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主流思想，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先秦时期，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才是显学，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秦朝一统天下后，“民以吏为师”，法家思想占据着统治地位。
李斯（出自《大秦赋》）
至于，儒家为何后来居上，普遍认为开始于汉武帝接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实际上，这两句话既不出自董仲舒，也不是汉武帝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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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的先行者
秦灭亡后，经历了楚汉之争的刘邦，最终建立了汉朝。
对于秦朝的灭亡，汉朝君臣有过普遍反思，加上战争过后的汉朝初立，一片凋敝。
汉高祖（出自《楚汉传奇》）
天子出行，连颜色一样的几匹马都找不到，所以过去秦朝那种对社会全方位控制的法家思想，即便汉朝天子想学，也没有现实条件。
因此，汉初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从汉高祖刘邦开始，这成了汉朝的基本国策，也缔造了“文景之治”。
汉景帝（出自《汉武大帝》）
汉景帝后期，“京师值之钱累积巨万，贯锈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露积于外，腐而不可食”。
这说明，虽然当时百姓生活可能改善不多，但国家财富积累是很客观的。
并且在朝廷“无为而治”的背景下，一些富商巨贾、豪门望族逐渐形成，对朝廷的离心趋势凸显，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变得严重。
郭解（出自《汉武大帝》）
倘若此时，依旧奉行“黄老之术”，对汉朝社会的改观就没有正面作用了。
因此，法家刚则易折，黄老不能解决眼下问题，儒家作为一种纠偏的学说就走到了历史前台。
汉武帝在登基之初，为了缓和与“黄老之术”死忠粉窦太后的思想争端，耍了个小聪明。
他任命窦太后的侄儿窦婴为相，而窦婴的思想底色正是儒家。
窦婴（出自《汉武大帝》）
对此，老练的窦太后政治嗅觉极为灵敏，在她的反击下，窦婴被罢免，与窦婴一起的班子成员赵绾、王臧下狱自杀。
等到窦太后去世，汉武帝任命自己的舅舅田蚡为相，田蚡也是喜好儒术之人。
田蚡（出自《汉武大帝》）
在他的倡议下，立刻“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董仲舒就是趁此机会被提拔的。
因此，“罢黜百家”并非董仲舒首倡，而是有窦婴、田蚡这样的先行者，更非汉武帝钦定。
董仲舒（出自《汉武大帝》）
相反，汉武帝倒是提过“悉延百端之学”，这岂非矛盾？
其实，汉武帝君臣的“罢黜百家”，仅仅是将百家学问著作，从官方教材中删除，并不反对在民间传播。
至于“独尊儒术”，则更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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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的后半句
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的事迹，最早的概括出现在班固《汉书》中：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武帝）初定，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
汉武帝（出自《汉武大帝》）
不难看出，班固也没有提出“独尊儒术”，而是将汉武帝的政策提纲掣领地概括为“表彰六经”。
“六经”为《诗》、《书》、《礼》、《易》、《乐》、《春秋》。
而早在董仲舒之前，汉代就设立了五经博士。
可以说，汉朝的思想转向，最初与董仲舒并没有直接联系。
但董仲舒仍旧是促进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关键人物。
图片出自《汉武大帝》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又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提到的对策，以及他创立的“公羊学”派，杂糅了阴阳、道、法家等诸多学派的观点，将原始儒家改造为了适应大一统帝国模式的新儒学。
图片出自《汉武大帝》
他的建议最契合汉武帝的想法，所以自然会引起汉武帝的重视。
应当说，董仲舒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想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加上董仲舒本人的儒家身份，也难怪人们会认为汉武帝的这个政策背后的擘画者是董仲舒。
但这并不代表，董仲舒提出对策后，汉武帝君臣当下就完成了政策的大转向。
公孙弘（出自《汉武大帝》）
直到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才接受丞相公孙弘的建议，“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且自此以后始任用经生为吏﹐为经学之士开了利禄之途,故曰“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
只有到这时,儒家经学才取得了尊崇的地位,且一改秦以来设百家博士的旧制,专任儒家经士为博士。
太学生时期的刘秀（出自《秀丽江山》）
可见“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董仲舒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不是先行者，也不是真正的实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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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尊儒术”怎么来的
不仅汉武帝没提过“独尊儒术”，甚至在具体的擢拔人才层面，他奉行的也是“非常之时，用非常之人”，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班固曾说：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仅三人是儒生，且公孙弘本是老吏。
董仲舒利用“天人感应”学说，在为“君权神授”张本的同时，又意欲用一个至高无上、抽象的“天意”来限制君王的行动。当他用灾异向汉武帝示警的时候，差点被汉武帝诛杀。
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可见无论如何，汉代的皇帝都不会“独尊儒术”。
汉宣帝（出自《大汉情缘之云中歌》）
而且，后世贤哲仍旧兼治百家学说。
以诸葛亮为例，他身上具有明显的儒家色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但他却希望刘禅多读《韩非子》、《商君书》。
诸葛亮（出自94版《三国演义》）
那么，“独尊儒术”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虽没有明确的说法，但他本人反对王安石变法，言语之间就会有这种倾向，即把王安石的行为归结为法家，他自身的思想定义为儒家，自诩正统和正义，自然会表现出这一种论调；
司马光（出自《清平乐》）
还有这代表着一种愿望，宋儒朱熹等人在吸取佛教有益思想的前提下，也看到了佛教盛行，会导致的社会危机。所以“独尊儒术”，朱熹虽然没讲过，但应该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最后，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将宋儒的观点抽象性概括，以远藤隆吉和久保天随为代表，在明治维新的大背景下，他们开始猛烈批判儒家。
他们的观点直接又影响了清末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比如梁启超。
梁启超（出自《走向共和》）
柳诒徵指出：“以诸子学之失传，归罪于董仲舒请汉武帝罢黜百家，其说盖倡于日本人，梁氏撰《新民丛报》时，拾其说而张大之。”
再者当时不自贬、不骂人、不“诬古”，便无人关注。
所有人都想搞个“大新闻”，这种说法就流行开来，董仲舒也不明不白地成了“背锅侠”。
只是我们如果知此真相，便不可再人云亦云了。
参考文献：
蔡晖《汉武帝：别乱说 我多会儿“罢黜百家”了？》
陈静《罢黜百家旨在表彰六经而非独尊儒术》
本文创作团队
作者 | 赵希夷
策划 | 赵希夷
编辑 | 赵希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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