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嵇康的人生之旅
在“竹林七贤”中，重要代表人物嵇康以其傲然挺立、宁折不弯的高超人格，赢得了许多志士仁人的深深景仰和追崇。当司马懿父子同曹魏集团的权力斗争已是表面化、白热化之时，嵇康还不满22岁。出生于儒学世家的他，虽也踌躇满志，但对残酷的政治斗争非常不满，尤其是对司马氏集团咄咄逼人的气势，以及其残暴阴险的篡权行径极度厌恶。于是嵇康冷眼观世，以老子、庄子为师，过着闲居读书，求仙访友，纵酒弹琴的隐士生活。司马氏集团于正始末年（249年）诛灭曹爽、何晏集团，开始控制了曹魏政局后，嵇康成为远避时政、酣酒啸歌的“竹林之游”的主角。他的绝不与残暴当政者合作的态度，自然引起了他们的猜疑和怨恨；而又他的抨击虚伪现实的言论，则招徕了杀身之祸。嵇康虽不幸早亡，但其坚毅高洁的人格精神却百世而流芳。嵇康的魅力，彰显出魏晋名士的真正的魅力！嵇康的傲骨，也滋养了中国士人的浩然正气。就在晋代，袁宏之妻李氏在悼念嵇康的文章中十分崇敬地说道：“观其德行奇伟，风韵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风之过松林也。”
一、孤松独立，超尘拔俗
嵇康，字叔夜，谯郡轾县（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生于公元223年（魏文帝四年）。他的父亲叫嵇昭，曾任曹操部属中下层官员，在军中督办军粮，任职书侍御史。嵇康年幼丧父，靠母兄抚养长大。由于家世儒学，学风祖传，加上他母亲和大哥的十分关爱，为嵇康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也许是得益于他的聪颖天资，少年时代的他，便大量地博览群书，并喜好上了文学。也由于受到当时玄学之风的影响，嵇康很早就阅读老子、庄子之书，受之于精神上的洗礼，对人则自称“以老、庄为师”。
应许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太深，嵇康一直都喜欢闲居于家，而无意于仕途。名位利欲，在他眼中不过是伤人本性的香饵而已。作为“保真贵身”的君子，应当“见素抱朴”，并不为外物所动。这同他关系亲密的兄长嵇喜的性格迥然不同。嵇喜不到20岁，就已秀才身份从军，积极投身于社会政治，期望能搏取一番功名，后来果然仕途顺利，官至到三品。嵇喜在一首回答朋友的诗中写道：
达人与物化，无俗不可安。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林？
嵇喜觉得，智慧最高的达人，只要心中有道，就不在乎环境雅俗之别；因而也就不必非要栖隐山林，来显示自己的清高，而当顺时应变，参与世事。嵇康则刚好相反，他觉得世事险恶，祸福无常，倒不如携手山林，“无为”保身的好：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险巇。
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据古籍记载，嵇康身高七尺八寸（合今1.88米），而风姿秀美。见到他的人都赞叹地说他：“洒脱庄重，爽朗清扬。”有的人则说他：“肃肃如松下吹过的风，高昂而从容。”他的朋友山涛则评说道：“嵇康的为人，如同独立的孤松；他饮酒时醉倒的样子，就像将要崩倒下的玉山一般！”
嵇康又酷爱音乐，精通乐器，可算是无师自通。他是当时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并著有《琴赋》专文。在这篇奇文里，除了对专业问题的探讨，更表现出他超尘拔俗的精神追求。古琴相传最早是中华始祖伏羲或神农氏制作，故有“圣人之器”一说。古人是“削桐为琴”的。所以琴材是取之于梧桐树，但又不能是一般的梧桐树。嵇康在文中指出，这种梧桐树要生长于人迹罕至的险峻的山川，吸纳着天地的灵气，脚下奔腾着激流，身边伴随着春兰和清泉；上有吉祥的云彩萦绕着，美丽的凤鸟栖息在它的枝头。那么，将有“遁世之士”，“乃相与登飞梁，越幽壑，援琼枝，涉峻崖，以游乎其下。”最后采伐其枝干，制成雅琴。
嵇康强调：“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所以，他对可以弹琴之人的要求极高，认为“能尽雅琴，惟至人兮”。操琴之人应当具备的品质是：“不是旷远之人，则不能以琴享受其间的快乐；不是恬淡宁静之人，则不能以琴领会其间的闲适之趣；不是放达之人，则不能以琴消解心上的郁闷；不是思想精深之人，则不能以琴探究人生的哲理！”此类旷达优雅之士，“于是器冷弦调，心闲手敏。”待琴鸣韵散，方能“状若崇山，又像流波；浩浩汤汤，郁兮峨峨！”
