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于秦”，“黄老于汉”，被认为是儒家思想遭遇的“两厄”。
焚书坑儒的确是对儒家的一个摧毁性的打击，但将“黄老于汉”视为儒家之“厄”则言之过重。
在汉初统治者崇尚黄老的同时，并未完全黜儒，并且儒家也在与诸家思想的蹬撞中产生许多不同于前代的新质。
这就更符合时代的需要，并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了准备。
汉初历经战乱，民生凋敝。“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民无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骝，而将相或乘牛车”。
并且，汉朝君臣目睹秦“繁刑严诛，吏治刻深”导致二世而亡的教训，因此，“君臣俱欲休息无为焉”。
在这种形势下，从先秦道家演变而来又吸取诸家思想的黄老思想应运而生，并一度成为统治者治国的主导思想。
“（高祖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时颇征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儒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不过在以黄老为主要治国思想的同时，从汉高祖至赛太后，都没有废止儒家思想，并且儒生的合理进言也常被采纳。
一：汉代儒家思想的新变
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盛赞道家“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其实汉代的儒学也受到时代的影响，吸取诸家之长，为己所用，从而更符合时代要求。
陆贾是汉初儒家的代表。陆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他首先提出“马上”、“马下”攻守异术的看法。建议高祖以儒家仁义道德治国。
《新语》即是替高祖总结历来兴亡存败之由的书。此书本于《谷梁传》，中心思想仍是儒家的仁义德治思想，其中谈及“仁义”、“德政”的句子俯拾即是。
如《道基》言：“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仁道，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
《辅政》说：“昔者。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高而益安，动而益固。处宴安之台，承克让之涂，德配天地，光被八极。功垂于无穷。名传以不朽，盖自处得其巢，任杖得其人也。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酸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
然而从本书中，却也不难看出受黄老道家影响的言论。
《无为》有言：“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慎微》说：“绵绵漠漠。以道制之，察之无兆，遁之恢恢，不见其行，不睹其仁，湛然未悟，久之乃殊，论思天地，动应枢机。俯仰进退，与道为依。”
《至德》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间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
这里的“虚无寂寞”、“无为”都是道家喜用的词汇。
另外清静无为本也是黄老思想，陆贾显然加以吸收利用。
贾谊是汉初另外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想者，文帝初，召为博士。
他青年奋发，锐意改革。“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圃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革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
由是受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
贾谊思想也是儒家为主，兼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道术》一文体现出黄老思想的影响，其中有言：“道者所从接物也，其本者谓之虚，其末者谓之术。虚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无设施也；术也者。所从制物也。动静之数也。凡此皆道也。”
《新书·制不定》言：“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以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认为刃不折则缺耳。”
贾谊认为仁义和法制都是治国的工具，足见其思想中的道、法思想。
二：儒生的地位
1、汉高祖时期
汉高祖是一位流氓气十足的君主，其对儒生的无礼是出名的。“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则解其冠，溲溺。与人言，常大骂”。
但如果据此断定汉高祖黜儒则失之偏颇，作为一朝开国之君，如仅以一已好恶来取舍人才是不可能成就帝业的。
事实上，从刘邦身上并不能看出明显的思想倾向，只要是有利于兴汉的策略，都为其所用。
高祖在高阳传舍召见郦食其之时，“倨床使两女子洗足”，但当郦生言及“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时，“沛公辍洗，起摄农，延郦生上坐，谢之”。采纳了郦生先占陈留的策略。
汉三年秋，项羽击汉，并攻取荥阳。刘邦处境严峻，最后采纳郦生之言才战胜齐王，郦生一生为汉朝建国立下汉马之功，所以“高祖举列侯功臣，思郦食其”。
高祖身边另一位儒家重要人物是陆贾，他先后在高祖、文帝时出使南越。
汉朝建立后，“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日：‘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日：‘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高祖要求陆贾著述秦失天下和自己得天下的原因，“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着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虽然陆贾的《新语》中夹杂黄老思想，但其主旨仍是儒家思想。由此也可以看出汉初儒家对社会的一定影响。
吕后擅权时，陆贾为右丞相陈平献策：“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
此计被采纳并最终平定诸吕，陆生也籍此声名鹊起。
高祖平定天下后，群臣饮酒争功，高祖以此为患。叔孙通进谏：“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汉朝的礼仪虽与时俱进，但毕竟颇采古礼，有不少传统儒家礼的成分。
由此可见，高祖时期儒家思想并未被废止，并且还对建国安邦中起到积极作用。
2、文景时期
铲平诸吕势力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是为孝文帝。
之所以迎代王，因其年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
这一评价，完全是儒家的标准。
“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但纵观文帝所为，似不能据此轻率判断。
如孝文帝二年正月，有司请立太子，文帝辞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囔志。今纵不能博求天下贤圣有德之人而禅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谓天下何？其安之。”
虽然最终立了太子，但文帝口头称说的还是从孔子时代就称道的禅让。
其后，立太子母为皇后，“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这让人想到《礼记·礼运》中“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此外，文帝还除秘祝，除收帑相坐律令、肉刑法及诽谤袄言之罪，出孝惠帝后宫美人令得嫁人等，都是儒家所称道的仁政德政。
他对淮南厉王刘长及刘濞的态度也很仁慈，暗合儒家的亲亲观念。
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的文末以“仁”赞之：“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乡改政服封禅矣，谦谦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
孝景帝在位十六年，先后用丞相四人：陶青、周亚夫、刘舍、韦绾。
陶、刘二人事迹不详，而韦绾也不是黄老思想的拥护者。他还曾上书武帝：“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而申、韩之学，皆归本于黄老。
景帝时期，其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河同王。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游”。“兰陵王臧既受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少傅”。
儒者韩婴也为常山王太傅。太子少傅对太子的影响很大，而儒生能在景帝时担任这一职务，可见“不任儒者”并不确切。
景帝时期还发生了著名的儒道论争，崇尚刑名之学的黄生言：“汤武非受命，乃弑也。”
作为儒家代表的辕固生则坚决予以否定。最后还得到了景帝的支持。
3、窦太后时期
汉初是外戚干政比较严重的时代，从吕氏家族、窦氏家族到后来的王氏家族，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汉代政治。
窦太后的影响从景帝一直到武帝建元六年，不过窦太后不像吕后那样刚毅狠毒，直接把持朝政。
史书多载其好黄老之言：“窦太后好黄老言。帝及太子不得不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
不过即使是这一时期，儒家思想仍然在上层社会存在，并影响政治。
窦太后爱其少子梁孝王，意欲立为太子，大臣及袁盎等以“汉家法周道立子”相劝阻，太后也只得作罢，说明黄老思想并不能一统天下。
另一件著名之事是赵绾、王臧被黜，但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并非思想倾向之争，而是“建元二年，御使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要求直接剥夺窦太后的政治权力。
景帝时期，因欲立梁孝王一事，魏其侯直言不讳，激怒窦太后而失官。但吴楚叛乱时，景帝要重新启用窦婴，太后也觉惭愧。
另外，魏其侯、武安侯俱好儒术，虽然很让窭太后不满，但二人仍然活跃于景帝、武帝时期。
这固然于其外戚身份有很大关系，但也由此不难看出，窦太后的个人思想倾向对政治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作为高层统治者，往往还是要以大局为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汉初从高祖至景帝时期，虽然由于社会现实的需要，采取无为而之、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但并不是黄老思想一统天下。
儒家在与诸家的论争对抗中吸取他人之长，有了不同于先秦儒家的新质，并在汉初的政治舞台中发挥出一定的积极作用。
备注：本文为转载文章，作者沈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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