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在东周是出现和成熟较晚的一派，直到战国末期，法家的理论与实践才达到系统与成熟化。但这又是一个在战国的时期风光无限的学派，法家的干将们也成为士人建功立业的典范，引领着天下局势的基本走向。这个学派的人士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学识渊博见识高远，这是因为他们大都师出名门；二是无不热衷于政治实践，更像是实干家而不是理论家。
一、法家的师承源流
法家的先驱人物，当推郑国的名臣子产。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位的金属鼎上并予以公布，史称“铸刑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动。
这一标新立异之举当时就遭到晋国名臣叔向的指责，叔向特意修书一封进行朋友式的攻击，但子产很坚决。以公开、规范的成文法取代习惯法进行社会管理，这在那个时代乃是大势所趋，就在子产铸刑书23年之后，叔向的祖国晋国也公布了成文法（铸刑鼎）。可见成文法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第一个颁布成文法的子产，虽然是个学识渊博的大学问家，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务实的国家执政官，是郑国有权势的大家族代表，因此，子产并没有从理论上对“法治”进行研究和阐述，就像他给叔向的回信中说的：“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
法家这个学术派别的理论建设，还有待于那些没有大族背景和祖传官职，靠学识才具某生建功于乱世的士人们。
《韩非子·显学》云：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这里面有一点值得注意，孔子的得意弟子、一生教学门人众多的子夏一支并没有被列入其中。是韩非不知道子夏或者子夏学派在战国没落了？显然都不是，子夏氏之儒不但很强悍，还是韩非的老师荀子痛骂的对象，《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那么，赫然存在的子夏氏之儒为什么被韩非给忽略了呢？近代有学者揣测，在韩非看来，子夏虽然出自孔门，但实际上是整个战国时期法家的“祖师爷”，那自然就不好再列出来指名道姓地痛批了。
应该说，这个揣测虽然略显证据不足但还是很有启发性的：在理论上说，子夏是孔门的“礼派”，与孟子一派相比更重视客观性的规范建设；从师承上说，子夏晚年在魏国西河教书授徒，着实培养了一大批法家干将的弟子徒孙。
李悝（李克），这是真正意义上法家的始祖，中国古代延续2000余年的法统，就是从李悝制作的六篇《法经》发轫而来的。从年代上说，李悝与子夏同时而年纪较小，也是活动在魏国，派别上属于儒家，应为子夏的弟子。
吴起，子夏门生，这是一颗在战国初期耀眼夺目的政治明星，当时言法则吴起与商鞅并举，言兵则孙武与吴起并称，但他的师承还是儒家，据近人考证，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的《左传》的成书与流传，吴起之功最大。
商鞅，李悝的学生，在魏国从李悝处学得《法经》，辅佐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成为天下首强，不但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天下大势的基本走向，也奠定了此后2000多年中国的基本政治模式。
以上诸人，均出自儒家的子夏一脉。到了战国晚期，注重礼义的大儒荀子门下又出了两位法家干将：韩非与李斯。由此可见，战国时期法家人才的培养，儒门实在是居功至伟、当仁不让的。
法家思想的另一个渊源，来自黄老学派。分别是重“势”的慎到和重“术”的申不害。慎到在齐国文化中心稷下学宫做学者，基本是理论家；而申不害与商鞅同时，在韩国做相国，是一个政治实干家，但其功业与商鞅相比则要大显逊色了。
二、法家的精神内核
如果以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的理论作为审视法家思想体系的坐标，那么，法家学说就是一种法、术、势三位一体，以共同实现富国强兵、加强君主集，进而夺取天下的政治理论。法术势三个要素，法治思想可以说来自儒门，而术、势的心法、理论则来自黄老学派。就韩非的理论体系来说，法家就是以道家的术势观念为内在心法，以法治为外在手段的一门学问。
因此，近代学者在元分析法家思想体系的时候认为，先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才是纯粹的法家，他们的主张是国家本位的；而韩非则不是纯粹的法家，他吸纳了术势的元素，本质上是为君主一人服务的，很反动，要准确说应该叫“刑名法派”。那么，法家学派为什么最后内容越来越杂？越来越杂之后，这一派人物为什么还被视为同一门学术？这门学术的真正精神内核是什么呢?
