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生卒年不详，是战国时期楚鄢郢（今襄樊宜城）人。宋玉的生平事迹，与屈原一样，多不见于先秦古籍。但自西汉至唐以前，存在一些撰述。这些文献资料，虽属片段或多有舛误，但对我们了解宋玉其人其事，均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所以也弥足珍贵。
宋玉辞赋作品，据《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所载，有赋十六篇。因《汉书艺文志》编纂体例的缘故，并未排列其作品的具体篇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仅收录《九辩》和《招魂》两篇，而《招魂》一篇的著作权历来是很有争议的。后因社会环境十分动荡，其作品在历代的流传状况与其他文人典籍的命运同样，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灾难或散佚或绝迹，较早的文献资料《汉书》中所载篇目，今天的学者们无从得知。
至南朝梁朝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皆被收录在萧统编《文选》中；《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舞赋》六篇则为《古文苑》所录。学者褚斌杰先生以为：“楚辞《九辩》一篇，赋《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八篇和散文《对楚王问》共十篇为宋玉流传于世的作品。”
此观点颇具代表性，历来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宋玉文学作品的真伪考辩问题历来是学者们争论之焦点，与此本文将按此结果作为分析的前提。有关于宋玉的生平事迹不多见于先秦正史古籍，先唐时期，关于宋玉生平一些撰述尽管皆属片段又多有舛误，但这些文献史料对我们深入探究宋玉其人以及各时期学者对其文学作品和人格精神的评价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参考价值。
这些即是现存记载宋玉事迹最早的一部分文献材料。尽管有限，但由此我们还是能够获知有关于宋玉的一些生平事迹：（1)宋玉生活在战国末期的楚国，与景差追随屈原从事政治活动，却终“莫敢直谏”。
（2)宋玉曾想通过其友人的推荐走入仕途，然而自认未得到君王的另眼相待，他引喻“玄嫒”自比，说明其不仅没有得到赏识，还曾因同僚谗言所疑深陷政治危机，也因此对政治环境有所惧怕。他是恃才而自视甚高的人，然而从引诗所知：宋玉的个人仕途并不得意。（3)宋玉好辞以赋见称，在当时以为天下知，并且有赋十六篇传至汉代。（4)《九辩》的创作动机源于宋玉悲悯其师，以赋伤悼。
但《九辩》文本里并非“悲悯其师”，而为自伤。宋玉所侍国君是顷襄王，当时的朝廷内外，君昏臣暗，战争连绵，国势日颓，宋玉曾在御前微言讽谏、出谋划策，力劝襄王举贤授能企图以己之力唤醒沉迷娱乐的君王能够扭转这时期国家的动乱局面。襄王沉迷于欢娱，只赏识他识音属文。
君王眼中的宋玉不过一个“词臣”而已。《离骚》曾对“微言讽谏”的情感有过表达：“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可想而知，宋玉对于“讽谏”一事多怀无奈纠结之感。
然而，当代的郭沫若先生于历史剧《屈原》里毫不客气的指出宋玉是个“没有骨气的文人”，认为宋玉是个阿谀馅媚的弄臣。本文认为这是很大的误解，宋玉不是一个懦弱的文人，而是位卑言微，宋玉没有政治能力直谏国君，只能通过微言讽谏，卒章显义。
宋玉的辞赋里，也同样透露着自己不为人所理解的“曲高和寡”，政治抱负又无法施展。他有着“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敢于直谏的性格，因时势的造就而只能“曲谏”。关于宋玉的政治思想，刘刚教授认为：“宋玉的政治思想与屈原一致，同属于儒家集大成者荀况的吸纳了法家、道家等有益因素的新儒家思想，具有进步意义”。宋玉的晚年生活，在四处流浪和对国家的忧虑中度过，面对着悲惨困顿的生活，又坚守着高洁我执的信念卒于负刍五年。
关于宋玉作品中所涉及的题材、表现的内容以及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我们可以通过宋玉的诗、辞赋、对问体散文来一一了解。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就有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民食鱼稻，以鱼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
