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世纪初，笔者发表了一组系列论文，对权威学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进行批评，包括《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郑振铎金瓶梅研
究的成就与失误》、《吴晗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魏子云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朱星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等五篇，敬请批评指正。
在现代中国，以鲁迅、郑振铎、吴晗为代表，开始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和近代小说新观念，对《金瓶梅》进行科学的评价和考证，将研究大大推进了一
步。但是，伴随着成就一起产生的，还有粗疏、错误和不尽人意之处。
一、对《金瓶梅》写实成就的至高评价
鲁迅先生首先用近代小说的观念来评价《金瓶梅》，把它放到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存在价值。
《金瓶梅》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刚刚才露头的明代末年，就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小说创作的新观念，开创了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
“以描摹世态人情”为特征的小说创作的新潮流。
郑振铎先生继承了鲁迅的这条认识路线继续向前开拓，把对《金瓶梅》的写实成就的评价推向了极至，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最高水平。
郑振铎《金瓶梅》研究的文字有三：1927年出版的《文学大纲》第二十三章；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章；1933年发表的专论《谈〈金
瓶梅词话〉》。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总体评价，有以下四点：
（一）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郑先生认为：
“《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在文学的成就上来说，《金瓶梅》实较《水浒传》、《西游记》、《封神传》为尤伟大”，
“西游、封神只是中世纪的遗物，结构事实，全是中世纪的，不过思想及描写较为新颖些而已。
《水浒传》也不是严格的近代的作品，其中的英雄们也多半不是近代式(也简直可以说是超人式的)。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①。
郑氏将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以《金瓶梅》为转折，划出了一条明晰的界线。
在它以前的作品基本上是中世纪式的、古典式的小说，《金瓶梅》才是严格的近代期的小说。
这个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金瓶梅》的最本质的特征，从而肯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
如果说鲁迅对此已有所意识，但还没有明确指出的话，郑氏则极其鲜明地揭示了出来。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二）中国社会病态的深刻揭示
郑氏指出，《金瓶梅》“不写神与魔的争斗，不写英雄的历险，也不写武士的出身，像《西游》、《水浒》、《封神》诸作”，它写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
的社会”①。
当然，《水浒传》等小说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露也是有分量的，但就其深刻程度、广泛程度而言，是不能与《金瓶梅》相比的。
因此，郑氏指出：“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
《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②。
（三）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
郑氏认为，《金瓶梅》的“写实”成就，是它超出古典型小说，而成为近代期小说的重要标志。
他说，《金瓶梅》所写的是“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写真实作品，在宋元话本里曾经略略的昙
花一现过”。
然而就是这样的宋元话本，如《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等，“尚带有不少传奇的成分在内”。
这种情况在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中都存在。这些作品“写实”的成就也是很高的，但毋庸置疑，传奇的成分亦不少。 就是《红楼梦》也是
这样。
“ 《红楼梦》的什么金呀，玉呀，和尚、道士呀，尚未能脱尽一切旧套。唯《金瓶梅》则是赤裸裸的绝对的人情描写 ” ， “ 将这些 ‘ 传奇 ’ 成分完
全驱出于书本之外 ” ① 。
当然，从总的艺术成就上讲，《红楼梦》是超过《金瓶梅》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不说《红楼梦》较之于《金瓶梅》反倒退了一步。
