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中国16 世纪末出现的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最初以钞本流传，大约在17世纪初出现刻本。
大概钞本和最初的刻本都没有署作者的真实姓名，所以其书出现当时 即流传一些关于作者的传闻，或谓其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沈德符《万历野获
编》）；或谓其为「绍兴老儒」（袁中道《游居杮录》）；或谓其为「金吾戚里的门客」（谢肇淛〈金瓶梅跋〉）；然均无确指。
入清以后，明代嘉、万年间的著名文人王世贞被说成是《金瓶梅》的作者，人们还把《金瓶梅》的创作成书编织成了孝子报仇的故事：
权臣严嵩父子向王世贞之父王杼强索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王杼交出赝品，为唐顺之（或汤裱匠）识破，因被构陷致死；为报父仇，王世贞特作小说
以投仇敌所好，书页上涂有毒药，使严士蕃（或唐顺之）阅后中毒而死，云云。除此说流行外，也有人称《金瓶梅》作者是李卓吾，或薛应旗，或赵南星，或卢
楠，然影响不大。
《金瓶梅》以钞本形式流传时曾引起很大轰动，也引起当时人对此书的不同评价。
或 谓其为「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袁宏道〈与董思白书〉），「信稗官之上乘，（谢肇淛〈金瓶梅跋〉；或谓其）（李日华《味水轩日
记》，）「大抵市诨之极秽者」炉锤之妙手」「决当焚之」（袁中道《游居杮录》引董其昌语）。
《金瓶梅》
清初，彭城张竹坡曾对此书加以评点，以后则因「诲淫」罪名屡遭禁毁。
20 世纪初，由于一些学人在西方近代文艺思潮的引发下「为小说正名」，宣传「小 说乃文学之最上乘者」，中国古代小说也引起人们的重视。于是有人开始
发表对《金瓶梅》的一些新看法。
如1903 年狄平子提出《金瓶梅》描写当时社会之情状，是「真正社（《新小说》）。然而这类评论多为三言五语，没有展开论述。
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真正开始从小说史的角度对《金瓶梅》进行研究的是鲁迅。
在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作品《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出版社，1923-1924 年初版）中，鲁迅阐述了三个主要观点：
一、《金瓶梅》并不是专写「市井间淫夫荡妇」的淫书，「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
二、《金瓶梅》不仅是明代「人情小说」（鲁迅又称其为「世情书」）的开创者，也是其中写得最好的作品，所谓「同时说部，无以为上者」。
三、《金瓶梅》「间杂猥词」，即杂有一些有关性行为的描写，「而在当时，实亦时尚」，为当时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气使然。
1931 年，有书贾在山西介休乡间收购到一部明刊《金瓶梅词话》，归国立北平图书 馆，1933 年「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104 部行世。
这一新发现的刊本有「欣欣子」序，谓本书作者为「兰陵笑笑生」，又有「东吴弄珠客」序，后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
人们因知不仅清代通行的「张竹坡评第一奇书」本《金瓶梅》为后出，甚至「张评本」所据的原本，即所谓崇祯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也为后出，且
对原作有较大删削、增饰和修改。
至于清乾隆以后各种标榜「古本」「真本」的《金瓶梅》印本则更是张评本的删略本。《金瓶梅词话》的发现引起了学人的注意。
辰伯（吴晗）随即连续发表3 篇论文对其 进行了研究，在第三篇论文〈《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 卷1期，1934 年1 月）
中，作者首先通过对《清明上河图》流传过程和王杼被杀事件以及书中多山东方言的考证，否定了太仓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说法；
其次，作者通过一些史实的考证，断定《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在万历十年到三十年这二十年（1682-1702）中」；
最后，作者还通过揭示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提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吴晗1934 年第3 篇论文发表前，郑振铎在1932 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 京朴社1932 年2 月）第4 册第60 章已经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角度
对《金瓶梅》进行了评价，认为《金瓶梅》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而且较之中国古代其他长篇小说「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
次年，郑振铎又以郭源新的笔名发表了〈谈《金瓶梅词话》〉（《文学》1 卷1 期，1933 年7 月），认为「在《金瓶梅》里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
会」，「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除去了那些淫秽描写，《金瓶梅》仍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
著」。
文章还讨论了《金瓶梅》的版本问题。
30 至40 年代，从文学批评角度研究《金瓶梅》的论文还有李辰冬〈《金瓶梅》法 （《大公报》文学副刊225 期，1932 年4 月）和阿丁《金瓶梅》（《天
〈之意识与技巧〉文译本〉地人》半月刊4 期，1936 年4 月）。
前文以比较的方法，将《金瓶梅》与巴尔札克《人间喜剧》和佐拉《卢贡－马卡尔家族》两部世界名著相比拟，认为其观察细密，描写深刻，人物生动，
