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花儿当伴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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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清明刚刚过去,一天,我的好友花儿着急地跑到我家,急急忙忙告诉我:“明天我结婚,你送送我,还得借你的毛衣穿几天……”这消息让我有点惊讶。我俩不仅是形影不离的玩伴,又是高小的同学,平时特别要好,情同姐妹,1955年高小毕业后,都被选进高级社当统计员。几天不见,咋就要结婚?

  说起花儿,她的大名叫杨艳芬,在她4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就去世,父亲抗日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一直以来都是外婆抚养她,在她12岁的时候外婆也不幸离开了人世。幸好,她的老三舅母收养了她,这不,眼看她年满18岁了,老人们给她介绍了一门亲事。三天前,她的老舅介绍了出身贫下中农的解放军给她认识,此人奉母命回乡找对象结婚。花儿兴奋地告诉我:“他人长得不错,身材也好,24岁,还是个排长,我已经答应明天领证结婚。人家只能住三天,假期已满,必须回部队。”我听得又惊又喜,真替她高兴,农村姑娘能找到这样的姻缘,也算不错的归宿。

  我和花儿的情谊,最初是同病相怜。她从小没妈,而我9岁失去母亲,都是没娘的孩儿,小学同窗自然成了好朋友。我们曾经一起赶会看戏,买一碗丸子汤,总是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谁都不舍得吃丸子。那不分彼此的情谊历历在目,那夜我辗转难眠。

  第二天天不亮,我就早早去了花儿家,去帮忙煮喜饺子,这20个小水饺是自己的年龄加天地各一个,还有一个大饺子是用两大片面皮,盖住里面放着七个小饺子,意味着期盼生下5男2女,圆圆满满的。看着她高兴地吃下喜庆的饺子,我的喜悦也伴着她的幸福洋溢在脸上。

  花儿新婚,穿了高领黑秋衣,高领蓝毛衣,蓝克罗丁制服,蓝呢子裤子,黑球鞋,这在当时已是非常庄重正式的好衣裳。两根长长的大辫子上扎上红绸带蝴蝶结,飘飘的,非常朴素。

  我作为伴娘,任务就是提红包袱,大红布包上红色的洗脸盆,内装一对肥皂盒、一对新毛巾和一双红鞋,就是陪嫁。

  婚礼上我见到了新郎官张四丑,人家可一点不丑,那是30里外的刘家堡镇东里解村人,一个戴着领章帽徽、穿着军装、仪表堂堂的小伙子,那身军装衬得他威武帅气。我敬茶给他,怯怯地叫声:“姐夫”,他和气地笑笑,拿出喜钱算是答谢。自行车载着我们去婆家后,我拿两把红木梳交给她婆婆,我也得到一点喜钱,沾沾喜气。

  新郎家住的是打土豪分田地获得的大瓦房。婚礼仪式上,新人对着毛主席像三鞠躬,就算拜天地了。午饭是大烩菜、馍馍和豆腐脑,吃罢宴席,我送新娘走进洞房,只见墙上挂的几个带花图案的镜子,上面有着十多人随礼的名字,还有两张虎皮宣纸写的诗词。炕上铺着席子,半炕上铺一块棉花绒毯,两床布面新被子,两个一米长的大枕头,上面有蓝条毛巾,这简单整洁的新房,就是花儿的新家。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花儿的友谊依然如故,我们最终都离开了故乡,定居在太原,我见证了花儿幸福美满的生活,他们养育了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富足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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