东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深刻变革与动荡的大争之世。原来的贵族封建制日趋瓦解，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经历着阵痛的演变。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管理模式能够脱颖而出，战胜其他模式并使纷纭的天下归于一统？当权派在斗争着，学者们在探索着。除了极少数避世的道家人物，当时的各大学术流派无不关注于这个最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而在其中，那些最有用世之心、最想建功留名的杰出人物纷纷从各派中走出来，以学者和士人的身份搅动天下，扮演着应时代弄潮儿的角色。这些人物来自各派，但共同特点是最关注实践，关注“行得通”，于是，各派学说在政治实践中是否行得通，就成了他们取舍的唯一标准。在这个大前提下，法家人物对各派思想的取舍扬弃，也就可以归为有一个目的——成事。
法家的人物是为天下而生的，是为做事而出来的，管用，就是他们对个学派进行考量的基本标准。因此，法家们追求的不是理论上的圆通，而是看得见的实效。“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这是当时有事业心的君主们的想法，也是法家者流的内心独白。因此，各家学说在一体系上被打破，所有有用的内容有都被毫不顾忌地“拿来”，所有不且实用的的东西都被毫不留情地扔掉，经过这样的严格筛选，法、术、势三者就成了法家高举的“三面红旗”了。
就拿韩非来说，他出自儒门，只是吸取了儒家礼派中“规范性”的精髓，对于仁义道德于这些内容，不但是弃之如敝履，甚至还要大声斥骂为蠹虫，必欲灭之而后快的。《韩非子》中有《解老》《喻老》两篇，也可以看得出他对老子心法的精深揣摩，但是，老子中守弱、小国寡民的思想元素，他是提都不愿意提的。作为一群没有现实的实力而只有雄心、意志和才具的杰出士人，法家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把自己平生所学卖出去，求得君主的欣赏，货架上的商品都是要很实用的，这一点，商鞅在游说秦孝公时教训深刻经验宝贵，后来的法家当然明白这个道理。同时，你的学说在受到青睐并付诸实践后，还要保证达到效益最大化，这个问题，在战国后期的韩非做的最有自觉性。他看到，商鞅变法虽然实现了富国强兵，但秦国的富强容易被权臣拿去为自己牟利，国家并非最终受益者；申不害的术虽然见效快，但后劲不足，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位雄心勃勃的国君才可能实现天下归一的终极目标；要想帮助国君成事，先要帮助国君保住自己的君位和君威，否则再好的主张也只是透明的轻飘飘飘的主观意念而已。如此一来，法术势三结合的韩非理论也就新鲜出炉了。
正因为法家人物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在于行得通、在于成事，所以他们也要把当时各家流派的学说中对自己有用的因素都吸纳进来、组装起来，这都是他们成事的理论武器而已。切不可认为商鞅就是“国家主义”的忠实信徒，“法治理想”的拥趸，韩非就是“忠君爱国”的高尚人士或者专制主义的拥趸，他们主张这些，只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有用，是自己“成事”的有力武器；若非如此，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弃之如敝履”的。
法家学说虽然打碎和割裂了各派，但又形成了一套自己有机的东西，法术势三者是可以结合起来有机成为一体的，至于三者的具体比重则可因时因势因人而调整。法家学说的体系性，是由政治活动的规律性决定的。政治是一门有自身有规律的活动领域，法家学说也就必须形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
三、法家的破碎人生
