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字孔明，汉末琅邪阳都人。建安十二年，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依其联吴抗曹之计，攻取荆益，建立蜀汉政权。备殁后，诸葛亮辅佐后主刘禅，总揽朝政，先后四次亲统大兵北伐曹魏，不能成功，终于忧劳而死。诸葛亮在中国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在许多人心目中是忠诚和智慧的象征，自陈寿著《三国志》以来，历代多誉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罗贯中《三国演义》更将其神化为“上知天文，下识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诸子百家，无所不晓”的封建社会理想人物，鲁迅先生故有“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之叹。
但是，剥开旧时代史家和文人有意涂抹的层层脂粉，却可以看到另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诸葛孔明，一个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并无惊人才能和建树的权臣形象。从中也可了解到：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在封建社会，为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旧史家和旧文人对历史，竟然能够加工改造和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
下面，将从治国、用人、用兵三个方面，尝试重新评价诸葛亮其人——
一、治国：
诸葛亮谈及理民，云“夫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当“薄敛赋，无尽民财”，“闭境劝农，育养民物”<3>此诚至善之言也。然而，刘备殁后，诸葛亮总揽军政十数年，其后蒋琬、费祎、姜维执政皆承亮制，他们的实际政绩究竟如何呢？章武二年，刘备于猇亭大为陆逊所破，荆襄未复而巴蜀强兵良将尽失。次年备殁，亮主国政，行休兵息民之策不过二岁，即南渡泸水，其后又二岁，开始北伐。自建兴六年至十二年，与魏六次交锋，身死乃止。所谓“闭境劝农”，究竟能有几日？２６３年蜀亡时，有“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也即每七户蜀民就要负担三名士兵和一名官吏，而当时吴的人口三倍于蜀，却只有“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亮之息民，未知息在何处？
《蜀书•吕乂传》中盛赞乂“临郡则垂称”，因其为巴西太守时，“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募兵出征，以无人逃窜为奇功而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则未知其它各郡调发的兵役，逃亡者共有多少？要多么沉重的负担，才会把百姓逼上逃亡和隐匿的道路呢？陈寿称“黎庶追思”亮，“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等等，这些话里有没有溢美的成分呢？郭冲赞亮乱世用峻法时，却言“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句话里有没有可信的因素呢？寿、冲尊亮则一也，称亮则异也，然则蜀汉吏民对诸葛亮究竟是怀德还是惧不敢言？
诸葛亮生前，当然无人敢言其非，亮殁，李邈上疏云：“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没，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历代多斥邈为狂悖，后主愤而杀之，亦皆以为处置得当。然而，邈果何如人也？察其行事，面责刘备，直谏诸葛，裴松之名其为“狂直”，岂谄存攻殁之小人耶？唯其狂直，故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而未料亮虽死，执政者仍为亮之门徒琬、祎等辈，邈乃因此被诛。诸葛亮之执政，得人心否？李邈所言非无因也。
综上可见，称诸葛亮为大政治家，证据不足，难以服人。
二、用人：
从来皆称亮清忠耿直，用人唯贤，独吴洁生先生在《论诸葛亮的错误和失》一文中责其陷害忠良、结党营私，是故吴文一出，立刻引来四面讨伐之声。细察吴先生之论证，固多捕风捉影，立异哗众之处，然而驳斥者也未必真能做到言之有征，责之成理。
