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忠俊 邮箱;zzj6667@163.com
著名学者刘再复说三国水浒是人心的地狱, 对吗？
一,《水浒传》应称为''江湖人物闹事记''
《水浒传》作者、创作背景
施耐庵（1296年－1372年），本名彦端，一般被认为是元末明初小说家，关于《水浒传》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目前最广泛认可的说法认为作者是施耐庵。历史上还有其它几种观点，包括了罗贯中说，施惠说，郭勋托名说，宋人说等
《水浒传》是我国人民最喜爱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之一。它产生于明代，是在宋、元以来有关水浒的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由作者加工整理、创作而成的。
《水浒传》自问世之日起,就有不同的评价.
被封建文坛视为异端之尤的卓越思想家李贽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率先高度评价了《水浒传》。
他认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为作也。”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愤慨于宋室的“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颠倒混乱的时政。因此梁山义士不是造反的强盗，而是被驱逼的“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他们“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忠义水浒传序》）李贽在这里已经指出了《水浒传》“乱自上作”“逼上梁山”的这一思想倾向。不过，他把“逼”和“被逼”双方的矛盾，仅仅归结为“贤”与“不肖”的冲突，是忠于君国有才有识的热血义士，与欺君罔民、妒贤忌能、贻祸国家的奸佞肖小的斗争。所以，他把蓄意招安至死不忘效忠君王的宋江，奉为“忠义”的最高典范。
继李贽之后，水浒评论史上的另一位大家是金圣叹。他以卓异颖敏的识见和鉴赏力，对《水浒传》进行了更为细致、全面、深入的评点。他对《水浒传》文学创造上的成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近当代,对《水浒传》评价更多,
清朝有一个学者，叫钱大昕，他就指出过：一般都说中国有儒释道三教，但是实际上中国还要加上一教，“以杀人为好汉”的小说教。而且，明清之际的中国普通民众其实都并不是被儒释道三教所教出来的(“崖山之后，已无中华“)，而是被中国的“小说教”教出来的，所以在中国一定要特别关注“小说教”的问题。进而，钱大昕说教中国人怎么思考、怎么思维、怎么行动、怎么办事的，主要是两部小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必须说。这个看法真的是发聋振聩，遗憾的是，我们过去没有给这位钱先生的声音以足够的关注。
五四期间，鲁迅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留心中国的两部长篇小说，这就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鲁迅说：“中国确也还流行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犹如我们常说，是德国人写了《浮士德》、是美国人写了《老人与海》，是中国人写了《阿Q正传》，无疑，也是中国人写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流传，也培养了中国人身上的“三国气”和“水浒气”。
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著名旅美学者）刘再复先生在答《瞭望周刊》记者杨天问时说;''.....《山海经》这部"天书"见证了中国原形的英雄文化。以《山海经》"救人"、造福人类的建设性文化为参照系，我们就可以看出"双典"中的英雄已完全变质，双典文化已变成杀人的、破坏性的英雄文化。
..... .....我则认为孔子並不代表中国道德的黑暗面，真正体现中国道德的负面与黑暗面的，应当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要说吃人，"双典"里的主要英雄真正是在吃人。《水浒传》中的暴力，《三国演义》中的伪装与权术，都是反人性与反道德的。"五四"批判旧道德、伪道德，而伪道德最典型的形象不是孔子，而是三国中人''。
有人说,《水浒传》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小说。我们来算一下,其中的108将，有谁是农民？有人统计了一下，曾经在宋朝各级政府当过公务员的33人，打家劫舍的黑社会人物25人，地主、富农家庭的10人，私营企业主9人，打渔出身8人，吃技术饭6人，小偷出身3人，其他出身14人。而且，“杨志卖刀”， 卖价是3000贯钱，相当于现在的90万左右人民币，林冲买了一把宝刀，一千贯钱，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30多万。显然，在这108将当中，除了陶宗旺以外，实在没有一个是农民。
笔者认为,准确的说,《水浒传》应称为''江湖人物闹事记''。何为江湖人物,就是游走在社会灰黑色地带,非正常社会人.为何称''闹事,不叫''起义''呢？水浒兄弟起事,源于智取生辰纲。刘唐给晁盖送生辰纲情报时，说的是“送一套富贵给他。”吴用拉三阮入伙时，说的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公孙胜与晁盖研讨生辰纲时，说“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当取不取，过后莫悔。”而抢劫成功后，七个人只是各自分了一份，根本就没有扶贫济困。因此，这“生辰纲”都是抢给自己的,并没有正义性。因此,只能称闹事,不能叫''起义''。当然,有的人上梁山具有正义性,例如林冲,鲁智生等''贪官逼官反''的事例,但这类事例不占多数,仅为少数。