因此，郑氏指出，《金瓶梅》 “ 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 ” ， “ 在我们的小说界中，也许仅有这一部而已 ” ① 。
（四）非凡的典型意义
郑氏认为，《金瓶梅》描写的晚明社会的“世态人情”，具有非凡的典型意义。
他说：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而这个充满了罪恶的畸形的社会……至今还
是像陈年的肺病患者似的，在恹恹一息的挣扎着生存在那里”②。
报纸上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西门庆般的恶霸土豪，武大郎、花子虚般的被侮辱者，应伯爵般的帮闲者，
可以天天见到？潘金莲的指桑骂槐，杨姑娘的泼妇口吻，如今日所听所闻。
郑先生说：“《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作者的描
写，太把这个民族性刻画得入骨三分，洗涤不去”②。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评价，在某些提法上可能有拔高之嫌，但就其总体而言，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事实的。
他的评论高屋建瓴，深刻、独到，超越前人，其影响是深远的。
直到今天很多《金瓶梅》研究者依然遵循先生开创的这条认识路线，向前开拓。
《郑振铎文学研究法》
二、如何评价《金瓶梅》中的性描写
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性描写，这是客观事实，毋庸讳言。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它？这是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
鲁迅与郑振铎在充分肯定《金瓶梅》写实成就的基础上，对《金瓶梅》的性描写作出了绝然相反的评论。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金瓶梅》写的是世态人情，并不是专以写市井间的淫夫荡妇与描摹下流言行；由于时尚（全社会的性纵欲风气），因此
小说中难免“间杂猥词”，致使“猥黩者多”；人们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
鲁迅将写世情与写时尚对立起来；将写世情与写性、性行为对立起来；将世情书与“淫书”对立起来。他对《金瓶梅》“淫书”说，作了绝对的否定。
面对《金瓶梅》中大量的性描写，他所取的是一种“鸵鸟政策”，殊不可取。
郑振铎则认为，《金瓶梅》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作品，但仍然是一部“秽书”。对此，郑氏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金瓶梅》仍然是一部“秽书”
郑振铎说：“《金瓶梅》是一部不名誉的小说，历来读者们都公认它为秽书的代表”，“诚然的，在这部伟大的名著里，不干净的描写是那末的多，简直像
夏天的苍蝇似的，驱拂不尽。
这些描写常是那么有力，足够使青年们荡魂动魄的受诱惑。一个健全、清新的社会，实在容不了这种秽书，正如眼瞳中之容不了一根针似的。”【2】“可惜
作者也颇囿于当时风气，以着力形容淫秽的事实，变态的心理为能事，未免有些‘佛头着粪’之感”①。
（二）他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作了深入研究
鲁迅从明末社会的客观现实（全社会的性纵欲风气）中，去寻找《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很有见地。郑振铎则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拓展。
1、从文学发展的源流中去寻找《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
他侧重于分析当时代淫秽文学作品对《金瓶梅》的影响问题。他说：“《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
史》等等‘秽书’的时代”，“连《水浒传》也被污染上些不干净的描写，连戏曲上也往往都充满了龌龊的对话”②。
2、他从小说作者自身来进行分析。
他指出：“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在这淫荡的‘世纪末’的社会里，《金瓶梅》的作者如
何能自拔呢？随心而出，随笔而写，他又怎会有什么道德利害的观念在着呢？大抵他自己也当是一位变态的性欲的患者罢，所以是那末着力的在写那些‘秽
事’。”②
《金瓶梅资料续编1919-1949》
（三）对《金瓶梅》的性描写如何处置
郑振铎主张出删节本，将其中的性描写全部删除。
他说：“除去了那些秽亵的描写，《金瓶梅》仍是不失为一部最伟大的名著的，也许‘瑕’去而‘瑜’更显。我们很希望有那样的一部删节本的《金瓶梅》
出来。”②
综上所述，郑先生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研究所提出的两个重要观点，是对鲁迅的论述的很重要的补充和发展。
可以说，正是鲁迅、郑振铎，还包括沈雁冰、三行等先生的努力，才全面、准确地完成了《金瓶梅》性描写成因的研究。但是郑氏对《金瓶梅》性描写本身
的研究，则有失偏颇。
其一、郑先生对《金瓶梅》在多大规模上写性，缺乏基本了解。
他以为，所谓性就是性交媾，删除了性交媾文字，《金瓶梅》中就没有性，没有性描写了。这个看法是很片面的。
作为性学研究对象的性这个概念，外沿很广，内涵很深。性交媾只是性行为中的一个方面，而性行为又只是性的一个方面。
《金瓶梅》写性的大量文字并不是写性交媾，而直接写性交媾（就是众所周知的两万字），只是《金瓶梅》写性的一个小小的侧面。
《金瓶梅》写性的深广度，远远超出我们的相象。
小说写到了晚明社会各色人物的性心理、性观念、性器官崇拜、性能力崇拜、性行为、性虐待、性癖好、同性恋、双性恋、嫖娼、卖淫、性掠夺、性侵犯、