法家学派还有一个特点尤其引人关注：这派人物大都不得善终。除了早期儒家色彩依然浓厚的李悝、道家思想浓厚的申不害、学术人物慎到之外，其他热衷政治实践的法派人物，如吴起、商鞅、韩非、李斯，死的都比较惨。其原因，则在于法家人物是为成事而生的，他们不能有更多的兼顾，如果说他们的事业设计宏伟壮丽，他们的人生设计则是七零八落碎裂不堪的。
在学问方面，可以说法家用的是“加法”，任何学派中有用的东西他们都努力拿起来为我所用，因为多一件理论武器就多了一些成功的机会；在人生领域，他们则是在用“减法”：人毕竟不是机器，但这些人就是尽量要把自己化为一件锐利的武器，去成事。人生的许多元素和牵挂，在法派人物看来，都成了干扰项或者叫做阻力，只有不段地排除干扰项，排除阻力，他们的事业才能步步前行。因此又可以说，法家人物的人生，也就是一种不断破碎的人生，他们的破碎，一是主动，二是坚决，三是彻底。破碎的内容，则是神来杀神佛挡杀佛——
——亲情的破碎。这个方面吴起最臭名卓著。为了成功，他离开母邦卫国，与母亲噬臂而誓，不立功扬名决不回家，以至于母亲去世也不回去料理，被曾子逐出了师门；在鲁国，为了做将领，他更是上演了“杀妻求将”的惊人之举。
——师门的破碎。这一点上法家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商鞅出自儒家，却明确主张要焚诗书而明法令；韩非更是称同门的儒者为蠹虫，必欲扫除之而后快；李斯更是焚书坑儒活动的直接促成者。如果说打击儒家还可以算作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义，那么李斯为了权位不惜害死同门师兄韩非，就不是“主义”所能说得通得了。
——友情的破碎。这方面最经典的是商鞅。商鞅在魏国时与公子卬关系不错，后来各为其主两军对垒，居然打着友情的名义诱擒了对方。虽说兵不厌诈，这个事情做得也实在让人瞠目了。
以上被法家学派人物无情破碎的各种干扰项，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很美好和必要的人生要素，是一个人生于世上的感情存放处，最关键的，也是一个人处于逆境和危难时最好的避风港和庇护所，这些东西被无情地破碎了，法家们的人生危险指数当然也就急剧飙升了。
对于敌人，法家们就更不留情面了，看看商鞅对太子党的打击就知道了。他们绝不对敌人做任何幻想的，他们的生存理念是，我就是要永远处在优势的强者地位，你弱了，你倒霉你被灭是天经地义的。
就这样，法家们自己营造的这种危险遍地、荆棘密布的生活之路，最后总是要了他们自己的性命。因为，人生总是起起伏伏的，一帆风顺永远强大往往只是奢想，而一旦走进荆棘丛中，法家早已为自己培养那群的掘墓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跳出来，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
法家的人物基本都是有天下情、有远见卓识又有坚强意志的杰出人士，在政治实践中也有战士的勇敢品质，的确很令人神往。但令人稍为遗憾的是，面对绝境、面对死亡，法家们并不能表现出少数儒家英雄所具有的那种坦然和浩然之气。从商鞅的四处逃遁到李斯的垂死哀号，我们并不能看到战士的大勇。当然，生之留恋乃是天性，我们不可强求太过，但法家们面对死亡时的惊恐与失态，似乎还可以从他们的人生态度中去寻找一点蛛丝马迹。
如上所说，法家的人生被他们自己破碎得七零八落，在亲情友情这些美好的事物受到他们自己的严重摧残之后，那么他们的生活乐趣和精神安顿问题如何解决？这似乎还不外乎奢华生活、高官厚禄的补偿。如商鞅被杀前一年，赵良就指出过他的骄奢与贪恋富贵的弱点；李斯为了富贵权位与赵高合作，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保全一家的巨大财富与奢华生活。以这些要素来填补精神空白的人，可以说，其生活品味并不高，这些贪恋，或许也是让这些志存高远意志坚强的人们有点贪生怕死的一个重要缘由吧？
标签： 法家代表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