笔者认为,总的来看《水浒传》精华糟粕并存,就象一条河豚鱼,河豚鱼味道最鲜美,毒性最大,稍不小心,会送命,民间有''冒死吃河豚''一说,《水浒传》艺术性高,思想观念毒性极大,稍不小心,让人走斜路,葬送人生,因此,民间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之说。
二,《水浒传》深刻的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全面溃败,腐朽,黑暗
作者为什么要虚构一个“洪太尉误走妖魔”的故事，作为百万字大书的开篇第一回呢？
洪太尉所做的唯一的一件要事，就是打开了“伏魔之殿”，导致镇锁在万丈地穴中的一百单八个魔君冲天出世，剥去这一层神秘的表衣，小说所要揭示的应是这样的一层意思，即一百单八个魔君的出世，完全是由于上层统治者一手造成。也就是金圣叹所批示的“乱由上作”之意。
第二个耐人寻味之处是，被洪信放走的一百单八个魔君，竟都是宋王朝奉为国教的道教所尊奉的星神——北斗星丛中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星神。既然如此，他们与祈禳消灾保国安民的张天师本是同源一家的了。这意味着什么？很显然，魔君的出世也像张天师一样，是为了“替天行道”，帮助赵官家整治朝纲，保国安民。也就是第四十二回中，作者通过九天玄女之口，所竭力宣扬的“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的忠义原则的体现。由此，也可弄清另一个问题，这就是“受招安”“征辽”“平方腊”等故事情节，绝非如金圣叹所说，是古本《水浒》所无、罗贯中的“狗尾续貂”，而是从娘胎里就带来的一种无法消除的基因。从这也可看到《水浒传》思想倾向的复杂性、矛盾性。
作者一上来就描述了一部高俅的发迹史。不仅揭了当朝太尉高俅的老底，也把他的后台靠山宋徽宗拉出来亮了相。高俅原是个敲诈勒索吃喝嫖赌的流氓，由于作恶太多“东京城里人民不容许他在家宿食”，被驱逐出境。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给他带来出头好运的竟会是一只小小气毬。他因为一个“鸳鸯拐”，而大受“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的端王的赏识。从此遭际端王，每日跟随寸步不离。端王登基称帝后，不到半年时间，抬举高俅作了殿帅府太尉，执掌朝廷军政大权。这正是“抬举高俅毬气力，全凭手脚会当权”。通过这幅流氓升官图，我们看到的是封建统治集团政治上的腐朽昏庸，生活上的骄奢淫逸。
在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纵容下，高俅与蔡京、童贯等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无恶不作。高俅在书中，是作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者而出现的，作为梁山义军的镇压者而进行活动的。他与梁山英雄的关系，体现了封建统治者与被压迫人民的矛盾和斗争。小说也正是这样来展开故事的：高俅来而王进去。高俅殿帅府上任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滥施淫威迫害王进，以报当年被王进之父一棒打翻的私仇。王进是个忠孝两全的栋梁之材，而高俅却挟仇施暴，逼使离家外逃，完全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高俅的第二桩劣迹是对林冲的坑陷。林冲与高俅毫无个人之间的恩仇瓜葛，导致高俅诬屈林冲的唯一原因，就是为了满足其子强占林冲之妻的淫欲。为了这无耻的一己私爱，高俅置朝廷王法于不顾，肆意逞凶，逼使林冲走投无路上了梁山。鲁智深在野猪林于千钧一发之际救了林冲性命，惹了高太尉，再也不能在东京大相国寺存身了，只好上了二龙山。另一位英雄杨志，也因高俅的排斥打击而流落犯罪，落草二龙山。情节开展的线索，说明“高俅发迹”乃是全书矛盾的发端。它概括地表现了水浒英雄活动的时代环境：朝廷昏昧，奸佞擅权，贤良遭斥，生灵涂炭。使我们看到，众多英雄的走上梁山，都是由以皇帝为后台、高俅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所造成，从而也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贪官逼官反”这个社会现实。所以金圣叹的回评说：“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上作”，也就是说，正是封建统治阶级野蛮的政治压迫和残酷的经济掠夺，才促使这些身世不同、经历各异的四方豪杰，走上聚义造反的共同之路的。作者成功地写出了“逼上梁山”这一情节产生的社会环境。
高俅对王进、林冲的打击、坑陷，体现的是封建高层统治集团野蛮专横的政治迫害，而林冲、杨志等的奋起反抗，也完全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表现了被动、分散、个体抗争的特点，那么，小说十四至二十这七回书的批判锋芒，就移向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基层支柱——地方高级官僚。同时写出了反抗者小规模联合和主动进攻的特点。梁中书荣膺北京留守的重任，靠的是什么？请看梁氏夫妻的一段对话：“相公自从出身，今日为一统帅，掌握国家重任，这功名富贵从何而来？”梁中书回答：“人非草木，岂不知泰山之恩，提携之力，感激不尽。”一口招供，靠的是丈人蔡京的提携。这里，通过梁中书是蔡太师女婿这一裙带关系的叙写，从封建官僚用人唯亲的组织路线上，把地方与中央牢牢地联结了起来。同时，也把经济掠夺与政治权势，两者互为依存的关系揭示了出来。蔡京坐镇京师，而他诛求膏血的吸管却一直延伸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则依仗泰山权势，作威地方，肆无忌惮地榨取民脂民膏，每年赠送十万贯财宝给蔡京庆贺生辰。不难设想，年复一年的搜刮，将会使多少穷苦百姓倾家荡产，其间又隐含着多少贪赃枉法的罪孽恶行。王朝政治的腐朽，助长了地方贪官的经济盘剥，真是上下勾结，沉瀣一气。这种腐败的时势，迫使人民揭竿而起，用特殊的方式手段，与剥削者展开反掠夺的斗争。