谭良啸先生的《诸葛亮用人四论》责亮则一，褒亮则九。其褒亮何？称亮举贤任能，而不以出身、籍贯为限也。谭先生还开列了一份诸葛亮《用人简目》，共计亮执政时提拔荆人廿六、蜀人廿九、它处人士八。但是，这份简目可靠吗？首先，所列如李严等，与亮同为托孤重臣，其次，如陈到等，为备旧部，他们于亮执政时有所升迁，功劳皆在亮吗？诸葛亮虽专独，总揽朝政，也未必能废积功或考勤累进的惯例吧。
细察蜀汉历史，有九位人才之死，诸葛亮要负一定责任。其一是刘封，史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究竟诸葛亮虑“易世之后”“难制御”刘封者为何人呢？褒亮者以为指后主禅也，贬亮者以为指亮自身也，孰是孰非，史籍语焉不详。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封之死，并非因为其罪当诛，而只因为诸葛亮“劝先主因此除之”。是以封死前要叹曰：“恨不用孟子度（达）之言。”——孟达劝封何语？达云：“若乃权君谲主，贤父慈亲，犹有忠臣蹈功以罹祸，孝子抱仁以陷难……其所以然，非骨肉好离，亲亲乐患也。或有恩移爱易，亦有谗间其间，虽忠臣不能移之于君，孝子不能变之于父者也。”又云：“恐左右必有以间（封）于汉中王（刘备）矣。”<15>孟达真可谓料事如神！
其次是彭羕。史载“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屡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广，难以保安”，刘备因此疏远了原本待之若子的彭羕 ，羕一怒之下口出怨言，终被马超告发，下狱诛死。亮若以其为非才，何必“外接待”？而既已“外接待”，又如何“内不能善”？“内不能善”也罢了，又为何进一步屡言且“屡密言先主”？亮何人欤！此岂君子之所为欤！
其三为关羽。众所周知，羽亡于骄傲自大，而这骄傲自大性格的养成，其实也有诸葛亮的一份“功劳”。当初“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张飞）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亮因何要骄羽，欲调其性乎？欲自结乎？欲谄媚刘备乎？诚难料也，但这样做间接造成关羽的因骄致败，却是肯定的。
其四为孟达。达本是迎刘备入蜀的大功臣，后因与刘封不和而降魏。诸葛亮南征时闻达消息，乃使李严写书诱之，达遂阴谋叛魏，事机不密，为司马懿攻杀。达固自取死也，然而史载“亮亦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诱人来而复疑之，又“不救助”，这不是故意网人嘛！
五则李严。严一名平，刘备病亡，“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后又屡次升迁，名爵亚于诸葛亮。关于李严之被贬，史书上说：“（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乍一看，李严（平）确是罪有应得，但仔细想想，严何如人也？以一蜀郡降将而为刘备所重，使为辅政大臣，亮亦称其“部分如流，趋舍罔滞”，不管其人心术如何，起码才能出众，非庸懦颟顸之辈。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耍出如此拙劣的把戏来呢？正当诸葛亮秉政，后主尸位之际，而能不顾自己亲笔书疏落于人手，欺主责亮，此小儿不敢为也，严何如人，而竟行此拙技？察备殁后，李严逐渐丧失第一军事首脑的地位。先是诸葛亮南征北伐，悉出己意并亲自统兵，继而严从永安移屯江州，再以抵御曹真南侵之名兵赴汉中，日近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更干脆夺其兵权，使主运事，严随即获罪。世事之巧，有甚于此者乎？
还有廖立。立也是刘备一手提拔起来的重臣，当亮执政时，以诽谤朝政而废为庶民。亮尝表立曰：“立奉先帝无忠孝之心，守长沙则开门就敌，领巴郡则有暗昧蹋茸其事，随大将军则诽谤讥诃，侍梓宫则挟刃断人头于梓宫之侧……”察以上诸款，任何一项都能治廖立的重罪。但奇怪的是，这些都是立以往之过，何以当时刘备不治其罪？何以当时诸葛亮不治其罪？非要等到此刻才总翻旧案？亮之用心何其叵测耶！
当然，众所周知，蜀汉历史上死得最冤枉的要算是魏延了。关于魏延之死，《蜀书》载：“（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 、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仪等乃欲自引军退，“延大怒，才仪未发，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于是杨仪率主力和魏延交锋，延败，“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嗟夫，一国名将就这样死于内斗中了。