「是一部写实派的真正杰作」。
后文认为其思想倾向「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在技巧方面，则擅于在平淡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遂使整部小说「在平凡
处透不平凡，琐屑处见不琐屑」。
其他关于《金瓶梅》研究的论文亦有20 余篇。其中有钩稽资料者，如阿英〈《金瓶 梅》杂话〉（1933 年6 月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小说闲谈》）；
有考察版本者，如周越然〈《金瓶梅》版本考〉（《新文学》1 卷1 期，1935 年2 月）；
有从《金瓶梅》中辑考戏曲史料者，如涩斋（冯沅君）〈《金瓶梅词话》里的戏曲史料〉（《剧学月刊》3 卷9 期，1934 年9 月）；
还有考察《金瓶梅》的风俗描写及其与曲艺关系者，如阿英〈《金瓶梅词话》风俗考〉 （《小说闲谈》）、赵景深〈金瓶梅词话与曲子〉（《银字
集》，上海永祥印书馆1946）、傅惜华〈明代小说与子弟书〉（《文艺杂志》2 卷10 期，北京艺文社1944）等。
1940 年8 月天津书局出版姚灵犀《瓶外卮言》，是20 世纪上半期唯一一部有关《金 瓶梅》的研究论文与资料的合集，收录吴晗、郑振铎等人论文，还有
其自作的一些谈版本以及《红楼梦》与《金瓶梅》承传关系的文章。
其中《金瓶小札》则是最早的《金瓶梅》词语汇释。
20 世纪前半期的《金瓶梅》研究，鲁迅《小说史略》影响深远：其对《金瓶梅》小 说史意义及艺术创造的肯定，成为20 世纪对《金瓶梅》评价的起点；对
《金瓶梅》性行为描写成因的分析亦给予后人以启发。
吴晗对《金瓶梅》成书时代的研究由于采用了比较严密的历史考证法，后人亦多为信服；郑振铎等人关于《金瓶梅》「写实主义」的分析评价也达到了当
时的文学批评所能达到的高度。
同时代其他一些学者的论文，虽然总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涉及已经较广，开拓了《金瓶梅》研究的空间。
《银字集》
20 世纪后半期，由于受中国政治形势和思想变化的影响，《金瓶梅》研究经历了前 30 年的沉寂和近20 年几乎是特殊繁荣的巨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学人的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学术研究受到各种政治的、思想的影响和限制。
直到1954 年才出现了关于《金瓶梅》的第一篇论文，即潘开沛的〈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8 期，1954 年8 月29 日），提出
《金瓶梅》是集体创作成书的观点。
次年，徐梦湘发表〈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读后感〉（《光明日报》1955 年4 月17 日），表示了不同看法。
这个问题的讨论在当时没有继续下去。
除此以外，50、60 年代发表的关于《金瓶梅》的论文不过几篇，这些论文主要根据当时流行的「现实主义」等文学批评理论对《金瓶梅》进行评介，并
随着政治形势变化消长。
如李西成〈《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 年1期）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艺术巨著」，肯定其曝露黑
暗的社会意义、反封建倾向和极高的艺术成就。
同年，李希凡〈《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地位〉（《文艺报》1957 年38 期）则针对李长之〈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
成〉（《文艺报》1957 年3 期），认为《金瓶梅》在基本倾向上已经「离开了现实主义，走向了自然主义」。
此文以后直至1962 年才有任访秋〈略论《金瓶梅》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艺术成就〉（《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 年2 期）发表，再次论述《金瓶梅》「创
造性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部承前启后的「伟大作品」，不过来年在同一刊物上即发表了〈为什么如此推崇《金瓶梅》〉（《开封师范
学院学报》1964 年2 期）一文，对肯定《金瓶梅》的说法提出批评。
以后《金瓶梅》研究又成为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尽管1962 年出版的、谈到《金瓶梅》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分别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和游国
恩等主编）仍被作为教材发行。
这两部文学史在肯定《金瓶梅》暴露社会黑暗和小说技巧上的成绩时，都特别指出其是有严重缺点的小说。
《中国文学史》
进入「新时期」以后，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 年2、3、4 期连载朱星〈金瓶梅 的版本问题〉〈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三
篇论文，1980 年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星以这三篇论文为基础的《金瓶梅考证》一书。
朱星重新提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不过原本没有「秽语」，所有的「秽语」都是改编者后加的。
虽然朱星的观点很快受到否定，如黄霖〈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复旦学报》1979 年5 期），赵景深〈评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上海师范学院
学报》1980 年4 期）等。但他的论文和专书的出版却引发了研究《金瓶梅》的热潮。
因这次「《金瓶梅》热」是朱星的论文引发的，所以80 年代较早发表的文章中有不 少是讨论《金瓶梅》作者和版本成书的。