类似梁中书与蔡太师的这种封建官僚裙带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绝不是个别孤立现象，而极为普遍地存在。《水浒传》对这种腐朽风气的描写，是相当具体而又深刻的。如，江州知府蔡得章就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蔡京看中江州“钱粮浩大”“人广物盈”，于是利用手中之权“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三十七回），贪官的用意十分清楚。又如，在青州任知府的竟是慕容贵妃的哥哥慕容彦达，此人更是“倚托妹妹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三十三回）。再如，高俅的叔伯兄弟高廉被安插在高唐州任知府，不但自己“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还纵容他的小舅子殷天锡横行害人。为强占柴皇城的花园住宅，他甚至扬言“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五十二回）骄纵枉法，令人扼腕。这种姻亲裙带关系，上下相串，左右勾连，盘根错节，枝蔓无穷。正如金圣叹所批：“夫一高俅乃有百高廉，而一高廉各有百殷直阁，然则少亦不下千殷直阁矣。是千殷直阁也者，每一人又各自养其狐群狗党二三百人，然则普天之下，其又复有宁宇乎哉！”（五十一回）普天之下没有宁宇，也就是人民造反天下大乱，这是腐朽统治所带来的必然后果。
权即是法，有权就可任意枉为。
《水浒传》中写到的大案有好几起，为首的一桩就是林冲误闯白虎堂事件。高俅以“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的罪名，把林冲监押到开封府。作为天子所在京城中的最高执法机构，堂堂的南街开封府尹，面对高太尉“仰定罪”的批条，明知林冲遭陷受屈，非但不敢为之明冤申雪，反倒杖脊二十刺配到远恶军州服刑。王法何在，公理何存？一位孙姓孔目说得一针见血：“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执法的开封府成了高俅家的官府，权就是法。柴进的叔叔柴皇城是受到特旨保护的功臣之家，他手中握有先朝太祖钦赐的最具法律效力的“誓书铁券”，然而在高廉妻舅殷天锡的仗势横行前，也只有两眼一闭被活活气死。而当柴进申言要凭“誓书铁券”与殷天锡打官司时，得到的却是“便有丹书铁券，我也不怕”的狂妄回答。殷天锡害死柴皇城可以逍遥法外，而李逵打死这个不法之徒，柴进却要吃官司被打入死囚监牢。柴皇城的家私房屋也全都被抄成了高廉的私产。
贿赂官府，金银万能，
一部以专制权力为轴心的封建司法机器，金钱就是它赖以运转的万能润滑油。只要有了钱，上至主管头脑下到书办役吏，全都像注射了吗啡似的，飞快地行动了起来。张都监设圈套诬陷武松的手法本是很拙劣的，明眼人一看就清楚，然而孟州知府却尽全力与张都监作主，企图通过“司法”手段，结果武松性命。难道是知府的糊涂？当然不是。是因为张都监已“连夜去对知府说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由银钱激发出来的联袂快速效应的结果。类似的事例太多了；毛太公打通登州知府关节，不仅混赖二解的老虎，而且还可借助司法手段，把他们斩草除根；董超、薛霸野猪林行凶，差拨管营火烧大军草料场，这种疯狂的作恶热情，是由陆谦带给他们的银子撩拨起来的；李固买通节级蔡福谋取卢俊义性命，蔡福的条件就是：“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诈你，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有了钱，犯人入门可免打一百杀威棒；没有钱，一百棒打得你七死八活，“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第九回）这些像蝇蛆一样吮吸犯人血汁的狱吏，都长着一张阴阳脸，有钱笑逐颜开，无钱凶神恶煞。
吊拷逼供，野蛮的刑讯手法。
主官既已受贿，被告罪名也早就判定，审讯的目的就只是瞒上欺下，使非法定罪合法化而已。请看第三十回，武松被押上孟州府大堂，刚要开口分说，知府就当头大喝：“这厮原是远流配军，如何不做贼，定是一时见财起意。既是赃证明白，休听这厮胡说，只顾与我加力打！”主审官既不听取被告的自诉抗辩，更不进行罪赃的勘验取证，不问虚实，不论律条，断案的逻辑依据竟然是一个“以定是见财起意”的想当然。
那牢狱中神鬼不觉的暗害虐杀，却尤为令人毛骨竦然：“到晚..趁饱带你去土牢里去，把索子捆翻着，一床干稿荐把你卷了，塞住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做土布袋。”（第二十八回）什么“盆吊”“土布袋”，哪一部刑律书记载过？都是各牢獄所创虐杀方法。
《水浒传》所再现的现实人生真相，绝不止于上述的两个侧面。例如，它对当时店铺酒馆林立、百行贸易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盛况的描述，就被有的学者看作是研究古代商业发展的珍贵史料。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
宋江形象
自从《水浒传》问世以来，一直对宋江的评价褒贬不一。宋江是《水浒传》中最复杂的人物形象，也是最经得起琢磨的一个人物形象。宋江的绰号,《水浒传》里边的每一个英雄好汉，基本上只有一个绰号。宋江却有四个绰号：黑宋江、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而他每一个绰号，都表现了他在这个方面的特点，也表现出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
《水浒传》第18回：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住，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作及时雨。