但这内斗是谁挑起来的呢？魏延当时官至“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其才其爵，足可为方面统帅，而亮将死，不与他计议后事，反托付身为机要秘书（长史）的扬仪。魏延、杨仪素来不睦，“有如水火”，诸葛亮并非不知，他偏要作此安排，其用心何在？可怜魏延不但身死，还被杨仪诛了三族，还要背上反叛的罪名。对此，陈寿说了句公道话：“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还有马谡。“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 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因之兵败，遂“戮谡以谢众”。街亭之战的过程，史载不详，然而一则，马谡实战经验不足；二则，张郃 乃魏之名将，智勇兼备；三则，谡所领不过蜀之前军，郃统帅的是魏关西诸路人马，众寡悬殊。因此，马谡之败，情有可悯，亮用人不当，其过大于谡。可是，两人各自的下场呢？谡是戮以“谢众”了，亮自请贬三级，“于是以亮为右将军”，然而，“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蒋琬曾劝亮：“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不从，遂斩马谡。 实际上，诸葛亮和马谡情同父子，故“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也，不想谡非方面之才，以致大败；亮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得已把马谡做了替罪羊，这才演了一出挥泪斩马谡的悲剧。故习凿齿曰：“诸葛亮之不能兼上国也，岂不宜哉……知之大过，则违明主之诫，裁之失中，即杀有益之人，难乎其可与言智者也。”
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直接或间接杀了一些人，应该承认他也确实提拔了一批官吏。但是当我们分析一下他所最欣赏、最重用的都是哪些人时，却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共同点。亮所亲近并一手扶植起来的年轻一代，不外乎继其执政的蒋琬、费祎 、姜维，亲如父子的马谡，临终付以后事的杨仪，以及《出师表》荐于后主的董允、郭攸之、向宠等。这些人，除姜维是关西降将外，蒋琬零陵人，费祎 江夏人，马谡、杨仪、向宠襄阳人，董允、郭攸之南郡人——而零陵、江夏、襄阳、南郡，在汉末同隶属于荆州刺史部，也即他们全都是荆州人。这样一归纳分析，诸葛亮用人的特点，就可一目了然了。
刘备的主要臣属按其地域来源和归服先后，大致可分为三个集团，即以关、张、赵为代表的中原集团，以法正、李严为代表的西川集团，还有以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楚集团。诸葛亮，虽然是琅邪人，但其父早丧，幼年时即随叔父诸葛玄迁居襄阳，躬耕陇亩，并与荆襄名士庞统、司马徽等交往甚密，因此他是荆楚派的当然领袖。但与后世野史小说所记述的不同，亮初在刘备诸臣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高。王夫之就曾在《读通鉴论》中详细地论证了备之“信公（亮）也，不如信羽”——确实，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永远也比不上“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的关羽、张飞。但备生前，亮还一直受到西川集团的压制。法正来归后，刘备对之恩宠无右；备得西川，“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备取汉中，携正同行，而令亮“镇守成都，足食足兵”。诸葛亮亦自知难与法正抗衡，故正“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劝亮抑止之，亮“知先主雅爱信正”，而不敢诤。直待关、张、法正先后物故，刘备兵败白帝，托以后事，才终于确定了诸葛亮的首辅地位。
亮既腾达，荆楚集团跟着控制了蜀汉朝政。中原集团死伤殆尽，西川集团许靖已亡，孟达投魏，只剩一个李严趋奉于亮，不为大害。严虽南阳人，然入蜀受刘璋重用，后降刘备，实际上是属于西川集团。他为了讨好诸葛亮，甚至于“劝亮宜受九锡”，而汉魏六朝时通例，权臣加九锡是篡位的前奏。终亮之世，蜀汉无人可与抗衡，但亮也需考虑身后之事，也需为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马谡、杨仪之辈铺好锦绣前程。其陷孟达，贬李严、廖立，压制魏延等举动，应该都是出于此种考虑。