性贿赂、婚姻、家庭、生殖、性病、性暴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可以说，小说写的性问题，弥漫在全书的绝大部分章节，文字总量约占全书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此大的篇幅与分量，能删得掉吗？
（沈雁冰在《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③中说，《金瓶梅》全书一百回，描写性交者居十之六七。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应将‘描写性交者’，改为‘描写性
者’，才对。）
在《金瓶梅》中，作者花大气力、不惜用很大篇幅，精心描写性问题。例如：
1.小说开头，写西门庆计娶潘金莲。作者用九回篇幅写到少女潘金莲遭遇性侵犯；潘金莲对武松的调情；一见钟情（西门庆帘下遇金莲）；王婆定十件挨光
计（属高水平调情的理论总结）；
西门庆实施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房戏金莲。这是写的通奸（其中有大段的男性和女性的性器官的显微式描写，这是晚明社会性器官崇拜的真实记录）；
淫妇药鸩武大郎（写了从性侵犯、性掠夺到奸杀的全过程）；孟玉楼自己作主改嫁西门庆（性观念的重大嬗变），如此等等，难道说这些都不是性描写吗？
可以说，作者在这九回中，用了90％的篇幅写性。
2.小说用大量篇幅写了妻与妾、妾与妾之间爆发的大规模的你死我活的争宠战争。 争宠战争中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玩弄五花八门的性技巧。
3.西门庆、花子虚、王三官等大规模的嫖娼活动。
4.家庭内外大规模的通奸活动：男主人与女仆、妻妾与男仆、男仆与女仆之间的通奸，西门庆与王六儿、林太太、贲四嫂等的通奸等等。
5.小说还花了相当的篇幅写婚姻、家庭、生殖等性问题。单就这五个方面的性描写，就占据了全书很大的篇幅。
如果把这些统统删除，那还能是《金瓶梅》吗？郑振铎只把书中的“性交媾”看成是性描写，实在是太片面了。
其二、郑振铎将《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完全看成是糟粕，所谓“佛头着粪”、“夏天的苍蝇，驱拂不尽”等等，加以全盘否定，这也是不可取的。
1.《如意君传》《浪史》《绣榻野史》等性小说，完全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专写性交媾，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都谈不上。
《金瓶梅》则是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写性，全面系统深刻地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而不是专写性交媾）。
就文学史上的贡献而论，《金瓶梅》写性，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勇敢地向人们生活中最隐秘的深处挺进，这无疑是对小说主题、题材的重大开拓。
2.《金瓶梅》的突出贡献是真实地、深刻地表现了那个社会的“世态人情”。
性、性风气是世态人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食、色”，是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两个最重要、最根本的需求。
《金瓶梅》写人们的性、性行为，写各色人物的自然情欲，写全社会的性纵欲风气，难道不就是写的世态人情吗？
这不正是郑先生自己所说的，《金瓶梅》所写的是“真实的民间社会的日常的故事”，“写中等社会的男与女的日常生活”吗？是“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
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吗？
3.从性文化角度来考察，《金瓶梅》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研究价值。
我在拙文《金瓶梅是一部性小说——兼论金瓶梅对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的全方位揭示》④中指出：由于《金瓶梅》写性的全面性，多层次性，且涉及到全社
会的各色人物、各个层面。 它几乎涉及到性学、性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
因此，它是中国性文化史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晚明社会的性文化现象，在中国性文化史上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性。
《金瓶梅》 全面揭示了这一时代的性文化现象，因此它是一部“断代性文化史”，在中国性文化史上是不可或缺的，具有很高的地位；由于它是小说，
它对性现象的描述是细腻的、直观的、形象的。 这是任何一部性学理论著作都无法做到的。
因此，它为中国性文化研究提供了一部唯一的、形象直观的研究资料。
当然，《金瓶梅》 写性也有严重缺陷。作者在揭露晚明社会性纵欲风气，特别是写 性交媾时， 所持的基本上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描写，其态度是崇扬多
于批判。
作者大写特写西门庆的超强性能力，完全失去了现实的真实性和典型意义，表现了作者的庸俗的审美情趣。
作者离开情节的发展，多次对男女性器官作独立的显微式的扫描，表明作者就是一个性器官的狂热崇拜者和性纵欲的实践者。
郑振铎将写实主义（现实主义）与性描写完全对立起来，将现实主义作品与“秽书”（即现代概念的“性小说”）完全对立起来，这也是不妥当的。