呼保义：第四个绰号就是“呼保义”。呼保义这个词，一直到今天，大家都无法把它解释清楚。有一种解释说，保义是南宋时候武官的一个称呼，叫保义郎。另外一种解释，说“保”，就是保持的保;“义”就是忠义的义，“保义”即保持忠义，呼的意思，就是大家都那样叫他。大体上说，呼保义这个词实际上讲的是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
《水浒传》第18回宋江刚出场的时候，就对他有一个全面的介绍。他是世代务农，世世代代种地，守一些田园过活。自幼攻读经史，受到传统的文化教养。更主要的一点就是他所从事的职业。他在县衙里边当一个押司。所以从他的家境出身以及所受的文化教养和所从事的职业，我们可以判断，他的家境出身使他有一定的正义感，他的职业养成他处事谨小慎微，随机应变的习惯，也培养了他喜欢玩弄权术的手段。
俗话说,诗言志,宋江写的诗,很能表现他的志向与性格
宋江写的反诗;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吳,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这首诗,按当代话说,是暴恐份子报复社会的自白,那么,宋江是否应该坐牢刺文双颊呢？宋江犯二宗罪,其一,为抢刼生辰纲通风报信,其二杀同居女友,
作为县综治办主任[即宋代押司官]的宋江,拿朝廷工资,却去通风报信,应是玩忽职守的罪,为掩盖罪证杀阎婆惜,犯杀人罪,宋江坐牢是罪有应得。黄文炳作为全书中唯一一名忠于职守,认真的官员,及时揭发宋江反诗,是正义之举,作者却将黄文炳写成负面小人,宋江却成英雄。
宋江自幼攻经史,毕生目标是求取功名,青史留名,成了罪犯后,他只有走另类求取功名的路,先聚众占个山头,利用机会招安,为朝廷效力,求取功名。
宋江有強烈领导欲,也有超越常人的领导能力。上梁山之前,宋江讲义气,一方面是性格使然,热心快肠,乐于助人,另一方面可以结交朋友,受人尊敬,滿足自己強烈领导欲。
上梁山之后,宋江讲义气,主要是为了管理工作的需要.宋江讲义气,建立自己美誊度,取得了神奇的效果。义气高于生命,梁山兄弟讲义气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义气,使大哥就是一切,国法可以踩脚下,义气使人丧失理性,不讲是非,以身犯法。
宋江一生的奋斗,只为求取功名,顺天护国,即使明知是毒酒,宋江也不拒绝,还不忘临死前,先将李逵毒死,这结局符合当时历史阶段,也符合宋江性格.我们不能用当代观念要求古人,在没有新的社会理念出现,没有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前,宋江只能如此。
系列形象的塑造和配制，是《水浒》人物刻画的创新之处。
宋江等一百零八人是主体形象系列，宋徽宗、高俅等组成统治势力的形象系列，店小二、武大等三教九流属底层人物系列。三组系列形象交织成了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作者通过对发生于其间的各种性质矛盾纠葛的准确把握与描述，成功地完成了创作主题的表达，以及对社会面貌的全景式的展现。《水浒传》人物创作上的这一整体特点，是前代任何一部小说所不具备的。
通过行为刻画以展现人物性格
如第三回：鲁达、史进、李忠在潘家酒楼遇到受辱卖唱的金老父女，鲁达掏出随身所有银子相赠，并要求史、李也以银相助。请看作品描写两人的取银动作：史进“去包裹里取出一绽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而李忠则“去身边摸出二两银子”。一个爽快地一取就是十两，一个慢慢地摸才拿出二两银子。史进重义轻财的豪爽气质与李忠小气抠索、精神境界不高的个性特点，逼真地传达了出来。
如第二十五回，仵作头了何九叔被请去验武大的尸体。他揭起千秋幡，定睛看时，忽然“大叫一声，往后便倒，口里喷出血来。”何九叔乔装中恶的行为细节，透露了他既不敢得罪恶棍西门庆，又害怕武松回来问罪的复杂心态，活画出一个混迹市井、老辣圆滑的下层市民形象。
运用心理描摹技法，揭示人物性格
在运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说是我国早期长篇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部。例如对梁山泊第一任头领王伦的刻画。王伦是个落第秀才，林冲之前，王伦也曾收容过不少犯大罪来避难的好汉，唯独对柴进举荐的林冲，左推右辞不肯收留。什么因素在作怪？这里，有一段较长的文字，对人物难以明言的复杂心境，作了深刻揭示：“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想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若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只是柴进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顾他不得。”原来担心林冲的武艺高强，日后要碍及他的寨主权位。可是，说也奇怪，当武艺与林冲一样不凡的杨志出现时，他却又一反前态，千方百计地想把杨志留下。请看王伦这一行为矛盾的心理依据：“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原来他要利用杨志对抗林冲，变消极为积极、被动为主动。硬要赶走林冲，不仅阻力重重。也有损于自己的声誉；搞一个力量对消，既使各方面满意，又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寨主地位。可叹，这位秀才的学识心计，全都用在如何对付山寨内部争权夺利的歪道上了。通过对王伦的一副鸡肚肠的描述，一个嫉贤妒能、胸襟浅狭、背恩弃义而又狡狯刁猾的陋儒形象，就深深地刻印在读者脑海中了。
比衬艺术在性格刻画中的魅力
《水浒传》中的英雄形象，大多是在相互的比照映衬中，更趋丰富完善的。作者有意识地给人物以配对搭档的安排，使二者相映成辉或各显特色。朱仝和雷横是一对，都是郓城县的都头，遇事总是一起出场。他们有两次大的合作行动，即捉拿叛贼晁盖和杀人犯宋江。两人都与晁、宋朋友交厚，出于义气也都有放走晁、宋的心意。然而表现在具体的行事动作中，却是朱仝处处高过雷横一着，不露痕迹地放了人又见了情。显示出“朱仝巧、雷横拙，朱仝快、雷横迟”的不同个性特色。《水浒传》中运用比衬手法，使人物性格刻画做到“同而不同处有辨”，其艺术手法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他把一百八人性格都写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