诸葛亮最信爱的，当然是情同父子的马谡，所以要“违众拔谡”，欲使其立功服众也。谁想事与愿违，谡大败于街亭，亮被迫挥泪斩谡，于是又把目光移到了杨仪身上。杨仪“性狷狭”，同事关系不好，是故亮临终荐蒋琬、费祎自代，但把身殁后统军还国的重任交付于仪，明显的以仪为继承人。可惜杨仪受爱太过，早为人妒，蒋琬等一朝权在手，便剥夺了他的实权；仪口出怨言，被费祎 举报，于是坐诽谤下狱，终于自杀身亡。
综上所述，诸葛亮之用人，并非或者起码并非全部的唯才唯贤，而是以集团利益为其基础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蜀汉虽非亡于党争，却起码是衰于党争。
三、用兵：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直被誉为千古绝唱，然而过高估计其价值和所起的作用，却未免有悖于历史真实。首先，隆中对策并非独一无二。析其中心，不外乎据荆、联吴、取蜀三事。据荆、联吴，鲁肃之说孙权，即有“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以及“说备使抚表众，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等语，与之同出一辙。取蜀，又有张松、法正之说刘备，及周瑜之为孙权计。荆、益、扬，乃当时有志抗曹者所必争之地，川、鄂主暗而不能守则取之，东吴上下一心则友之；如此明显的道理，鲁肃、周瑜深知，法正、庞统深知，曹操亦深知，诸葛不过饰其词而顺其理而已，未必如俗传高出众贤之上也。
其次，隆中战略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据荆和联吴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体，如果只从刘备集团的角度去认识荆襄的重要性，而没有考虑到它对于孙吴集团也是必争之地的话，很容易使整个战略变成泡影。在这点上，鲁肃劝孙权借荆州于刘备以巩固联盟，其战略思想可谓相当的高明。诸葛亮呢？２１５年，刘备议还荆州于吴而复翻悔，并亲自东来与孙权对峙，险些造成联盟的破裂，后曹操入汉中，刘备惧腹背受敌，才割三郡而撤；２２１年，刘备不顾诸臣谏阻，提全蜀之师伐吴，兵败而几至国灭——这两次事件，他除备既败猇 亭后感叹“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外，未发片言只语，更无缓和吴蜀矛盾的计策进献，较之鲁肃，实在逊色多矣。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诸葛亮并不如后世所传说的那样高明，而在战术上，陈寿亦早有“奇谋为短”之叹。刘备绝代枭雄，知人甚明，于部曲中拔赵云、魏延，皆成一时名将；而终备之世，舍入蜀围雒不下，召诸葛亮与张、赵西援外，从未使亮统军。备卒，以国事托诸葛亮，以军事付李严，而亮不知以何种手段更进揽军权，遂开始其南征北伐的生涯。
后主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南征，“其秋悉平”；其后从六年至十二年，短短七年间四次亲统大军北伐，不仅未能成功，甚至可以说寸土未得（俗传六出祁山者，建兴七年，陈式偏师攻武都、阴平，郭淮来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此未必能算诸葛亮之功；八年，魏遣曹真等攻汉中，“亮待之于城固、赤阪，大雨道绝，真等皆还”，亦不能算在诸葛亮北伐之列）。固然，不以成败论英雄，但逐一分析他每次徒劳无功的原因，却的确能够得出结论：亮非大军事家也。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叛魏应亮，关中响震”，“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之所有也，而亮徐行不进；既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诸葛亮行军力求其稳，不肯疾趋，昔曹操“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遂于当阳长坂大败刘备，利有必趋者也；而亮计不及此，死抱住“必蹶上将军”的古训，其与赵括相差几希？出兵前，魏延献计，称坐镇长安的魏安西将军夏侯楙“怯而无谋”，故欲请“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而“亮以为此计悬危”，不用。