与此我们知道，位于长江流域的楚国地域辽阔，民风淳朴，有着重视祭祀、好巫的文化传统。两汉是受楚文化影响极深的，巫觋文化和神仙思想的盛行，在楚地的文学作品中往往呈现出浪漫、神奇的文学特点。不仅是屈原以此作为文学作品的题材，我们从宋玉的作品中也同样找到了浓重的南楚文化影响的痕迹，例如：《九辨》、《招魂》、《高唐赋》、《神女赋》诸篇。
姜亮夫先生有云：“在宋玉的作品中，确实有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关系极巨的篇章。姑且举其重要者：《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作品，不仅大半是汉以来所认为是宋玉的文章，而且都在文学史上形成一股巨大的情感弘流，几乎成为文学形象思维，为一切文人所同情、所拟摹的一种主体，譬如悲秋、神女、美女、风、舞等乃至于一切艳体诗为题的诗文词典。”
宋玉作品的成因和重要动机就是为了达到讽谏君王的目的。劝谏楚王能励精图治，能够远离美色和谗言致力挽救楚国颓势，同时期冀个人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得以实现；另一个原因则是在政治失意后作赋以求寄托个人生命情感理。
其中《九辩》又极具代表，这是宋玉的一篇长篇政治抒情诗，全诗以一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叹为基调，共250句，抒发了悲秋、感遇、思君三层内容，与屈原之《离骚》交相辉映，不仅于艺术表现形式和情感上承袭了屈原作品的基调，又将四季之“秋”的萧瑟与“悲愤失意”相联系。
全诗因秋起兴，继写诗人潦倒悲郁的不幸遭遇，抒发出壮志难酬和时光易逝的无奈之感。钱钟书提及《九辩》有言：“凡与秋可相系着之物态人事，莫非‘蹙’而成‘悲’，纷至沓来，汇合‘一涂’，写秋而悲即同气一体。
举远行、送归、失职、羁旅者，以人当秋则感其事更深，亦人当其事而悲秋逾甚...窃谓《九辩》首章尤契斯义。‘敘物以言情’非他，西方近世說詩之‘事物當對’者是。”钱钟书先生也曾言及《九辩》一篇“貌写秋而实写愁”—语道破天机。
此后，历代的文人皆以“悲秋”为主题而抒写个人仕途失遇之悲与家国之忧，例如南宋陆游有诗《悲秋》云“我岂楚逐臣，凄怆出怨句？逢秋未免悲，直以忧国故”，诗人感时伤世，忧国之情怀跃然纸上。不仅《九辩》，宋玉的其他作品也不可避免地向我们透露出受到政治打击和排挤的低层文人思想。
这篇《九辩》无论是从创作精神还是艺术表现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屈原的文学创作传统，又加入新的创造。宋玉善于体物，他因秋而兴悲的感伤抒情，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而被成为中国赋体文学开创期的双璧“《高唐》、《神女》”二赋以故楚神话传说为题材，作者用无穷的想象力和夸张排比等艺术手段，极尽铺排以铺陈了巫山的雄奇景观和神女的美丽多情。
自然景物的描写采用了“这种仰视俯察，近观遥望的多视角写作手法，无疑给后文的尽情铺叙带来了方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表现出山川景物整体而多变的美，使描写对象在广阔空间达到充分的展现。”
而文章内容虽言君王游猎的瑰丽景色和神女多情，但文章的目的却以劝谏欲见神女的楚王应以国事为重、任用贤士为中心思想；《登徒子好色赋》、《讽赋》皆以对问为结构，目的是要讽谏楚王不要因贪恋女色而荒废国政。对于景物和人物的描写的确堪称绝笔，对后世文人创作的影响之大，无人能敌。
宋玉对“东家之子”的描写历来为世人称颂，但也因此多为人诟病。文中的“登徒子”一词作为好色之徒也被后世所用，作为典故流传和征引。此赋大篇幅对女性情感细致入微的揣摩和描述，也由一个侧面反映出宋玉因以“文”侍人，通过如此方式取悦和微谏于君王，压抑又沉郁的情绪通过文章里对而迸发出来。
而这些偏女性化的心理情感依旧深植于宋玉政治和人生失意的哀愁中；《风赋》则模仿和继承了庄赋对自然景物的铺陈和对问，以风为喻体，用“大王之雄风”与“庶人之雌风”的描述以达到讽谏楚王的创作目的。对于宋玉多篇诗歌、辞赋作品的分析，我们不仅发现了楚文化对宋玉文学创作观的影响，也注意到宋玉在文学上对屈原以及《楚辞》的继承和发展。
面对黑暗的现实，屈原为楚国大夫“其志洁，其行廉”，他坚持真理，决不随波逐流。在无力回天之时，毅然选择以死相抗，怀石沉江，以个人生命向楚国腐朽的统治集团发起的抗议。因社会地位和政治环境决定了宋玉不能像屈原一样犯颜直谏国君。浸染过楚文化的楚国作家里，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着重抒情，又喜直谏。宋玉创作的骚体赋则重体物，作品中好微辞讽谏。
屈原崇尚理想主义，宋玉将个性情感发挥至极，实现了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的过渡，这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而宋玉文学作品的探究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的宋玉批评研究。学者们站在文学批评的视角沿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从蒙昧到萌芽直至文学自觉时期发展路线下的宋玉批评进行的探究还有待挖掘。