《金瓶梅》全方位揭示了晚明社会的性纵欲风气，这不就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胜利吗？我们可以将《金瓶梅》称之谓“现实主义的性小说”。
至于是否称它为“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性小说”，容后再论。
《金瓶梅全图》连环画
三、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问题
《金瓶梅》成书于什么年代，历来就有两说。一说是“嘉靖说”，认为此书写成于明代嘉靖年间；一说是“万历说”，认为此书写成于明代万历年间。
而笔者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隆庆朝前后，其上限不过嘉靖四十年，下限不过万历十一年。此为笔者提出的“隆庆说”⑤。
最初见过《金瓶梅》抄本的明代文人，大多认同“嘉靖说”。 到了现代，郑振铎、吴晗提出“万历说”。
郑先生说：“此书的著作时代，与其的说在嘉靖间，不如说是在万历间为更合理些。” ②
我并不认为“万历说”一定是错的，但郑先生论证“万历说”的两条根据，我认为不能成立。
(一)关于《韩湘子升仙记》的流传时间问题
郑先生指出：“《金瓶梅词话》里引到《韩湘子升仙记》（有富春堂刊本），引到许多南北散曲，在其间更可窥出不是嘉靖作的消息来。”②
对此，黄霖先生作了进一步肯定。 他说：
“郑振铎提出的某些证据一时还难以否定，如《金瓶梅词话》中引用《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于此的确可以‘窥出不是嘉靖
作的消息来’。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⑥
他们的逻辑推 理是这样的：因为《韩湘子升仙记》目前所见最早的是万历富春堂刊本，所以这是此剧的初刻本，此剧也必流行于万历年间。
《金瓶梅》引用了此剧，因此“存在着万历时期的痕迹”，从而得出结论：《金瓶梅》不是嘉靖，而是万历年间的作品。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 ?
不错，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韩湘子升仙记》的刊本，以万历富春堂本为最早，但这并不等于说，万历富春堂本就是《韩》剧的最早的刻本，更不等于
说，《韩》剧必流行在万历年间，而不可能流行在嘉靖年间或更早。
查万历富春堂刊《韩湘子升仙记》，在上下卷卷首均标明：“新刻出像音注韩湘子九度文公升仙记”。
所谓“新刻”当然是“再刻”、“重刻”之意，说明它非“初刻”。“出像”，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图像，“音注”，就是比之原刻增加了注音。
例如第一折有“〔沁园春〕（末上）百岁人生，露泡电形”，“傀儡排场”，“汨汨名利忙”，“梨园风月”等文字，在“泡”字右旁加“音炮”两字，
“傀儡”两字旁加注“音愧垒”，在“汨”字旁加注“音密”，在“梨园”两字旁加注“即戏场”三字。
这样的注音释义在许多折中均有。这些都证明万历富春堂本，并非是《韩》剧的初刻本。
退一步讲，就算富春堂本为初刻本的话，也不能证明《韩》剧在万历年间才开始流传。
从事三十多年历代戏曲书目著录工作，成就卓著的庄一拂先生，在其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十《升仙传》条云：“按明初阙名有《韩湘子升仙记》一
剧”。
可见，《韩》剧在明代初年就已经出现，生活在嘉靖年间的《金瓶梅》作者就能将此剧引入作品之中。
这就证明了郑先生推论之误。
《韩湘子全传》
(二)关于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的年代问题
现存的《金瓶梅词话》“简端”，有一篇署名为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
郑先生说：“序中所引《如意传》，当即《如意君传》；《于湖记》当即《张于湖误宿女贞观记》，盖都是在万历间而始盛传于世的”，“周礼诗的《三国
演义》，万历间方才流行，嘉靖本里尚未收入”。【2】
由此郑先生认为，欣欣子为万历时人，《金瓶梅》作于万历三十年左右（即万历中期）。
我认为郑先生的结论正误参半。从上述证据证明欣欣子是万历时人，这是对的。但由此而推出《金瓶梅》是万历中期的作品，这就错了。
因为欣欣子与《金瓶梅》作者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欣欣子的序文与《金瓶梅》小说写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对此，我们必须从四个方面，认真分析一下史
料：
1.《金瓶梅》初刻本上有没有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
从现有史料可知，见过初刻本的有两人：沈德符、薛冈。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云：
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金瓶梅》）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
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⑦。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 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已非原貌。
它在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
因此《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写于何时，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
