理由之范围。
《后水浒传》继承了《水浒》评论中的民主性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小说固然抽象地说过宋江“弄兵水浒，终属强梁”之类的话，但在“正名分”的同时，小说又强调：“若推其原心，他众豪杰不是遭权贵之殃，就是受奸人之害， 实俱含冤负屈，无处可伸，故激怒而至于此”：这是对盗之为盗的社会根由的辩析;“这宋大王虽为盗魁，却心存忠义，所坐之堂，亦以忠义为名。又立两竿旗，上写‘替天行道’，只诛赃官污吏，绝不扰害良民，所以我们邻近百姓，甚是安堵”：这又是对于盗的行为的肯定。《后水浒》通过杨么“逼上梁山”的曲折过 程，令人信服的证明：盗本非盗，实际上却是很好的善良百姓;而逼民为盗者，倒是真正的强盗。第十回 “杨么为村人府堂刺配”，写杨么在家中，侍奉父母，谦恭待人，济困扶危，锄强御暴，村中人尽皆敬他。而贺省却依恃太尉权势，要在柳壤村夺地造坟，损人利己。村人万般无奈，一齐来请杨么计较保全之策。可见在百姓心目中，贺省殃民，杨么为民，一恶一善，泾渭分明，杨么起初对官府还有幻想，说：“他是做官的，明些道理;便要作恶，也不好在本地为私事害民。你们帮着我与他讲，如若恃势不肯休，可知还有上司处与他对理，也没个顺情违众。”当岳阳府诱骗杨么入府，杨么还大喜道：“我们实有委曲，正要去求上司公论。”而知府的逻辑却是：“贺太尉是朝廷大臣，本地显宦，今奉旨归葬，择地安阡，此乃名正言顺之事。你怎敢恃凶逞强，纠合村愚不容入土。不知法律所在，阻截丧殡者斩，殴辱官长者亦应处斩。”在那个社会里，黑白就是这样颠倒着的。还有，贺省为报复杨么，竟将杨么父母囚系在狱，引杨么自投认罪，笞杖鞭扑，夹拶敲箍，无一不用，又将杨么父母另行锁禁，良心丧尽。而当杨么为众好汉所救之后，有人提议去岳阳杀贺省家小，去村中掘翻贺家坟墓，以消恶气，杨么却正色道：“贺省与我为难，只可寻他一人，却与家小何仇，至于亡过，何乱言也? 我只是我已挺身认罪，为救父母，若即放出，便将我碎身怨。怎百般花言巧语，今又趋奉秦贼，这等奸人岂肯饶过!这也还是私忿，在可报不报之间。”豁达大度，较之贺省宵小，不啻天壤之别。总之，盗是真正的忠良，而官才是道地的奸邪，是《后水浒》贯串始终的核心思想。
评：杨么王摩据洞庭，南宋统治与争锋。济困扶危继宋江，锄强去暴承传统。
倡“均贫富，等贵贱”，仇恨贪官与奸佞；劫富济贫视善恶，主张民众皆平等。
空想社会主义者，较之《水浒》进步性。装备武器新发明，绝技轮船横洞庭。
仗义疏财学宋江，投降招安不可能。名为续书《后水浒》，另起炉灶壮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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