作者问题很为当时人们关注。徐朔方根据吴晓铃在1962 年版《中国文学史》注脚中所提出的看法，作〈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论文（《杭州大学学
报》1980 年1 期）；张远芬认为「兰陵笑笑生即贾三近」（《抱犊》1982 年5 期）；黄霖作〈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学报》1983 年3 期）。
以后，又陆续有人写文章，提出李先芳、谢榛、王穉登、汤显祖、冯梦龙等人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但这些说法大多出于推论甚至猜测，不能确证。
所以，除了这些论者发表文章互相质疑、辩难外，也有学人对他们持论的根据和方法提出批评，如孙逊、陈诏〈金瓶梅作者非「大名士」说：从几个内证
看金瓶梅的作者〉（《上海师大学报》1985 年3 期），认为以沈德符「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为标准去寻找《金瓶梅》作者是不得要领的，从各方面看，《金瓶
梅》的作者不可能是「大名士」；
李时人〈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谈我们应该注意考证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徐州师院学报》1983 年4 期），不仅对有人考证《金瓶梅》作者的
结论予以否定，也对执论者的态度和方法提出批评。
（与作者问题相联系的是创作成书问题。1984 年，徐朔方发表〈金瓶梅成书新探〉《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3 辑），重提1954 年潘开沛提出的集体创
作说。
支持《金瓶梅》是「集体累积型」作品的有赵景深、支冲、刘辉、陈诏、陈辽、吴小如等人，但不少人仍坚持《金瓶梅》是作家独立创作的观点，李时人
还撰文对徐文提出了商榷（〈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大学报》1985 年3 期）。
《朱星先生纪念文集》
80 年代初发现了一些晚明有关《金瓶梅》的新资料，同时人们也对《金瓶梅》的时 代、流传和版本进行了探讨。
如关于《金瓶梅》成书的时代，80 年代有人重提《金瓶梅》成书于嘉靖，也有人发表文章再次论证其成书于万历时。
80 年代初关于《金瓶梅》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大多承继60 年代。
论者发表的论文，有从「暴露封建黑暗」和反映生活真实的角度肯定这部小说，并在肯定其「现实主义的成就」时指出其「自然主义」严重缺陷的；
也有人认为虽然作品中若干人物形象描写已经达到「现实主义」的高度，但全书却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自然主义的标
本」。
还有不少论文比较注意《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关系，或强调其承前启后的小说史意义，如张俊、孙逊、徐朔方、郭豫适、曦钟等人的论文。
1983 年3 期《复旦学报》发表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作者认为《金瓶梅》是中 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标志着我国小说创作「现实主义」一
个新阶段的开始，不仅对社会现实作了清醒的、富于时代特征的描写和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而且书中的性描写也与晚明肯定「好货好色」的进步思
潮有关。
1994 年2 期《南开大学学报》刊载了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作者认为《金瓶梅》是放不到「自然主义」的框子中去的，其取材更加切近现
实生活、注意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从而不再用类型化的配方演绎形象以及「化丑为美」的美学方法等，都突破了过去小说的写作风格，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
义」风格，预告着「近代小说」的诞生。
这两篇论文仍然主要围绕「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讨论问题，但却注意到了一些新的视角和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所以虽然后来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
「溢美」倾向而加以批评（〈略论金瓶梅评论中的溢美倾向〉，1986 年11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金瓶梅论集》），但其中一些新见影响了不少研究者。
随着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入，许多研究者逐渐认识到围绕「现实主义」和「自然 主义」这两个理解各异的概念来讨论问题，限制了对作品的认识。
1987 年3 期《文学遗产》发表了李时人〈金瓶梅：中国16 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一文，作者认为《金瓶梅》是一部「风俗史」性质的小说，其通过描写
晚明一个「前资本主义商人」及其家庭的兴衰荣枯，实际辐射到了对整个时代社会经济、风尚及心理的描写，从而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悲剧本质；
《金瓶梅》不仅是「暴露」，而是包含著作者自身对社会人生的理解体验，表现出小说艺术对生活的一种回归，并使其成为晚明文学新潮的重要代表作之
一。
60 年代以来关于《金瓶梅》主角西门庆是一个「官僚、恶霸、商人」三位一体形象的说法，因两部《中国文学史》的流行而流行，其实早在30 年代吴晗
已经提出《金瓶梅》所描写的是「市井社会」和「新兴商人阶级」的生活，只是未从这方面展开论述。
80 年代后期，研究者重新审视这一说法，有认为西门庆本质上是一个商人，亦有人论述其是「新兴商人」。
后者如卢兴基〈论金瓶梅：16 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3 期），即认为西门庆「是在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