写出人物性格，正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体现。《水浒传》作者借助于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创造出了“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典型，无疑地应是明初文坛上，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成熟的旗帜。
水浒传》情节的传奇性、惊险性
施耐庵就像一位魔术大师，他能变着法儿吸引住读者，乃在于作者情节设计的独特艺术匠心，是在“奇”和“险”上大做文章。
1.情节的峰回谷转、跌宕多姿
悬疑设置在故事铺叙的紧要关头，突然停拍煞住，构成悬念，从而使情节发展出现一断一续、摇曳多姿的波折。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更是作者运用一系列悬念的设置，巧妙地结撰而成。七星聚义商量夺取生辰纲，用什么方法夺取？文中没有明说，只是吴用与晁盖咬耳朵“如此，如此。”设下了一个大悬念。杨志等十五人来到黄泥冈树荫下时，松林里同时也出现了一字儿摆着的七辆江州车，是大悬念下的第一个小悬疑。没半碗饭时又来了一个挑担卖酒的汉子，是第二个小悬疑。七个贩枣子客人吃了酒没事，而杨志等人却一个个都昏倒在地，是第三个小悬疑。七辆江州车装上十一担金珠宝贝推走了，故事就在这第四个小悬疑中结束。然后，由“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的说书人口吻，把大小谜底一一揭开。这种写法，使文章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既成功地写出了“智取”这一特色，又让读者在疑惑期待中，怀着极大兴趣来探究事情的原委和真相。杨志醒来，深感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于是撩衣破步，望着黄泥冈下便跳。这一回的文字到此突然截住，这又是《水浒传》中普遍使用的回末悬念法，它继承自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
戏剧性冲突运用“误会”“巧合”“戏闹”等手法，使情节的设置奇波翻涌，十分富于戏剧性。第四回，鲁达打死郑屠，逃到代州雁门县，正挤在人丛里听人读通缉他的榜文，突然有人从背后把他拦腰抱住，扯离人群。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鲁达救助过的金老。真是巧遇。但巧而不诞，写得十分自然。接下去，一场风波由此引出。金老请鲁达至家酒食款待。忽然间，二三十个手执木棍口喊捉贼的汉子打了进来。原来是金翠莲丈夫赵员外，因不明真相而造成的一场误会。可就是这“巧合”和“误会”引起了鲁达人生道路的极大变化，由一个在逃的提辖军官，成为五台山出家的智深和尚，在情节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契机作用。
2.情节的惊险性
惊险的情节，刺激知觉感官，引起心灵震颤，接受了小说给予的无法抗拒的艺术吸引力。
如第四十回。宋江、戴宗被蔡九知府以谋逆罪定为死刑。谋逆之人，决不待时，第二天就要押赴市曹斩首。幸有黄孔目的周旋，延迟了五日。第六日一到，已是山穷水尽了。宋江、戴宗的性命如何，梁山义军能否及时赶来搭救？令读者忧急万分。可作者此时却偏偏不急于向读者交底，反倒是不厌其详地对宋、戴二人绑赴法场前后过程，作了方方面面的铺叙。先叙写了牢狱外各种准备布置的情况：清晨打扫法场，饭后点起士兵、刽子手牢前伺候，巳牌时分狱官禀请监斩，孔目呈犯由牌判斩字，最后还将贴犯由牌的芦席也写了出来。接着细写如何打扮牢里的宋、戴二人；把两个头发扎起，将胶水刷了头发，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上一朵红绫子纸花，青面圣者神前，各与了一碗长休饭、永别酒。然后再叙宋、戴在法场上的情景：二人被押到十字路口，枪棒团团围住。宋江面南背北，戴宗面北背南，纳坐在地。只等监斩官来开刀。接着又把围观众人如何仰面细读犯由牌的情况描述了一番。洋洋洒洒，面面俱到，一笔不漏。终于知府来到，只等午时三刻行刑了。一般地说，写急事笔墨不宜繁多，以免缓解文势。可《水浒传》的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急事偏多用笔，出现了相反相成的艺术辩证效果：“使读者乃自陡然见有第六日三字，便吃惊起，此后读一句吓一句，读一字吓一字，直至两三页后，只是一个惊吓。”（金圣叹《水浒传》三十九回批语）使忧急的情势得到了极度的渲染。
以上是《水浒传》思想上,艺术上的精华,下面则分析《水浒传》的糟粕部份。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按儒表法里治理规则运行,到宋朝,中国农业社会在经济上非常富有,并有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在经济上,城市规模上,在当时都是世界领先的。
但是,中国文化到宋代己是千疮百孔,腐朽不堪了。应该说,原始儒家是应肯定的,但自从儒家与政治结合后,中国文化一直有两张皮,一张皮为明文化,即是儒家仁政,忠义仁智勇等一套外在宣传文化,另一张皮为暗文化,即是实际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并形成规则的文化。
明文化产生至今2000多年变化不大,只是随时代加进些好的宣传内容,暗文化则己是百孔千疮,腐朽不堪了,笔者所言文化,皆指暗文化。
北宋末年也是中国宗法社会发展的成熟期，宗法体制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应该说在社会管理上有规则和经验了、体制和法律也健全了、也形成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了，社会运行应该是规范有序的。史称“文华大宋”!