嵇康的高远情怀，不仅以他的琴音表现，更在他的诗里，寄托着一种洁身自好的人生理想：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
在嵇康的理想世界里，没有残暴与虚伪，一切都是那样的优雅与从容。我们可以同他携手流连于兰圃，牧马在华山，然后荡舟飘流随意泊在岸边，俯看江水东逝。我们还可以席地而坐，静心欣赏古琴家嵇康的即兴演奏，领会他“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意境，走进他“俯仰自得，游心泰玄”的心灵世界！嵇康还将逐波而动、优游从容的鸳鸯喻为自己的人格形象：
温婉鸳鸯，戢翼而游。俯唼绿藻，托身洪流。
朝翔素濑，夕栖灵洲。摇荡清波，与之沉浮。
然而身处浊世，清醒的智者会显得格外的孤独。嵇康是那样深情地期待着知音：虽有好音，谁与清歌？虽有朱颜，谁与发华？
二、避祸山林，清谈访道
嵇康的居家之地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因北靠太行山，南临黄河，属太行南麓，所以得名山阳。这里山深林密，大河奔流，两岸竹林葱郁，是读书著述，弹琴咏诗等修身养性的绝好地方。嵇康便在这里经常接待几位相知友人，和他们一起清谈高论，酣酒抚琴，过着逍遥山林的隐士日子。这就是名扬当时的“竹林之游”，被后人称颂为“竹林七贤”。所谓的“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刘伶、山涛、王戎、向秀、阮咸等。实际上并非是“七贤”同游，而是“三贤”或者“五贤”相聚会的时候居多。
这七人中，以山涛和阮籍为年长，40岁出头；王戎最年幼，尚不足20岁。清谈也称之为玄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座谈会或者辩论会。但是他们没有主次尊卑之分，谁道理充分，谁就能成为这方面的精神领袖。清谈的内容，基本上是与《周易》、《老子》和《庄子》有关的，属于“玄之又玄”的精神层面，跟时事不搭界，故能避祸。
玩乐器的高手，是嵇康、阮籍、阮咸三人。嵇康在当时的古琴演奏界，水准算是数一数二的。他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诗句，精妙地勾画出演奏者手眼相通的专注神情，以及他追求弦外之音的高逸情怀。让晋朝的大画家顾恺之也非常的为难，说道：“我画他‘手挥五弦’容易，但想画他‘目送归鸿’太难了！”
言下之意是，人的动作姿态摹写并不难，难以刻画的，是人的神韵。阮籍也会弹古琴，曾写过音乐文章。阮咸是他的侄子，擅长于弹拨乐器。后在中国民乐中用的一种圆形弹拨乐器（分大阮、中阮和小阮），就是以他的姓氏来称名的。
酒量最大的，当属阮籍和刘伶。史载阮籍喝酒，能连续醉到60天。搁到现今，可申请吉尼斯记录了。刘伶绰号“酒鬼”，无时无日不在醉中。他的妻子很爱惜他的身体，为他隆重地设祭，为之戒酒。刘伶表面上很顺从，跪在祭坛下拜神又拜天，发誓要戒酒，但又乘着妻子转身之机，伸手拿起祭坛上的酒，他则一咕噜地喝干了！
嵇康则是饮酒兼吃丹药。由于受隐士生活的感染，嵇康十分崇尚于求仙访道。他虽不相信人能长生永驻，但坚信世间确有些药物是可以延长人之寿命的。听说山上有位叫王烈的道士，经常服用黄箐和松花，虽已年过二百，却鹤发童颜，登山历险，健步如飞。嵇康便常去找他，向他学练坐忘之功，还跟随他上山采药。
除此而外，史载嵇康曾拜师、从游于当时著名的隐士孙登。据《晋书》记载，说孙登隐者，长发披地，行吟自乐，来往于白鹿和苏门二山之间，他弹奏的是一弦琴，口作啸声，能感风雷而动。嵇康从其学师三年，但未能听得一句教诲。《魏氏春秋》的记载，倒说是嵇康上山采药，路遇隐者孙登，想跟他对话，但孙登默然不对。临别之时，嵇康说道：“先生竟无一句话留给我吗？”孙登才回答：“您才气过人，又性情刚烈，难以被现世所容！”后来嵇康果然遭到牢狱之灾，方领悟出孙登的警示，不禁诗以自责说“昔惭柳下，今愧孙登”。不过，这当然是后人的附会，以证明高士的吉凶，均是有预兆的。
三、锻铁浇园，傲视权贵