但是它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 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万历四十七年是续编成
书的年代。
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事，最晚不能
过万历四十七年。
《万历野获编》
再看薛冈的《天爵堂笔馀》卷二：
往在都门，友人关西文吉士以抄本不全《金瓶梅》见示。余略览数回，……后二十年，友人包岩叟以刻本全书寄敝斋，予得尽览。
初颇鄙嫉，及见荒淫之人皆不得其死，而独吴月娘以善终，颇得劝惩之法。但西门庆当受显戮，不应使之病死。
简端序语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序隐姓名，不知何人所作，盖确论也。
这一段记载，对解决《金瓶梅》初刻的时间问题，关系重大。
薛冈，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他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
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而此序刻在书的“简端”（第一篇）。 此序写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季冬。
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
从以上两段史料可知，《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
《金瓶梅》初刻本的“简端”，是东吴弄珠客写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季冬的《金瓶梅序》，而不是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
2.有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的，书名为《新刻金瓶梅词话》。
此书的“简端”是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下面是廿公的《跋》，再下面才是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 这是个初刻本的再刻本。它刻在什么时候？
黄霖先生根据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半部中将“花子由”改刻为“花子油”，认为是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而定其刻成于天启初期，应该是持
之有据的一种看法。
可见 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是《金瓶梅》再刻时，由书贾所加。这是篇来路不明的冒牌货。
3.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称：《金瓶梅》作者是他的“友人”，“兰陵笑笑生”。这是个非常敏感，当时人非常关注的大事。
万历初年，当《金瓶梅》抄本在文人间流传时，他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猜测小说的作者是谁？
袁小修说是“绍兴老儒”，谢肇浙说是“金吾戚里门客”，沈德符说是“嘉靖间大名士”，廿公说是“世庙一巨公”。
如果他们看到了欣欣子的序，知道了作者叫“兰陵笑笑生”，他们能不群起而猜之，兰陵笑笑生是谁吗？而明清间的文人，谁也没有提到过“兰陵笑笑
生”。
于此可见，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欣欣子的序，当然更不知《金瓶梅》作者有“兰陵笑笑生”一说。
这再次证明，欣欣子的序是《金瓶梅》再刻时，由书贾所加。
沈德符《野获编》的《金瓶梅》条，写在万历四十七年前，而文中未及欣欣子与兰陵笑笑生一词，这说明时至万历末年，欣欣子的序还没有出现。
这确实是篇来路不明的冒牌货。
4.《金瓶梅》到底何时成书？袁中郎致董思白书云：
《金瓶梅》从何得来？……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
此信写于何时？我的考证是万历二十三（1595）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博士的考证是万历二十四年冬⑧。这表明，最晚万历二十三、四年，《金瓶梅》
已经成书，在文人中流传。
为什么说“最晚”？因为董思白得到此书，肯定早于这个时间。此外我的考证认为，《金瓶梅》成书当在嘉靖四十到万历十一年之间⑦。
以上四条史料证明，郑振铎先生将欣欣子序与小说《金瓶梅》完全看作是同一时间的作品，又从欣欣子为万历时人而推出《金瓶梅》亦作于万历中期（万历
三十年），这是不能成立的。
绣像本与词话本
四、关于《金瓶梅》的作者
郑先生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结论是：肯定“兰陵笑笑生”，否定王世贞。
1932年，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山西发现了一部失传已久的《金瓶梅词话》（后藏于北京图书馆）。 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了
100 部。 郑先生得到了一部。
他读了卷首欣欣子的《金瓶梅词话序》后，断然指出：“那是很重要的一个文献”，“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出现了。《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说道：‘窃