魏延之计究竟是否可行，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兵家多以为奇谋，而文人多同意诸葛亮之见。杨伟立先生于《论诸葛亮北伐》一文的后注中分析道：“《三国志》卷十三《魏书•王肃传》说：太和四年（２３０年），曹真攻汉，王肃上疏：‘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通鉴》胡三省注：‘谓子午谷之路，行才及半也’），治道功夫，战士悉作。’据此，魏延的估计是错误的。”杨先生真可谓纸上谈兵矣！一者子午之路，不同于高速公路，从南往北与从北往南，行进速度未必相同；二者魏则正兵挺进必缓，蜀欲奇兵偷袭必急；况王肃于“闻曹真发已逾月而行裁半谷”前，尚有“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众逼而不展，粮悬而难继”之语，杨先生独不见乎？以之责魏延不明，何其谬也！
还有人认为“魏延这条计，实在是过低估计了敌人，要是夏侯楙闭关拒战，以逸待劳，后果将不堪设想。”<55>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夏侯楙何如人耶？魏延用兵而岂能不料敌主将之勇懦乎？用兵之道，在奇正相生，五千军出子午，败不过丧一支偏师，胜则可断魏潼关东西的联系，进而席卷陇上，虎视中原，利莫大焉。后金人南下，先使一军堵住潼关，不放北宋最有战斗力的西军匹马东援，才轻而易举地攻陷汴梁，亦此理也。
诸葛亮不用魏延之计，主力从祁山出，并命马谡统前军取街亭。魏大将张郃击破谡，亮一军败，全军败，遂“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虽然常言有云“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但部分失败牵动全局，到这样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复敢称亮善用兵乎？
亮既还军，魏大将军曹真料其不久必由陈仓复来，遂荐郝昭守之。果然是年冬，亮出散关，顿兵于陈仓坚城之下，一筹莫展，终于粮尽而退。此役虽斩魏将王双，然寸步未能出汉中，不能算作胜利。此后的建兴九年、十二年，诸葛亮又两次北伐，却又两次无功而返。魏人称“亮粮尽势穷，忧恚呕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虽语带讥讽，细思却也不无道理。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诸葛亮治蜀，不能富国而妄求强兵，其何异于缘木求鱼？况其用兵又实在平庸。台湾军事史家李震先生说得好：“观诸葛亮用兵，在战略上均只见其正，不见其奇，则无可辩护者，至于演义小说谓诸葛用兵神奇莫测者，乃无根之言耳。”
还有一种观点也须驳斥。以南宋陈亮为代表，称“孔明以步卒十余万，西行千里，行行然，求与之战，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仅能自守，来不敢敌，去不敢追，彼岂孔明敌哉”，认为蜀军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诸葛亮善兵的明证。其实战争的成败要依据战略目标是否达成来作判断，诸葛亮的目标是西据陇右，进图中原，他达到目的了吗？他能算掌握了主动吗？一出祁山，张郃 直击其必救——街亭，大破马谡，亮前功尽弃；二出祁山，曹真料其必出陈仓，使郝昭守之，以逸待劳，又大挫亮谋；三出、四出，司马懿以坚守之策，教其粮尽自退。由始至终，亮竭尽心力，却寸步难行；魏劳战之卒少，却收防御战之全功。实际上战争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魏军手中，是以蜀因战益弱，魏被兵不伤，终于有二士灭蜀之役。
由此可见，诸葛亮既非大政治家，也非大军事家，其治国、用兵之才能和成绩，都甚为平庸。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并不算杰出的历史人物演化成一位近似神仙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呢？仅仅归咎于小说野史，是不公平的。我们还必须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起。
《晋书》认为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太低。陈寿称亮“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其将亮比之以管仲、萧和，如此盛赞，何以《晋书》还不满意呢？《晋书》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嘉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又称：“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其意责陈寿非良史，因私怨而不为丁氏兄弟作传，且故意贬低诸葛父子云云。受《晋书》的影响，后世乃有称寿为“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者。