嵇康在25岁时，娶了曹操之子曹林的孙女为妻。他也搬到当时的魏都洛阳定居。因与曹家结亲的关系，加上名声在外，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这乃是一大闲差，可不用去上班。洛阳的名士听说嵇康来到了魏都，便争先恐后地跑到他居于城郊的家里，一为亲睹他俊美高雅的风采；二是向他索要诗文。嵇康迫于无奈，也不想太少这些人的兴，只得将一年前跟向秀讨论养生问题的专文《养生论》交付，算是敷衍了事。不料被洛阳人士竞相传颂，把嵇康誉之为“神人”。
嵇康的《养生论》，从道家思想出发，而超越庄子偏于精神遨游的趋向，肯定欲望是出自人的本性，强调形神兼备是养生的关键，深刻地阐明了他独到精辟的养生思想。他主张人要“恬淡清静，不累于外物”。而善于养生者应当是“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然后蒸以灵芝，润以甘泉，沐浴朝阳，弹琴平心。若此而往，则可与仙人争寿。”这实质上是嵇康人生哲学在养生论上的体现。
嵇康善于打铁，而向秀则甘当副手为伴，两人一起常在洛阳城“以锻铁为乐事，相对欣然，旁若无人”！遇到周围邻居找他索要铁器做家用的，他则不收钱财免费相送。邻居们感到很不好意思，有的就顺便带来鸡和酒送给他。他非常高兴的收下来，一定留下邻居一同吃饭饮酒，畅叙亲戚之情，享受田园之乐。
大书法家钟繇之子钟会因才华出众，得到司马昭的器重。他听说了嵇康的名声后，就邀请到当时的贤俊之士，一起去探访嵇康。碰巧嵇康正在家门前的大柳下面打着铁，向秀在边上拉着风箱作配合。嵇康看见钟会这一伙锦衣官服之人，但傲慢不睬，仍然举着铁锤自顾敲打不止，好半天也不说一句话。钟会吃了个闭门羹，无奈而要转身离开。这时嵇康说话了：“听到了什么而来，见到了什么而去？”
钟会已是怀恨在心，不阴不阳地回答道：“听到我所听到的而来，见到我所见到的而去！”
过后不久，“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和阮籍，迫于司马氏政治集团的压力，先后“出仕”为官，以保全性命。嵇康则继续采取不与当权者合作的态度，又返回家乡山阳闲居起来。由于嵇康人格精神的感召，还是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聚集在他的身边。吕安家离山阳距离较远，“每一相思，辄千里命驾”到来。嵇康又时常同好友向秀、吕安等一起种菜浇园，自得其乐。
嵇康之傲，贵在他并非远离人世，做事不关己的真隐士，而是敢于不顾自身的安危，刚肠疾恶，遇事便发，鞭挞社会现实中的丑恶现象，揭露当权者的虚伪名教政治。自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过分追捧个人的美德名声，并借此美名来推选士人的风气泛滥，从而造成了人为的刻意求名，而偏颇于做作、异化，把成就美名当成趋利资本的不良现象。嵇康以思想家的思维，敏锐地感觉到：过分的“尚名”，将会制造出哗众取宠的伪劣产品；把“名教”拥抬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便能出现沽名钓誉，表面化、简单化和僵化的弊端。
有鉴于此，嵇康写出了《释私论》一文，深刻地提出了“无措是非”、“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无措是非，就是希望人们行事要按自己的本心善性而为，不要有功利性的目的，不要刻意地去迎合一些约定俗成的是非标准。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希望人们超越表面化和僵化的名教规矩，不要沽名钓誉；而应当显现真性、自然而然地做人行事。嵇康也体察到人与社会的复杂性，他进一步提出：要在社会中提倡是非标准的同时，并行推行公私的标准。“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也就是说，人们行事能够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为公，否则就是为私。如果有人行事虽然也符合道德是非的标准，但他却是出于为自己贪名得利并隐匿这一企图，这种人只能称作私，不能称为善；如果有人行事虽然有点过错，但他能说明自己真实的意图，且真实的意图不是非，那么应算作公。