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朝廷上当道的是高俅之类，地方上把权的是各种贪官无赖，连“首善之区”的东京汴梁，街上横行的也是牛二之流!全国各地，尽是僧不僧、道不道的恶棍作乱，连杀猪的屠夫也敢称“镇关西”!大路边上卖的是人肉包子、保正家里集结的是强盗;朝廷大事，妓院的妓女可以说了算;县衙门的押司竟暗通盗贼，奴才可以打通官节陷害主人;而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竞护不了自己的老婆!世家子弟，上自小梁王柴进，下自施恩，竟屡遭无赖欺负，难以立身而落草成寇，……。 小说中的社会生活是混乱无序、黑白颠倒的，简直可以说黑暗透顶!官员贪赃枉法、乡绅鱼肉百姓、皇帝昏庸贪逸，这样肮脏凶险的社会，怎样让人们去生存?如果说那些好汉都属“刺头”、难管，但到了梁山泊，却让一个徒有虚名的“黑三郎”管得顺顺当当、伏伏贴贴，这能说不是荒谬吗?小说对社会场景和人物背景的刻划，深刻地反讽了鼓吹“忠孝礼义”治国的王朝及卫道者，也对千多年人们幻想的“王道乐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反讽。
文学就是人学，小说是社会生活的折射。
《水浒》是写扭曲的人性和权力的阴谋。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北宋末年，这一时期应该是中国儒家统治文化的成熟期，是公认的中国“文华”时代，是“程朱理学”的时代背景，也是培育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苏东坡王安石等儒家经典名人的时代。小说成书于元末明初，这个时差是作者可以冷静地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社会文化。
但我们在小说中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些与正统文化自誉相悖的事和景：泼皮无赖高俅是通过苏学士介绍认识王驸马和端王的，进而当上了殿帅府太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徽宗皇帝，上台前喜欢的是同泼皮踢毬，上台后爱好的是上妓院;堂堂“三代将门”忠烈之后的杨志竟干的全是压运“花石纲”“生辰纲”之类差事，不仅不觉羞愧反而愧未能尽职;武功盖世的禁军教头看到老婆被人调戏，不仅不敢对施暴者发火，反而压嗓子学小丑!学堂里教书的秀才学究，读的圣贤书，却一脑子想的是打家掠舍,落草为寇的事;有头有脸的大官人西门庆偷的是卖烧饼的老婆，而那些以“忠孝仁义”自翊的好汉，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家里的老婆却尽干偷汉的勾当，而且偷的都是仆人、和尚、闲汉之类，这对标谤“修身治家平天下”的儒家大丈夫教育不啻是一个迎头的冷讽!小说中有涉文化的是非颠倒、伦理混乱，深刻地揭示了统治文化的虚伪以及伦理道德的悖反，是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绝妙反讽。
水浒暗文化一,暴力就是一切,暴力可摧毁人的生命,可掠夺私有财产,囯有财产,可摧毁社会体制等,总之,拥有暴力就拥有一切。
武松的多次出手都无正当性。从一开始，武松的出门避祸，就没有正当性。他是因为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和同事聚餐时与同事斗殴而出走。武松这人一喝酒就要闹事，结果因为言语不和，他一拳就把人打倒晕过去了，他当时以为把人家打死了，于是就仓皇出逃, 幸好那人没打死, 仅受了伤。显然，在这当中武松的打人是毫无正当性可言的。
武松不爱干活，且不愿承担责任,出了事情就一跑了之，都是哥哥去法院投案或应付。这次也是，也是哥哥出面，最后，听说事情已经了结，武松就告辞小旋风柴进，要回家找他哥哥。
再看武松打蒋门神. 本来地盘是施恩的, 蒋门神凭武力给霸占了。施恩又不甘心，于是，就找来武松，要把蒋门神打走。武松是施恩找过来打蒋门神的。武松的行为完全就是黑吃黑，哪有任何的正义性可言？而且，小说里还有一句话很重要，施恩收回来快活林之后，各个营业场所被迫给他所交付的安全保护费用每个月又上涨了不少。请问，这能叫除暴安良吗？武松不出手，人家反而还能少交点。
至于武松血溅鸳鸯楼，那就更残忍,杀死十五个人，起码有十二个人是无辜的，可是，武松却毫无惭愧之意，否则，他不会大呼“痛快”. 更不会在墻上用血写下自已名字.
再看鲁智深拳打“镇关西”,鲁智深他似乎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超人”，力大无穷，所向无敌，因此，对于恩仇的判断，他基本上就是靠自己的拳头说话，他的拳头就是法院和检察院,他的拳头就是正义.
“镇关西”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的小民营肉类加工厂厂长.他包二奶。而且，他用合同欺诈方法胁迫人家做他“二奶”，只是后来被自己的太太发现，他老婆说：要不你就离开家，要不那个女孩就要走人，于是，在太太和二奶之间，他选择了太太。结果，小女孩就哭哭啼啼跟她老爸走了，当然，在这中间，在他与二奶之间为分手也出现了财产纠纷。应该说“镇关西” 手段是卑劣的, 行为是违法的.可是，即便如此，这样的男人就应该被打得脑浆迸裂吗？就罪该当死吗？当然不是。与其说这个男人死于自己的罪恶，不如说，是死于鲁智深的把自己作为主持正义的不现实的幻想。
智取生辰纲。刘唐给晁盖送生辰纲情报时，说的是“送一套富贵给他。”吴用拉三阮入伙时，说的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公孙胜与晁盖研讨生辰纲时，说“此一套富贵，不可错过。当取不取，过后莫悔。”而抢劫成功后，七个人只是各自分了一份，根本就没有扶贫济困。因此，这“生辰纲”都是抢给自己的,并没有正义性。
最恐怖的类型,孙二娘无疑是代表。她的暴力完全没有任何的正当性，而且是最为恐怖的。她为了自己获利,无端地就可以去害人性命。只要把人骗进她的店里留宿，孙二娘是想杀谁就杀谁。鲁智深也曾被她灌醉了要杀掉，如果不是临时发现鲁跟自己有关系，肯定就已经做了刀下之鬼了，还有一个跟鲁智深一样的大头陀，不就被她杀掉了吗？他的兵器，还在墙上天天在为他呜呜作响地哀悼，当然，她也有一个所谓的“三不杀”的规矩，竟然以所谓“三不杀”去滥杀，并且擅自把所有“三不杀”之外的住宿食客都剁了做包子馅，真是吃人不吐骨头, 天理何在？作者編出个“三不杀”, 只是为这帮吃人魔鬼开脫, 辯护. 现实中这帮人统杀无疑.