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 兰陵即今峄县，正是山东的地方。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 ② 。
因为兰陵笑笑生（托名）是山东人，所以他断定是《金瓶梅词话》的作者。他还仔细翻阅过《峄县志》，“终于找不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笑笑生或欣欣子或
《金瓶梅》的消息来” ② 。 这就对了。
前文已经考明欣欣子的序来路不明，其所推出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就更加来路不明，这是书商为吸引读者而故作惊人之笔的大骟局。兰陵笑笑生根本就是个
子虚乌有的人物。
否定“王世贞说”的实质，是否定《金瓶梅》作者可能是南方人。
郑先生指出：“笑笑生之非王世贞，殆不必再加辩论”，《金瓶梅》“必出于山东人之手，那末许多的山东土白，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②。
《金瓶梅》传世的当初，“王世贞说”十分盛行。到了当代，信奉者大有人在。 我在 20 年前就提出“《金瓶梅》作者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
但我并不认为“王世贞说”就一定是正确的。“王世贞说”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不是我们与郑先生的分歧所在。
郑先生的观点的核心是：全用山东土白写的《金瓶梅》的作者，决不可能是江南人。我认为郑先生的判断是欠妥的，《金瓶梅》的作者极有可能是江南
（南方）人。
《金瓶梅素材来源》
(一) 从《金瓶梅》的语言来看，作者很可能是南方人而非山东人
《金瓶梅》中的语言十分庞杂。就其主体而言乃是北方语言，其中多用于叙述语言的是北京官话。
西门庆的谈吐亦以北京官话为主。
另外多用于人物对话，特别是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语言则是山东土白。除了北京官话、山东土白以外，全书的字里行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南方吴
语。
就连潘金莲等妇人的对话、口角的山东土白中亦夹杂着大量的吴语词汇。吴语在全书中随处可见。
例如，称东西为“物事”（八回），称抓一付药为“赎一贴药”（五回），称拿过一张桌凳为“掇过一张桌凳”（十三回），称面前为“根前”（十五
回），称阴沟为“洋沟”（十九回），称青蛙为“田鸡”（二十一回），称白煮猪肉为“白煠（音闸）猪肉”（三十四回），称很不相模样为“忒不相模样”
（六十七回），称青年人为“小后生”（七十七回），称粮行为“米铺”（九十回）。
还有什么“不三不四”，“阴山背后”，“捏出水来的小后生”等等，均属吴语。
这样的例证在全书中可以举出上千条。褚半农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中的吴音字》文中指出：
从语言角度分析《金瓶梅词话》，可看到书中有好多组字，因为在吴语中是同音，作者常常将它们混用而致错。混用的吴音字有“黄、王”，“多、都”，
“石、着”，“水、四”，“买、卖”，“人、层”，“何、胡、河、湖”等等。
这些都是吴地语音现象，在明朝其他著作中已有记载。
如王世贞《菽园杂记》云：“如吴语黄王不分，北人每笑之”。
从书中那么多的吴语同音字混用的事实，推测作者，“他应该是个吴地人”，至少是在吴地生活较长时间的人，受吴语影响很深的人⑨。
此外，《金瓶梅》在抄录《水浒传》部分所作的改动之处，直率地暴露了作者的用语特征。
例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原来慌了，正打在枯树上，把那条梢棒折做两截”。
此句《金瓶梅》改成：“正打在树枝上，磕磕把那条棒折做两截”。“磕磕”为吴语“恰恰”、“正好”之意。
同回又将武松“偷出右手来”改为“腾出右手”；《水浒传》第二十四回写潘金莲勾引武松：“武松吃他看不过，只低了头，不恁么理会。当日吃了十数杯
酒，武松便起身”。
《金瓶梅》改成：“……吃了一歇，酒阑了，便起身”。如果《金瓶梅》作者是山东人，在这些地方是决不可能改成吴语的。
《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在山东，人物多为山东人，如果作者是山东人，吴语在书中毫无立足之地，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现在书中居然出现了大量的吴语，这只能说明作者是南方人，他在有意识地使用山东土白描述北人北事时，无意识地将自己习惯使用的南方语言夹杂于其
间。
试想，除了这个原因，我们还能寻出什么理由来解释这种奇怪的改动？
《中的上海方言研究》
（二）在《金瓶梅》中还出现了与山东人的生活习尚相左的南方人的生活习尚
魏子云先生在《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⑩中指出，写在《金瓶梅》中的饮食，十九都是江南人所习用。如白米饭粳米粥，则餐餐不少，馒头烙饼则极少食
用。
菜蔬如鲞鱼、豆豉、酸笋、鱼酢，各种糟鱼、腌蟹，以及鲜的、糟的、红糟醉过的鲥鱼，都是西门家常备之味。
在生活用具方面，西门家用“杩子”（杩桶）便溺，而不是上茅厕之类，这是典型的南方习尚。
这些南方的生活习尚，显然是安不到北方山东的，亦安不到西门庆的家中。这也是个矛盾。
正是在这个矛盾中，我们才断定，《金瓶梅》的作者必为南方人，因此他在无意间将南方人的生活习尚搬到了山东，搬入了西门庆的家中。
由此可见，郑先生说《金瓶梅》“必出于山东人之手，……决不是江南人所得措手于其间的”，此话不仅有失偏颇，而且还有将后来的研究者引入歧途的危
险。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2010，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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