嵇康还把是非与公私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做人善恶的真实，十分精辟地提出了“重其名而贵其心”的新型伦理准则：用是非标准考量一个人的行为，就是“重其名”；再结合公私之情辨别行为的真伪目的，就是“贵其心”。嵇康最后议论道：“对于社会上流行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事情，需要认真地加以辨识。那些贪以致廉，愚以成智的东西，似是而非，欺骗性极大。那么，有人他谗言似信，这能算有诚吗？有人他激盗似忠，这能说是无私吗！所以，假公济私者，不得因其表面合理而得到赞许；发自内心的善举，不得因其行动上的过错而加以全盘的否定……”
嵇康的《释私论》，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司马昭一伙的树名教之名、行篡权之私的伪善用心，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极大恐惧和忌恨。
四、无意仕途，宣言绝交
公元260年，山涛（字巨源）将由吏部郎升迁为散骑常侍，他想到要举荐嵇康来接替自己。其本意是想通过嵇康的“出山”做官，以消解司马昭当局与嵇康不合作态度之间的矛盾，把嵇康从险境中“解救”出来。嵇康则是在朋友吕安等处听说到山涛的举荐之意。他却认为山涛作为知己，还没有真正理解于自己，因此就给山涛写了 作解释，反复说明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和意愿。这封信的标题就是《与山巨源绝交书》，表面上是要同山涛绝交，但实质上则是嵇康要与当权者彻底决裂的宣言书。又因为这封绝交书，促成了司马昭必杀嵇康的决心，所以当可又看成是嵇康的一篇绝命书。
嵇康在《绝交书》里强调自己若做了官以后，就将有“七不堪”、“二不可”之忧，所以坚决地不能做官！这“七不堪”是：喜欢睡懒觉，而差役在外面的呼喝声让人不堪；喜欢“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随身，行动不变，让人不堪；办理公务要正襟危坐很久，脚坐麻了也不得动弹，还有身上虱子多，穿官服不方便抓，让人不堪；不喜欢写公文，而人间多事，公案满桌，若不愿酬答则“犯教伤义”，若应酬于公文则勉为其难，让人不堪；不喜欢参加吊唁活动，而人道以此为重，若要是“降心顺俗”则有违本性，让人不堪；不喜欢庸俗之人，而到官衙后将会有同此类人共事，让人不堪；心不耐烦，而官事繁琐，政务闹心，让人不堪。这“二不可”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我常否定商汤王和周武王而轻视周公与孔子），在人间不止。为世教所不容，此一不可；（自己）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二不可。”
嵇康最后说出了自己的愿望和理想：“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别，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
虽然说人各有志，嵇康不想从政做官，愿为山野草民，志在淡泊宁静，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当时环境下，作为当世名士的嵇康，此举又显得十分天真。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氏集团也想通过“禅代”（使皇帝让贤）的方式，以取代曹魏政权的“正统”地位。这种实质上的胁迫行为，是很需要有人心认同感为基础的。所以司马昭急需广大朝臣、以及有号召力的名士们的舆论支持，哪怕这种支持仅是表面上的。但嵇康的言论，却表现出了对政治形势的异常冷漠，无论这是出于何种目的，都必然会引得司马昭的猜忌与憎恨。
五、朋友受诬，慷慨陈词
一年之后，嵇康的身边发生了一件事，为司马昭杀害嵇康找到了借口。吕安同父异母的哥哥吕巽喜欢上了美丽的弟媳妇，便寻机将弟媳妇灌醉并对其实施了奸淫。于是这兄弟俩失合，闹得不可开交。吕安想告发其兄，向嵇康征求意见，嵇康则从中调解，劝和二人。吕巽表面上接受了，内心却十分发虚，便暗中向钟会诬告吕安殴打老母。钟会十分宠信吕巽，便向司马昭进言说吕安不孝。吕安被捕入狱，请嵇康作证为之辩护，嵇康则义不负心，仗义执言。但司马昭却下令将吕安流放到了边陲。吕安到了荒凉的边陲后，仍然意气风发，并给远方的知己嵇康写了 。信的原文里有以下内容：“顾影中原，愤气云踊。猛志纷纭，雄心四据。披艰扫难，荡海夷岳。平涤九区，恢维宇宙。斯吾之鄙愿也。”