杨雄杀潘巧云，也缺少公正性了。杨雄和他太太的情感基础本来就不好，杨雄一个月有二十几天是住在监狱的。而杨雄的工作是砍人脑袋的侩子手，潘巧云心怀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潘巧云的错误，只能算是红杏出墙。红杏出墙肯定有错，可是，红杏出墙一定就该死吗？
林冲是祸从天上来。因为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结果却因“福”成“祸”。所以，他的“出手”是有正当性的。
水浒暗文化二,作者以赞美笔调描写病态人格,
武松是个斗狠病态人格,他本是国家公职人员,应努力做好份内事,成家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可他偏爱喝酒打架,动不动就说,我认得你,不知我拳头认得你？好勇斗狠,作者用了整整十章刻画他的''英雄事迹'',却看不到武松有爱情婚姻等正常人的生活要求的描写。
最浪漫病态的类型。这应该以鲁智深为代表。鲁智深的“该出手时就出手”给人一个很浪漫的感觉,他确实也打抱不平，可是，他所帮助的对象却基本上都是小美女。他划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方法非常主观：凡是小美女，就是正确的，凡是欺负小美女的男人就一定该打。“出手”“出”到了最后，也知道反省，跑到杭州出了家，听到钱塘江水涨潮，他就圆寂了，还留下偈子：今日方知我是我。
李逹是杀人病态人格,李逹出身贫苦,是个粗人,他勇敢无畏,总是冲锋在前,抡起两把板斧,排将砍去,他多次砍杀无辜百姓,如果不是宋江多次喝止他,他不知要砍杀多少人,对他来说,杀人是痛快,是快乐,是兴奋,是英雄豪气..... 他就是个杀人恶魔,病态人格,一个应被否定被诅咒的人,但作者却把他写得憨直可爱,是一大败笔.
水浒暗文化三,义气与圈子文化
义气高于生命,梁山兄弟讲义气可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义气,使大哥就是一切,国法可以踩脚下,义气使人丧失理性,不讲是非,以身犯法。
“义”的圈子，应该叫做：群体道德。是一种小圈子的道德，也可以叫做：熟人道德。群体道德也可以被称为：私德。熟悉的群体，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粘合剂，是在一个封闭社会的特定的办事捷径，用一个贬义词，可以叫做：拉帮结派。置身群体道德者，从个人看，完全可以是很有道德的，就像水浒梁山的那些好汉，然而，因为是一切都置身于一个小圈子。
小圈子难免眼光很狭隘，圈子之内皆兄弟也、圈子之外皆可杀也，换言之，如果是朋友，我就不论是非都为你两肋插刀，如果不是朋友，我就不论是非都在你两肋插刀。
更为严重的是，因为没有公德，大家都是各为其主。以《水浒传》为例，在中国还有人为国家考虑吗？一个人也没有。所有的人都不为国家考虑，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圈子或集团考虑。结果，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事关安危的危机感。然而，这个国家一旦没危机感了，其惨痛结果就是这个国家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而立即彻底崩盘。果然,宋江事件不久,宋朝被金国灭掉。因此，我们千万不要对《水浒传》所提倡的“义”的圈子掉以轻心。
而也正是因为群体道德的存在，也就必然会形成一种极为狭隘的小人格。其实就应该是鲁迅先生严肃批评的所谓“水浒气”。擅长拉帮结派，喜欢画圈为牢，小圈子里是朋友，小圈子外是敌人。
纵观世界，群体道德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极为狭隘的小人格，却是现代世界的大敌。在现代世界，至为关键的原因，就是特殊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普遍主义原则的被确认。血缘、地缘、国家、宗族，都纷纷退避三舍，亲情与私交不再被特别看重，对内与对外的规范被统一起来（不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称兄道弟的交往转变为同事、同行、同学等等，人情主义被人道主义所取代。现代的行政制度、商业制度、企业制度等等，因此而应运而生。
那么，解决的方法何在？当然是走向博爱的大人格。这也就是说，把对于群体的爱推广到全社会、全人类、。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在现代世界，至为关键的原因，除了普遍主义，还有一个，就是个人权利。普遍主义正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之上。
水浒暗文化四,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无底线。
1, 打仗时, 任意屠杀无辜百姓。如众好汉救卢俊义,[ p526]’’ 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 同上山寨。蔡福道; 大官人, 可救一城百姓, 休教残害’’ 柴进见说, 便去寻军师吳用。比及柴进寻着呉用, 急传下号令去, 教休杀害良民时, 城中将及损伤一半。什么叫“将及损伤一半”？是伤及对方的官兵吗？不是！是城中的老百姓“将及损伤一半”。
李逹他多次打仗时砍杀无辜百姓,如果不是宋江多次喝止他,他不知要砍杀多少人,对他来说,杀人是痛快,是快乐,是兴奋,是英雄豪气..... 他就是个杀人恶魔,病态人格。
2, 梁山人会大言不惭地拼抢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而且是不入伙也要入伙。你不入伙，我就先给你制造血案，或者，我就把你全家都杀光，你只能上梁山。