楚辞曾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沉寂。王逸《楚辞章句九章序》有云：“楚人可惜而哀之，世论其词，以相传焉。楚辞在楚国灭亡后至汉初都只是流传于民间。汉代刘向《楚辞》所辑十六卷，至东汉时期，王逸所编订的《楚辞章句》根据刘向所辑十六卷，后增加自作《九思》一卷，为十七卷，是楚辞学研究集大成之作。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楚辞》注本，在楚辞学史上的地位举重若轻。书中作者专门为宋玉作品《九辩》、《招魂》二篇分别作序，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涉及到有关宋玉批评。
从这两则材料中，我们得知：首先，王逸交代宋玉仕楚，是屈原的弟子，这也从旁证实了《韩诗外传》和《新序》里提及宋玉对楚王问是以臣的身份。其次，《九辩序》中透露出刘向辑录《楚辞》时就认为《九辩》为宋玉所作。第三、他对宋玉创作《九辩》、《招魂》二篇的创作动机作出了解释。
班固的《汉书》是因袭刘歆父子《七略》所作，《汉书‘艺文志》载宋玉有赋十六篇，由此可以大胆推测，班固的这种说法很有可能也是因袭了刘歆父子。王逸为《楚辞》中宋玉作品《九辩》和《招魂》单独作序，也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对于宋玉生平和师承有所交代，更可贵的是王逸为其作品作序，单独成篇。
刘刚教授认为：“王逸的《九辩序》和《招魂序》以及《楚辞章句》中的其他篇什都是模仿《诗经》之序而作，二序的体例不外于“诗序”叙本事、明主旨的范式，二序的批评标准更完全依照两汉的‘诗教’观。”
王逸的《楚辞章句》，“章句”沿用前人旧题，连注经的体式也是沿用汉人注经的方式，当然也继承了汉代人以儒家“诗教”的眼光去解读和批评文学作品，这就难以使其作者避免文学视野的局限性，同样，以汉儒释经的眼光去为辞赋家作序，就会出现与文学作品本义上有差距。
例如，王逸《九辩序》里认为宋玉作《九辩》长诗是为哀悯其师屈原、以述其志所作，而《九辩》实为宋玉为己政治失意而哀。直至东汉，“诗教”的观念依旧深植于文学实践中，儒学思想“独尊”的地位，严重阻碍的文学的发展。但是，王逸整理和注释《楚辞》作品时能够为宋玉作品单独作序，也说明文人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本身的审美功用有着天然的敏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的存在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两汉之际，文学批评主要以政教为立足点，批评群体普遍缺乏文学审美的眼光。汉代是封建意识形态大一统强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经学的风靡，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独尊儒术”在文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于汉儒将《诗三百》奉为圭臬。两汉儒家诗歌理论的核心思想就在于强调文学在伦理教化方面的功用。
《诗大序》有云：是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里所说即扩大了诗歌在政教人事方面美刺讽喻的作用，将政治和音乐联系起来，汉人通过乐诗来观察政教风俗。
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最初来源于孔子“兴观群怨”一说。以“兴观群怨”的标准去称量文学，这是汉代文学批评的视角。他们更加重视学术和传统，对人格精神的解读在其评价范围，而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并非汉代文学批评理论的出发点。
用这种由先秦诸子论著里借用来的观点来阐释和注解诗赋衡量文人道德和文学作品的行为是十分狭隘的，这一思考模式使得文学在两汉时期困于政教的功用而无法健康发展。以儒家经学为尊，使得宋玉批评笼罩于经学的视野之下又不断受到经学的某些特质的浸染。
政教观念下的批评者所关注的是宋玉的人格精神以及作品的讽谏精神，而宋玉作品的文学成就在汉代并未得到回响。在文学意识初级阶段的文化背景下，宋玉的作品并没有得到学者们文学的角度的关注，也未能得到科学而客观的对待。
尽管如此，两汉是宋玉批评的初始，汉人的宋玉批评中保存着有关宋玉文学批评的重要史料，而“以经论诗”即这一时期宋玉批评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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