这封情绪激烈的私信被司马昭得知了，其大为不满，怒而将吕安打入死牢。此时嵇康又丝毫不顾自身所处的险境而出面辩解，想要讨回公道。钟会来到了司马昭府中，进言道：“嵇康好比一条卧龙，不可漠视于他的威胁存在。您无忧天下，反倒将以嵇康为虑。嵇康和吕安之流，言论放荡，非议朝纲，为帝王者所不能容。恰好可以找个借口除掉，以正风气。”
结果嵇康自然也被司马昭关进了大牢，并下令以“谋反”的罪名要将嵇康和吕安一同斩首！此消息传出，便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反响。先有京师洛阳的太学生三千余人上书，以“请嵇康为师教授《广陵散》”为由，请求赦免嵇康；紧接着是许多豪俊之士陪着嵇康蹲大狱，想以此来解救嵇康。但这所有的请求均被司马昭拒绝。
嵇康只是一个为吕安申冤的辩解人，在当时魏国的刑律里，怎么也犯不上够砍头的罪啊！为什么司马昭要大动肝火，有如此的变态呢？应当是他感受到了嵇康事件影响力的威胁，不能容忍这种“体制外”的社会势力存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正是这个非理性时代的政治特征。
鲁迅先生的评说，可谓是一语中的：“（嵇康）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氏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氏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候倒不是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六、临当就命，索琴而弹
魏国的京师洛阳城里有三大市场。城西的叫金市，城南的叫南市，城东的叫马市，也称东市。正是这人潮涌动的东市，却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的一个秋日，要临时变为杀人的刑场！这一天是秋高气爽，艳阳普照。天空是那么的湛蓝而静穆，洛河之水霎时波澜不兴。
不一会，排列成两队的行刑军士，押解着一个身高一米八八的潇洒男士向刑场走来。他就是即将赴死的“竹林七贤”的领军人物嵇康。只见他昂首挺胸，长发披肩；身着白布宽袍，神色自若地从容而行。真乃胜似闲庭信步！
嵇康走到断头高台上，俯视着黑压压的送行人群。他看到了站立在前边的亲属，示意兄长来到身边，平静地对他说道：“我的那张琴带来没有？”大哥眼含热泪，弱声地回答：“给你带来了。”于是，嵇康仰面目视高挂于青天的艳阳，转头向行刑官员讲道：“我想抚琴一曲！”这位官员也是久闻嵇康大名的，他两眼向四周扫了一下，气氛依然平静非常，便对嵇康答道：“请便!”
嵇康便端坐于高台之上，将兄长送上的那张古琴放在膝上，然后左手抑扬，右手徘徊，神情肃然地弹奏了起来。那琴声时而激越，如黄河之奔放；时而愤闷，如寒泉之呜咽。而旋律慷慨悲壮；琴曲沉郁淋漓。此刻，嵇康不是没有感觉到刽子手将随时向他举起屠刀，只是他没有丝毫的畏缩与恐惧，而是神注气和地沉浸在清逸的音乐情景之中。这是一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名士气度，是以高洁的情操来蔑视权贵的浩然正气。它让嵇康忘掉了死神正在逼近，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景！
嵇康弹奏的这首琴曲叫《广陵散》，它本是古代无名氏感于社会现实而作，传到嵇康之手，能够演绎得出神入化，激发听者胸中慷慨激昂之情的，当时之世，还无人能够超过嵇康的高度！一曲方罢，余音缭绕。嵇康长叹了一声，竟出人意料地说道：“袁孝尼一直请求我教他弹奏此曲，我坚持没有教给他。现在看来，我所诠释的《广陵散》要绝迹了！”说完，竟引颈领死，碧血溅飞一地，年仅40岁……
在与人间诀别的关键时刻，嵇康给人们留下的姿态，实在是令人难忘：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
嵇康把断头高台当作成考量一个真名士卓越人格的鉴定场，使得他的全部生命散发出了夺目的光芒。面对夺命的屠刀，嵇康坦然自若，宁折不弯。慷慨赴黄泉，视死忽如归！最后的打击，在他的超越生死的行为中受到了彻底的藐视。嵇康的死，也为他“龙性不驯”的傲骨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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