陈寿真非良史乎？北魏崔浩却对此持相反的意见，浩云：“承祚（陈寿字承祚）之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按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清人王鸣盛亦称寿“入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指《蜀书•诸葛亮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而谓《晋书》“好引杂说，固多芜秽，此亦其一也”。同时代的赵翼也持相近的观点，并责《晋书》是“不识轻重”、“无识之论”。近世史学家范文澜、缪钺等亦以为陈寿之为诸葛亮立传，并不存在所谓歪曲事实的“曲笔”——刘宗华、惠英二位先生在《陈寿评价诸葛亮曲笔辩》一文中对此问题有着系统的阐述。
然则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真的很公允吗？他虽没有丑化亮，但有没有故意美化亮呢？细察其文，单独为诸葛亮立一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并用了足足一百五十一个字来总评亮，篇幅远远超过魏武和汉昭烈。原因何在呢？其实很简单，寿为汉臣，入晋后心怀故国，故借治史抒发其《黍离》之悲。晋受魏禅，以魏为正统，视蜀、吴为割据，寿不敢过赞刘备，遂深移爱于诸葛亮也。其情可悯，但后人却不能不有所鉴别。诸葛亮之本传固然天花乱坠，《蜀书》的其它篇章中，却如上文所述，颇多于亮不利之蛛丝马迹，由此亦可见寿实甚溢美亮也。
其实在晋初，士大夫多讥诸葛亮“托身非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郭冲、陈寿等独发议论，赞崇孔明，是为其形象偏离历史真实的开端。延至东晋，又有习凿齿、孙盛、裴松之之流，更目亮为天人。松之于刘宋时为《三国志》作注，广搜“亮之异美”，取舍之间，其仰慕之情毕现。史学和文学一贯是为政治服务的，习凿齿等人之褒亮，当然亦有其历史原因和政治动机。习氏生活的年代，正是权臣桓温把持东晋朝政，废幼帝，谋篡立之时。史载：“是时桓温觊觎非望，习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起汉光武，终于晋愍帝。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引世祖讳炎兴而为禅受，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很明显，习氏是借古讽今，以诸葛亮总揽朝政而不谋篡示天下，并说桓温也。
此后，历代多从陈氏、习氏之言，诸葛亮之仁智忠勇遂成定论，诸葛亮之平庸奸狡则湮没无迹。且亮之一生于陈寿笔下，着墨最多者非其用兵，非其治国，而是过江东说孙权一节也。故亮之形象，初为策士，次政治家，殆至隋唐才始有智将之变。
诸葛亮这个名字，经常和“八阵图”联系在一起。所谓“八阵图”，一是指诸葛亮使用过的兵家之阵法，二是指奉节县长江岸边的一片天然石碛，传说为诸葛亮所布军阵。唐代大军事家李靖极尊崇亮，将其与孙、吴、穰宜、曹操等并列，论及军阵，直称“诸葛亮八阵法”。而实际上，八阵图古已有之，绝非诸葛亮自创（一九七二年山东出土的《孙膑兵法》即有《八阵篇》，宋代王应麟亦称东汉窦宪“常勒八阵击匈奴”，等等，例证不胜枚举），而李靖所以有此言，必是当时民间俗传如此，乃至鱼目混珠耳。
作为胜迹，《水经•江水注》中说：“江水又东径诸葛亮图垒，石碛平旷，望兼川陆，有亮所造八阵图。东跨故垒，皆累细石为之……今以水流漂荡，岁月消损，高处可二三尺，下处磨灭殆尽。”至唐杜甫则诗曰：“江流石不转”，刘禹锡更云：“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聚石分布，宛然高存。峡水大时，三巴雪消……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近六百年，迨今不动。”两相对比，《水经》之“下处磨灭殆尽”者，实也，后人所谓“行列依然”云云，则虚妄甚耳。小石堆成阵图，而竟至大水六百年不能毁损，其非神物而何？此神物诸葛亮造成，亮非神人而何？可见唐之前其犹人也，唐以后已化而为神矣。
亮之神化，别有二证。《隋书》载史万岁南征事迹：“行数百里，见诸葛亮记功碑，铭其背曰：‘万岁之后，胜我者过此。’”《四分律抄批》又有亮死后“踏土照镜”，缓缓撤兵，司马懿卜其未亡而不敢追，所谓“死诸葛亮怖生仲达”故事。能料数百年后事，能死而诈生，此何人耶？而正史、俗传至此已皆目亮为神，是无可疑矣。