例如秦明，他被俘虏后说我不能跟你们干，因为我是正规军的军官，我们可以做朋友，以后再打仗，我也可以私下放水，或者提前把消息告诉你们。宋江怎么说呢？他说：行，咱们只交个朋友吧，今晚一起吃吃饭，明早送你下山。可是，其实却是把他给灌醉，然后那边派人穿上他的衣服拿上他的旗号，跑到山下面去，到城门口骚扰一圈，而且到处招摇：“我秦明也！”结果守军就把他全家都杀了。第二天秦明酒醒后,还被蒙在鼓里，宋江也装腔作势地欢送他。结果到了城门口，却发现他老婆的头挂在那里，于是，他不得不回到梁山。
朱仝的遭遇也一样，他为袒护宋江而入狱。上级的公安局局长看他为人忠厚，就说：这样吧，你在我家当个勤务人员吧，就别到监狱里去了。朱仝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他喜欢公安局局长的儿子，才三四岁，因此就每天带着他到外面到处玩。可是有一天，水浒梁山的朋友跑来看他，于是，他们就站在一边聊天，没提防，小衙内自己就跑到附近去玩，结果聊完天回头找小衙内，才发现，李逵已经把他脑袋摔成了八瓣。这样，朱仝也只好上了梁山。为此，他极为痛恨李逵，说：这也忒毒了些。
卢俊义上梁山也如此，梁山人到处造舆论说他要造反，最终，他也只好上了梁山。
在梁山人看来, 造反就一定有理, 为达目的, 可以任意屠杀, 没有人性底线。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用残忍的手段去达到荒谬的目的, 注定是失败下场。
在社会的矛盾到了极端的状态下，被逼得活不下去,造反，自然不失为一种正当的选择方式，但是，必须先有理，然后再造反；也必须恪守造反的人性底线, 不能滥杀无辜。这两条, 梁山人根夲没做到。
李卓吾在《水浒传》第九十七回的评语中说：“《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在说梦、说怪、说阵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确实如此，书中的某些战争场面的叙写单调繁琐令人生厌，特别是那些神道迷信、降魔斗法的描述，更是荒诞无稽，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则前后有差很不平衡。一般地说，英雄们在上山前描写得都很精彩，上山后就缺乏个性，平庸而无生气。个别英雄形象的风貌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
综上所述，《水浒传》的作者成功地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生活中极其深广的社会内容，和重大尖锐的现实斗争。
在小说的艺术创作上，则以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故事情节的新颖构思，为明、清白话小说的创作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创造性经验。《水浒传》人物性格的鲜明独特、情节故事的传奇、惊险，对我国古典小说艺术风格、创作手法的民族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浒传》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继往拓来、奠基开路的一座时代的高峰。
现实是无情的，施耐庵也是伟大的。尽管他主观上赞颂招安，肯定征剿方腊，却仍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没有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如实地反映了梁山义军受招安后的险恶处境和惨痛结局。我们看到，招安后的英雄并不被朝廷信用，倒是处处受挟制，在奸佞的鼻息下忍气吞声地讨生活。“陈桥驿挥泪斩不卒”的风波，形象地喻示了政治迫害的风暴正兴起于青萍之末。这种歧视、限制乃至被翦除的危险，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的剑，始终悬在义军们的头上。因此，破辽的胜利，带给英雄们的并不是欢乐，而是内心的苦闷、压抑和怨愤。黑旋风李逵甚至提出了“放着兄弟们都在这里，再上梁山泊去”的动议，出现了众多将领“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的严峻局面。（九十回）为摆脱这种既不能进又不能反的困境，梁山英雄主动争取征剿方腊。从此踏上了一条屠杀江湖同类之路，并为此付出了死伤过半的惨重代价。等到宋江吃下奸佞的药酒，临死前又亲手毒杀李逵，梁山火种也就被彻底扑灭，曾经是轰轰烈烈的水浒事业，至此烟消云散成了历史的遗迹。施耐庵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多么惊心动魄的艺术画面，它让人们从水浒英雄自投罗网走向毁灭的血的教训中，加深了对封建统治者两面派及其凶残伪善本质的认识。
由“遇洪而开”到“神聚蓼儿洼”，历史转了一个大圆圈。梁山英雄曾经带着作者改良黑暗现实、创建清明世界的理想愿望，进行了战果辉煌的斗争，但所有的一切都又得而复失，现实的终局又几乎回到原来的起点。作者所向往的好皇帝始终没有出现。他所看到的是，君主仍然昏聩，奸佞照样弄权，政治依旧黑暗。“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子尚依然！”作者的感叹无限悲愤，然而又无可奈何。不管作者的主观认识如何，严酷的现实生活，宣告了作者“忠义”观的破产。
历史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施耐庵当然无法找到。然而，透过作者深沉的历史反思和浓烈的悲剧意识，我们感受到了他对现存秩序的困惑、迷惘和疑虑，从而显示了他反帝王专制,反贪官的民主精神的深刻性。
《水浒传》在艺术成就上应列四大名著之首,其毒害性也列四大名著之首。
第一稿2007年 第二稿2016年,9,21,
标签： 水浒传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