祖」。
「新兴商人」的说法受到一些研究者的批评，认为是一种「臆想之词」，但研究《金瓶梅》首先要注意西门庆的商人身分，或者说西门庆虽然有多重社会
身分，但其真正的角色首先是商人的说法（何满子〈金瓶梅泛解〉，《文史哲》1991 年6 期），则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
近年来，研究者注意从「商人」的角度去看待《金瓶梅》主角，从而调整了看问题的视角，促进了《金瓶梅》历史内容的研究。
关于从小说美学角度研究《金瓶梅》也逐渐有所深入。
宁宗一〈小说观念的更新与 《金瓶梅》的价值〉（《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 年）、石昌渝〈《金瓶梅》小说文体的创新〉（《文学遗产》1990
年4 期）等不少论文多注意从小说史、文体创造及美学风格等方面对《金瓶梅》进行研究。
80 年代后期及90 年代初，不少中青年研究者介入了《金瓶梅》研究，他们比较注 意从更多的视角，如文化、社会心理、审美等方面观照作品。
如有一些论文就侧重从社会心理及创作心理等角度讨论《金瓶梅》的性描写问题。
1992 年5 月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宁宗一主编的《金瓶梅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便集中了若干中青年学人的锐意之作。
1993 年3 月文化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宁宗一主编的《金瓶梅小百科丛书》，包括跃进《金瓶梅中商人形象透视》、陶慕宁《金瓶梅中的青楼与妓女》等5
本书，亦都出自中青年学者的手笔。
80 年代的《金瓶梅》研究热潮中，曾出版了若干部《金瓶梅》研究的数据集，如《金 瓶梅资料汇编》（侯忠义、王汝梅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
《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年）、《金瓶梅数据汇录》（方铭编，黄山书社1986 年）。
80 年代至90 年代初，多次举行《金瓶梅》的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几本研究论文集和不定期的《金瓶梅学刊》5 本。
也有人注意到港、台和国外的《金瓶梅》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文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金瓶梅西方论文
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 年）。
《日本研究论文集》
《金瓶梅》中的方言因与研究作者有关，所以也引起人们的重视，有多篇论文发表，后来还出现了两部专门的《金瓶梅词典》，一为王利器主编，吉林文
史出版社1988 年版；一为白维国编，中华书局1991 年版。
1990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师范大学文学所、上海市《红楼梦》学会编）和1991 年巴蜀书社出版的《金瓶梅大辞典》（黄
霖主编），则是关于《金瓶梅》「百科知识」式的「辞典」，后者还包括《金瓶梅》研究情况介绍的词条。
据初步统计，80 和90 年代共发表《金瓶梅》研究的论文和有关文章900 余篇，与 《水浒传》研究文章数相埒，超过《三国志演义》的研究文章数，特别是
1988 至1993年发表文章数量超过《水浒》和《三国》研究文章的总和。
在这期间出版的专门的著述也有数十部，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仅次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数量，其中主要有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
版社1982 年）、蔡国梁《金瓶梅考证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徐朔方《论金瓶梅
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 年）、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年）、李时人《金瓶梅新论》（学林出版社1991 年）、王启
忠《金瓶梅价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年）等。
「新时期」以来的「《金瓶梅》热」，推动了《金瓶梅》研究，但著述和文章中也掺 杂了不少非理性、非学术的东西。
最近几年，「《金瓶梅》热」稍有消歇，我们应该冷静认真地回顾本世纪关于《金瓶梅》的研究过程和有关情况，进一步思考研究的理论、方法，在学术
上将《金瓶梅》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本文作者 李时人 教授
附记：本篇系作者为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时的一讲，由陈松柏、聂付生等记录整理，后发表于《零陵师专学报》2000 年第4 期。
文后有陈松柏、聂付生所写按语：「李时人教授认为治学有三个前提条件，
第一是熟悉、掌握有关的文献，特别是注意对文献的辨析；
第二是要了解『研究史』，知道前人研究之得失，学术指向之所在；
第三是要有理论方法的准备，以引领研究的深入和更新。
本文即李先生为博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课程的记录，由陈松柏、聂付生等记录整理。根据李先生的意见，记录稿有所删节，特别是删去了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批评意见。 ─陈松柏、聂付生，1999 年3 月。」
文章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李时人<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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