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自己是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的大学，所学的是如何拍新闻纪录片，掌握的是程式化的东西：“比如先拍什么，拍多长时间，然后再拍什么。我那时的拍摄熟练到了无剪接的程度。比如某个会议，我先拍标语，然后拍领导讲话，最后拍观众鼓掌。我拍完之后这条新闻就可以自动生成了，不需要任何剪辑。但是我完全忽略了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已经把拍片子当成一个纯粹的技术活了。”
“1986年，荷兰纪录片大师尤里斯·伊文思到北广讲课，我的实习作品《战士从这里起步》被推荐给他。伊文思看到一个小战士哭泣的画面后，问我为什么拍这么短。我说这是特写，不能很长。伊文思说：“你知道他为什么哭吗?要把看到的原原本本交给观众。”他的话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和震撼，让我明白其实拍摄纪录片时，摄像机就是你的眼睛，展现真实的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段采访对我触动很大，仔细想想，我们身边，有多所少人不知不觉的，早就把工作干成纯粹的技术活了。更有甚者，很多人对此还颇为自豪，“别看这工作在您的眼里挺复杂，在我这，就是熟练工种”。
这让我想起当年张大千先生刚刚留学归来，拜在曾熙门下学习绘画的事。张大千自恃有留学功底，技艺纯熟，在完成老师留给他和大师兄的作业时，当成纯粹的技术活在做。
当时，张大千脚上穿的是从日本刚买回来的皮鞋。对于这种穿上既好看又光鲜的皮鞋，张大千早就想画一画了。一个小时后，张大千便得意地交了自己的作业。同时，他朝还正在埋头苦干的大师兄那边望去，发现大师兄正在画一双脚。画纸上，那双脚有多丑陋就有多丑陋。
老师曾熙将两个人的作品拿在手中，仔细端详后，他开口道：“这次获胜的作品是这幅名为‘双脚’的作品!”张大千听后诧异万分，他急忙问老师：“我的画到底哪里画得不好?”曾熙微微一笑回答道：“鞋子画的再漂亮，它也只不过是一只物品，并没有生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脚，何谓鞋?最关键是，画活了隐藏在鞋子里的脚，也就画活了个性化的鞋。”
张大千毕竟是一代大师，他吸取和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深刻教训，再也不把绘画当成纯粹的技术活，而是把没孵化作为为之融入心血、耗尽心力表现内涵的艺术品。应该说，他后来能够登上艺术的巅峰，与这次败给师兄有莫大的关系。
同样一件作品，可以出之于艺术家之手，也可以是匠人的作为。但彼此的价值含量或艺术品位往往大相径庭。因为艺术家的天性是创造，而匠人的习性是重复。
如果你意识到不应该把工作干成纯粹的技术活，自然时时都会充满创造的灵动，看似不起眼的工作也会风生水起。当年上海有个沈京似，是个大吃家。把祖辈留下的家业吃得精光，卖房子卖地吃。一般南北名厨到上海打天下，别人都可以不见，但沈先生却是要会一会的。沈先生当然不是有吃就到场的人，一般他要看请的什么人、谁烧的菜，嘴刁得怕人。他是潜心研究“吃”的一代沪上美食家，成为餐饮界的“无冕之王”， 在社会上颇具声望。后来沈先生穷下来了。什么也不会，就会个吃。出去登记要工作，人家问他，你会干什么?他说我会吃。呸!谁不会吃!后来有人把他这个本事反映给陈毅市长，说有个人光会吃，看给安排一个什么工作合适。陈市长说：“哦，那算得好汉子。吃了一辈子，散尽家财去吃，不容易!让他到国际饭店工作吧。专门做菜的品尝工作。”后来上海国际饭店的菜一直质量很高，与他这张刁嘴的贡献分不开。给他开出的月工资是两百元左右，在当时也算很高的工资了。专家教授也不过如此。他的烹饪研究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水平，六十年代，他主持编辑了《菜谱集锦》一书，曾多次再版，广泛应用于上海和全国各地大宾馆，但他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印入书中。他是烹调界公认的权威，为许多人赞赏。
无论你在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充满激情、充满创造地投入进去吧，千万不要简单机械地重复，干成了纯粹的技术活，让每一次重复都迸溅出些许新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