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先秦时期的学说，以下几种肯定会被人熟知：儒家、墨家、法家、兵家、农家、名家、纵横家。而在先秦时，儒家和墨家影响最大，几乎只要是有各家的著作就一定会提到儒家和墨家。可是儒家和墨家虽然影响大却并不太受重用，相比之下反倒是法家更加受重用。先秦各国的变法，如李悝变法、吴起变法和商鞅变法无不是法家思想的使用。那法家有何思想，其渊源又何在呢？
法家思想的渊源
法家是战国时期较后起的一个学派，那些人不仅是思想家，而且是一批革新改制的实干家。
法家思想渊源有来自道家的成分，有源于名家的成分，也有吸取儒家的荀子学派的成分。
道家有中国古代难能可贵的对于世界本原的玄想，但其争鸣的最终目的，还是给当时的乱世开救治的药方。
据《史记》记载，道家“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子南面之术也”。
法家把必须执秉的那个“要本”，解释为法，认为“道生法”，法是宇宙万物最高法则的“道”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具体体现。
鉴于儒家言必称尧舜为圣人，早期法家就推崇比尧舜还要早的黄帝作为自己学派的偶像。
尧
尧舜教化臣民，排解纠纷，身体力行，收效甚微；不如黄帝长四张脸，大权在握，高高在上，清虚自守，天下太平。所以自稷下以来，就有黄、老相并之说。
荀子已经将“名”作为一个特殊的对象加以研究了。他不像名家学派那样将“名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而是着眼于政治：“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法家则根据变法的需要，把“名”引申为法令、名分、言论等，纳入“法术”的范畴之内。
荀子出于人性本恶的认识，一方面劝学，一方面重法。他说：“法者，治之端也。”
此外，和孔孟主张效法文王周公等“先王”的做法不同，荀子主张“法后王”。法家的政治见解也正如此。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法家是顺应历史潮流向前看的，而作为儒者的荀子也有他独到的见解。
法家的主要观点
法家推崇的东西可用三个字来概括：法、术、势。
三者分别由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单独提出，韩非认为三者中只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全面的。他集法家之大成，完善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
韩非
所谓“法”，指君主制定的明确成文的法令。韩非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所谓“术”，指国君驾驭臣下的方法手段。韩非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所谓“势”，指国君集天下权势于一身，其权力和地位至高无上。韩非说：“势者，胜众之资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法、术、势三者的结合，使建立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成为可能。
法家主要代表人物
任何一家学说都有很多代表人物，这里仅介绍两人。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原是战国时卫国人，姓公孙，名鞅，又叫卫鞅。因在秦国孝公时变法有功，被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东南），称为商君。后世称他商鞅。
秦孝公
商鞅年轻时曾在魏国求官，后入秦；其见解得到秦孝公的赏识，授权主持变法。从周显王十年（前359年）至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年）的十年间，颁布了一系列变法令。《商君书》为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
韩非（约前280年——前233年）是战国时韩国人，曾与李斯受业于荀子。他多次上书建议韩王变法，总是不被采纳；于是写下《说难》、《孤愤》等文章共计十多万言。
“秦始皇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就大举攻打韩国。于是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入秦后，遭受李斯等人妒忌，遇害于狱中。后人把他的遗著，连同有关韩非学说的阐述，合编成《韩非子》一书。
除商鞅、韩非外，李悝、慎到、申不害、李斯也都是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而吴起也是通晓兵、法、儒三家思想，所以在谈到法家的代表人物时，这些人也同样是不可忽视之人。
儒法关系
在韩非的时代，儒家和墨家被并称为“显学”。
其中，孟子一派儒家的观点在治国主张上跟法家存在不少针锋相对之处。
孟轲
孟子主张实施仁政德治，反对使用暴力；而法家只讲严刑重罚，讥笑儒家的礼义教化收效甚微。
孟子一派儒家崇尚他们所描绘的尧舜时的社会，把尧舜尊为圣人，作为当代统治者学习的榜样；法家却认为时代在前进，复古是行不通的，当代统治者应该学习当今采纳法家建议，实行变法的那些国君。
法家和儒家看上去水火不相容，但也有些一致之处。
且不说韩非的一些重要观点本来就来自他的老师荀子，就说在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方面，韩非甚至借助孔子的言论：“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教悌忠顺之道也。然则有道者，进不为臣主，退不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贤子者，家贫则富之，父苦则乐之；君之所以欲有贤臣者，国乱则治之，主卑则尊之。今有贤子而不为父，则父之处家也苦；有贤臣而不为君，则君之处位也危。然则父有贤子，君有贤臣，适足以为害耳，岂得利焉哉？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
我们通常将“三纲五常”归于儒家的发明，其实“三纲”发轫于韩非的上述一段言论。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理论成为延续二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帝制的精神支柱。
董仲舒的儒学已经不是孔孟之道的原样，可以说是经过了大幅度修正的孔孟学说。
首先，“独尊”就透出法家的那种霸气。
秦始皇时期的李斯就推行过“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政策，欲使天下只剩下法律一种学问可学；“独尊儒术”只是变“以吏为师”为“以儒为师”而已，欲使天下只剩下儒学一种学问。
其次，董仲舒的儒学主张德刑并用：“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
韩非也曾说过：“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
恩威并重，对臣子是如此，对天下所有百姓也是如此，这是儒和法的配合运用。
由于儒家的仁政德治比法家的严刑重罚说起来美妙动听，因此二者的配合取以法入儒的方式。
历时二千年的儒学精神统治，实际上是儒中有法，外儒内法而济之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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