至于隋唐诗人赞亮之作，亦甚乎多矣。李白云：“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李频云：“鼓吹青林下，时闻祭武侯。”刘禹锡云：“轩皇传上略，蜀相运神机。”等等。当然，对诸葛亮最为崇仰的要算老杜了——诗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又曰：“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象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生逢安史之乱，生民之惨有甚于汉末者，则企盼有如传说中的诸葛亮之类大贤出现，又岂止杜甫一人？亮不过自比管、乐，工部却更赞其为伊、吕，“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是痛心疾首有志且有力于王室复兴一如亮者之不再也。殆至南宋，陆游有诗曰：“出师一表真名世，千古谁堪伯仲间”，陈亮也以为“孔明，伊、周之徒也”，“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委身偏方，特霸者之臣尔……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盖其时势及二人之心情与工部略同耳。
裴松之以蜀汉为正统之说，起初并未被历代史家所认同。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便依旧按曹魏纪元分卷，自然其对于诸葛亮的论述和评价，也与《三国志》大同小异，既没有《隋书》等所包容的杂秽存在，也没有在《三国志》的基础上，给予更进一步的美化。靖康以后，金人占据中原，南北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的三大战略出兵要点，一则淮东，二则淮西，恰为故吴攻魏的荆扬前线，三则四川，又仿佛诸葛亮北伐基地。李纲尝上书赵构，言淮西之重要：“荆湖，国之上游，其地数千里，诸葛亮谓之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如鼎、澧、岳、鄂若荆南一带，皆当屯宿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乃有恢复中原之渐。”当时形势，与吴蜀联合、共拒曹魏何其相似？南宋士大夫如陈亮、陆游等尊崇诸葛亮的原因，可不言自明矣。
至于当时民间，诸葛亮的“神道”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在南，已有讲唱三国故事的平话出现，其于亮“神迹”之渲染，下文另述；在北，也有金院本《十样锦诸葛论功》、《赤壁鏖兵》、《七捉艳》、《舌智》、《庐江祭》等，成为元代诸葛戏的前身。
元代杂剧，有关诸葛亮事迹的剧目更是层出不穷。仅今天可知的，就有《诸葛亮博望烧屯》、《诸葛亮挂印气张飞》、《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隔江斗智》、《孔明收取阳平关》、《诸葛亮石伏陆逊》、《诸葛亮秋风五丈原》等不下数十种。其中大部分已佚，但从其名目中可知，火烧博望、祭东南风、三气周瑜、八阵图困陆逊等虚构的情节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从尚存的几部杂剧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民间文学对诸葛亮的再塑造是如何的有趣。如《博望烧屯》，前半部叙述三顾茅庐请诸葛。起初孔明死不下山，突然赵云登场：“奉命镇守新野，谁想甘夫人生一子，主公不知，某亲自卧龙岗报喜去。”孔明听闻，立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答应下山了。缘由何在？——“我观玄德公喜气而生，旺气而长，我所以下山去也。”然后是一篇惊人的《隆中对》：“曹操七十二郡，按着天时之地；孙权现居江东八十一郡，按着九数，乃地利之方……吾观玄德公可住西蜀也……西川五十四州，五见四，也是个九数，是人和之地。便好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是诸葛亮吗？整个儿一个妖道！而在这样神乎其神的民间文学的基础上，罗贯中于《演义》中描写诸葛亮还仅仅“近妖”而已，不能不承认这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已具《演义》的雏形，让我们来看看它是怎样描写诸葛亮的吧。“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这是他的出场，终场呢——诸葛病殁五丈原，时司马懿在魏营，“至当夜，狂风过处，见一神人言：‘军师（孔明）令我来送书。’司马接看书中之意，略云：吾死，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若汉亡，魏亦灭，吴次之，尔宗必有一统。若尔执迷妄举，祸及尔也。”仲达遂急急退兵，不追蜀师。由此可见，它依旧没能脱出半神半鬼的俗文学老套路。
