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文学巨著不是真实的历史，如果拍《三国演义》是本着尊重原著的精神去拍，那就无法避免脸谱化，因为原著中的人物本就非常“脸谱化”，曹操的奸雄形象，刘备的仁义形象，关羽的忠义，张飞的鲁莽，诸葛亮的智谋，周瑜的小气量等等，如果打着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旗号去给人物翻案，抑或为了迎合所谓现代人的口味而重塑人物，就大大偏离了“演义”的本质，因为演义本身就是艺术，要做的只是如何挖掘艺术本身，去再现艺术，而不是反复进行新的加工使它失去本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新版三国只能叫《三国》，而不是《三国演义》。
演义中的人物是个性鲜明的，曹操奸猾，险诈，嫉贤，多疑，甚至嗜杀，但同时也有扫清宇内一统天下的伟大抱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和宽容大度的一面。不仅营造出性恶的美学意义，其领袖特质在恶之美的反衬下给予读者更多惊喜与感悟。实现对人物塑造上的艺术冲突效果。再比如刘备，名著中最突出的形象是仁义，再就是爱哭。但也不是一味的偏执于他正义的一面，他的仁义可以感天动地，也可以很功利。许多细节生动的刻画出刘备的城府与狠辣，使读者深刻感受到这绝不是个单纯的老好人、大善人，而是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和帝王。但是不论曹操还是刘备，都必须有一个整体上的刻画定位，奸诈是曹操的常态，仁义是刘备的常态，这一正一反是三国演义最核心的对立格局，改变不仅是对原著核心理念“汉贼不两立”的歪曲，也导致了整个架构的散乱，洗白了曹操，那么反曹的一众人势必师出无名，矮化了刘备，关张岂不成了愚忠，诸葛亮就只是工作狂了。
很多人反对忠实于原著是认为演义抹黑丑化了曹操，所以要改编为曹操翻案，不“脸谱化”才能更深刻。其实未必。演义的基调确实是尊刘贬曹，曹操的定位是“汉贼”不假，但是原著作者没有抹杀曹操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对曹操在当时是否得人心的问题上也没有刻意回避，第三十一回曹操大破袁绍后有这样一段描写——时操引得胜之兵，陈列于河上，有土人箪食壶浆以迎之。操见父老数人，须发尽白，乃命入帐中赐坐，问之曰：“老丈多少年纪？”答曰：“皆近百岁矣。”操曰：“吾军士惊扰汝乡，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时，有黄星见于楚、宋之分，辽东人殷馗善晓天文，夜宿于此，对老汉等言：黄星见于乾象，正照此间。后五十年，当有真人起于梁沛之间。今以年计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敛于民，民皆怨之。丞相兴仁义之兵，吊民伐罪，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正应当时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当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绢帛赐老人而遣之。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之罪！”于是军民震服。操亦心中暗喜。这段描写就十分精妙。以百姓之口对曹操的征讨战争予以积极评价，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承认了曹操稳坐北方实则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可见作者对曹操并非不公正不客观。而最末一句则又巧妙地回归了原著对曹操本性的惯有审视角度，使其不至偏离作品主旨。使文学性和历史性完美地统一。
另外像赤壁之战前对东吴群臣一片主降派的刻画描写，也侧面反映曹操在士大夫阶层的深得人心。但旋即又通过鲁肃之口揭示出士大夫拥曹多是出自保全自身保全富贵的心理，而与道义无关。这都是符合逻辑的描写，不能说是有违史实，相反是对历史本质更为深刻的剖析，作者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表明：所谓“霸术”，确实对历史的推动与发展更为有力，但未必与道义是重合的。“大势”有人心所向，也有不得已的屈从，当然也就有抗拒者。这也是对演义开篇第一句的诠释，很显然，顺应曹操在当时是“大势”，代表“合”，所要结束的是汉末的“分”，而刘备以及其他势力对曹操又是再度的“分”，此时矛盾就形成了：是曹操与刘备的“强势”与“正统”之争，这就点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价值观——尊崇正统。曹操作为对这一传统价值观的挑战者，无论客观上是否有利国利民，他的统治权都是始终被质疑的。后人对他的各种人格方面的艺术丑化和否定也是基于这种传统理念的根深蒂固。而刘备看似曹操的挑战者，却是维护正统的，拥有民意与法理上的天然优势，而他弱而不屈的特质也更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典范，因此刘备是理所当然的英雄与正义的化身，唯独如此，追随他的关羽才能成为忠义的化身，效忠于他的诸葛亮才能赢得鞠躬尽瘁的美誉。曹刘二者截然不同的“文学命运”以及在人民心目中的固有形象是中国传统价值观所决定的，是不能轻易颠覆的。
但是，曹刘的最终追求又都归于“一统”，分分合合中上演的是权谋智术与正邪道义的角逐，既反映出中华民族对大一统的群体性政治理想，也刻画了中华民族对霸权强权的不懈抗争精神，这是三国演义作为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史书所不能替代的艺术内涵，演义是对历史的深层次剖析与补充，也代表着人民群众对历史有别于史家的解读方式。因此，《三国演义》需要“脸谱化”，照搬《三国演义》上银幕绝不会是生涩无味的，反而是对历史的尊重，对中华文化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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