直至罗本贯中删芜取精，巧加润色，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诸葛亮形象才终于又部分地恢复了人的特点。罗本其人其事，正史不载，野史又真伪难辨；今人多称其为元末明初人，尝仕于张士诚，士诚败后隐居著《三国》以明其志，应当是比较可信的。也正因为贯中生于乱世，又有志于王霸之业，故其甚知兵也，他笔下的诸葛亮才真正有智将的味道，而不象此前的传说中，是只会玩弄妖法，或者干脆拾他人余唾的可笑角色（《江表传》中，载有诸葛亮射杀魏将张郃 的故事，就几乎原文照抄太史公《孙膑列传》的杀庞涓一节）。
和平话相比，《演义》更接近于历史，更合乎于情理，在再度抬高诸葛亮的前提下，也抹去了前此传说中的许多神秘色彩，虽然诸葛“多智而近妖”，却起码没直称其“本是一神仙”。首先，《演义》为了突出诸葛亮，把平话中许多本置于他人身上的功劳，都归之于亮了。如平话称周瑜草船借箭，又称庞统收服荆南四郡（元杂剧有《庞掠四郡》）；到了《演义》中，却变成孔明借箭，周瑜反蒙在鼓里，庞统也直至诸葛亮平四郡、收黄忠后，才仕于刘备。其次，平话中某些情节有损于亮忠仁的形象，罗氏也毫不犹豫的舍弃了。如平话称诸葛亮当廷斩却曹使，逼迫孙权不得不联刘抗北；又如平话叙述司马懿潜师以平孟达之乱：“孟达得知，写书于诸葛，诸葛不来，司马益近，孟达又写书于诸葛，诸葛又不来。孟达会其意，言：‘诸葛计也。’孟达自缢而死。”前一段，罗氏全部删除；后一段，干脆改为诸葛亮反复书劝孟达小心，达不听乃致败亡，而其临死前的话也改成了：“果不出孔明所料也！”
平话于亮之北伐，叙述得毫无条理，前后倒置，且臆想甚多。如一出祁山，计除孟达；二出祁山，木牛流马运，取街亭，大破夏侯楙；四出，马谡失街亭，馈妇人头面于司马，计斩张郃 ；五出，周仓诈醉戏仲达……等等。《演义》理清了脉络，删其荒诞，并增加许多新内容，如弹琴退兵等，使北伐一段文字成为全书可与赤壁之战相伯仲的重头戏，也使诸葛亮的形象更为高大完美了。
然而，元末群雄并起，各以实力、诈谋割据一方，虎视中原。除韩林儿以赵宋为号召外，其余徐寿辉、陈友谅、方国珍、明玉珍，包括罗贯中之主张士诚，无不僭号称尊，志在天下。因此罗氏的正统观念是比较淡泊的，反映在《演义》中，他并不以为刘备承继汉统是绝对的名正言顺，对于诸葛亮，他更欣赏其智谋和“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而非其对刘汉正统的坚贞不二。考士诚亦起于草莽，亦割据于地方，而其于苏杭间甚得民心，至今故老相传东吴王的事迹犹多，仿佛昔日荆蜀之于刘备。盖罗本或借孔明自况乎？亦非情理之外事也。
到了清初，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三国演义》，成为我们今天见到的百二十回本，由于历史条件和编订者世界观的不同，它与罗本原作相差甚多。首先，清统治者一贯标榜自己是为前明复仇而进关的，是绝对的正统，反映在毛本《演义》中，那就是尊刘抑孙贬曹的封建正统思想非常严重。因此，毛本竭力渲染刘蜀集团的仁义爱民，“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在于诸葛，则删去了罗本反映其权术诈谋的几件事。如六伐中原，火烧上方谷之时，罗本臆造了亮设计坑杀魏延及其部下五百兵卒的情节；本来，魏延之死是历史上的一大冤案，诸葛亮诚不能辞其咎也，为了掩盖这一污点，罗氏故意费尽心力假造出脑后反骨、火烧魏延、踏碎命灯等情节，就文学手法上来说倒是相当成功的。不过火烧魏延实在有损诸葛亮的忠厚形象，毛本将其连根拔去，使人物更为高大平正，但也因此失了罗本原有的一份王霸之气。毛氏父子终究都是纸上谈兵之辈。
诸葛亮之神化，更深入来说，是由历史社会心态决定的。首先，从东晋逮至明清，北方少数民族屡次南下占据中原，退守江南的汉族士大夫因此普遍存在着一种北伐情结。北伐的始祖，诸葛亮也，故亮自习凿齿始一变为天人，正此理也。其次，自晋以后，在上位者感觉以之可以宣扬封建忠孝思想，巩固其统治；士大夫目之为学而优则仕与立身扬名的楷模；百姓又苦盼有才能、有仁义、爱抚下民的统治者出现——故文则孔明、武则云长，都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距离事实甚远的神话人物。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历史是公正的，史学却未必公正，文学艺术更是难以脱离创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观思想意识。诸葛亮由平庸而至英才而至神仙，正是一大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